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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辑存》的工作重点，在于对旧注的整理，但是编者并未因此忽略文本细读。陈垣等前贤所提出的文本细读方法，在本书中均有呈现。作为传统的文本分析手段，章句学是汉代之显学。王充《论衡》云：“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虽然汉儒终因章句之学走入歧途、太过繁琐而被后世学者诟病，但是离章析句并非于学术研究无益，不应遭到学者轻视。 如《文选》所收《两都赋》一文，虽然班固在《序》中指出作赋的目的是要“极众人之所眩矅，折以今之法度”，并在《东都赋》中言明“今之法度”即“建武之治、永平之事”，即汉光武帝以来至汉明帝两朝的“法度”，但是仍有一些观点割裂《东都赋》部分内容，认为是对汉明帝之子汉章帝的事件的描写。这就是不明文本结构或未作章句分析所致。 与之相反，本书编者在《两都赋》部分先于按语引赵翼说“特作后赋，折以法度。前赋兼戒后王勿效西京末造之侈”，又引《崇古文诀》卷五“两赋大抵前篇极其铺张，后篇从而收敛”，还列有王观国的“《两都赋》首尾一贯，一赋”说以存异同，于章句可谓“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在书中，编者引朱熹《朱子语类》中的话，指出在熟读之外，还当精思：“读书之法，读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读一遍。读诵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转。若只是口里读，心里不思量，看如何也记不仔细。” 虽然名为“辑存”，但是本书时时透出编者对于经典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意识等信息的理论思考。除去序文中的集中体现外，这种理论思考往往是要言不烦的一段按语，既包括《文选》版本间的异同优劣、不同版本的流传演变，还有对前人关于文本背后的历史考察的分析梳理。 这些按语，均已透露出编者发微索隐的意识。如贾谊的《吊屈原文》，编者在序文下以按语的形式，分析了《文选》将原本是赋的本篇列入文类的原因；辨明了序文与《史记》《汉书》在版本上的异同；对本文贾谊自伤邓通等人所诉的观点与为周勃、灌婴等人所谮之说的争论进行了简单的学术梳理，列举了应劭（李善注引）、王充、王先谦、王应麟、王世贞、梁章钜等人的说法，指出邓通未必不在谗毁贾谊的诸人之列；将序文的作者认定为史家而非贾谊本人。仅仅70余字的序文，编者却从文体分类、版本来源、创作背景、序文作者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文本背后的思考。由此可见，虽然编者在书中也引朱熹语“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验”，“埋头苦读，不要求效”，但是编者的本意并非不欲读者寻求言外之意、物外之象，而是希望读者通过文本的细读，使意象自然呈现，从而达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的效果。 作为当下经典文献研究应当回归并立足文本的提倡者，刘跃进在《辑存》的编纂过程中，处处践行着他所提出的三条基本途径，并通过《辑存》一书有力地证明了这三条途径的卓有成效。从这个意义上说，《辑存》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在“选学”文献整理方面的集大成和继往开来，还在于证明了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经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