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现场，科幻文学以其眼界、思维、爆发力而备受关注，为展现其面貌，我们邀请青年评论家杨庆祥，主编“青·科幻”丛书，收录极具活力的青年科幻作家代表作，一人一册。丛书名之“青”取青年之意味，更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祝福。 历史性即现代性 在常识的意义上，科幻小说全称 “科学幻想小说”，英文为Science Fiction。这一短语的重点到底落在何处，科学？幻想？还是小说？对普通读者来说，科幻小说是一种可供阅读和消遣，并能带来想象力快感的一种“读物”。即使公认的科幻小说的奠基者凡尔纳和威尔斯，也从未在严格的“文类”概念上对自己的写作进行归纳和总结。威尔斯——评论家将其1895年 《时间机器》的出版认定为“科幻小说诞生元年”——称自己的小说为“ScientificRomance”（科学罗曼蒂克），这非常形象地表述了科幻小说的“现代性”：第一，它是科学的；第二，它是罗曼蒂克的，即虚构的、想象的甚至是感伤的。这些命名体现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现代性文类本身的复杂性，凡尔纳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变异的“旅行小说”或者“冒险小说”。从主题和情节的角度来看，很多科幻小说同时也可以被视为“哥特小说”或者是“推理小说”，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小说也一度被归纳到科幻小说的范畴里面，更不要说在目前的书写语境中，科幻与奇幻也越来越难以区别。 虽然从文类的角度看，科幻小说本身内涵的诸多元素导致了其边界的不确定性。但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将《西游记》这类诞生于古典时期的小说视为科幻小说。在很多急于为科幻寻根的中国学者眼里，《西游记》《山海经》都被追溯为科幻的源头，以此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至少在西方的谱系里，没有人将但丁的《神曲》视作是科幻小说的鼻祖。也就是说，科幻小说的现代性有一种内在的本质性规定。那么这一内在的本质性规定是什么呢？ 有意思的是，不是在西方的科幻小说谱系里，反而是在以西洋为师的中国近现代的语境中，出现了更能凸显科幻小说本质性规定的作品，比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和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王德威在《贾宝玉坐潜水艇——晚清科幻小说新论》中对晚清科幻小说有一个概略式的描述，其中重点论述了《新石头记》和《新中国未来记》。王德威注意到了两点：第一，贾宝玉误入的“文明境界”是一个高科技世界；第二，贾宝玉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观念。“最令宝玉大开眼界的是文明境界的高科技发展。境内四级温度率有空调，机器仆人来往执役，‘电火’常燃机器运转，上天有飞车，入地有隧车。”“晚清小说除了探索空间的无穷，以为中国现实困境打通一条出路外，对时间流变的可能，也不断提出方案。”王德威将晚清科幻小说纳入到现代性的谱系中讨论，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考察相较“五四”现实主义以外的另一种现代性起源。 “以科幻小说而言，‘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成绩，就比不上晚清。别的不说，一味计较文学‘反映’人生、‘写实’至上的作者和读者，又怎能欣赏像贾宝玉坐潜水艇这样匪夷所思的怪谈？”但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基于现代工具理性所提供的时间观和空间观，这种时间观与空间观与此前不同的是，它指向的不是一种宗教性或者神秘性的“未知之境”，而是指向一种理性的、世俗化的现代文明的“未来之境”。如果从文本的谱系来看，《红楼梦》遵循的是轮回的时间观念，这是古典和前现代的，而当贾宝玉从那个时间的循环中跳出来，他进入的是一个新的时空，这是由工具理性所规划的时空，而这一时空的指向，是建设新的世界和新的国家，后者，又恰好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所展现的社会图景。 现实性即政治性 如果将《新石头记》和《新中国未来记》视作中国科幻文学的起源性的文本，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侧面，第一是技术性面向，第二是社会性面向。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幻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科学文学”，也不是简单的“幻想文学”。科学被赋予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而幻想，则直接表现为一种社会政治学的想象力。因此，应该将“科幻文学”视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而非一个本质化的概念，也就是说，它的生成和形塑必须落实于具体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科幻写作具有其强烈的现实性。研究者们都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科幻小说自晚清以来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分别是晚清时期、1950年代和1980年代，这三个阶段，恰好对应着中国自我认知的重构和自我形象的再确认。有学者将自晚清以降的科幻文学写作与主流文学写作做了一个“转向外在”和“转向内在”的区别：“中国文学在晚清出现了转向外在的热潮，到‘五四’之后逐渐向内转；它的世界关照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得到恢复和扩大，又在后三十年中萎缩甚至失落。这种两分法基本上还是基于‘纯文学’的‘内外’之分，而忽视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实践行为，科幻文学远远溢出了这种预设。也就是说，与其在内外上进行区分，莫如在‘技术性层面’和‘社会性层面’进行区分，如此，科幻文学的历史性张力会凸显得更加明显。”关于科幻文学写作在中国语境中的危机，我们必须承认在刘慈欣的《三体》出现之前，我们一直缺乏重量级的科幻文学作品，这不是技术性的危机，而是社会性的危机。也即是说，我们并不缺乏技术层面的想象力，我们所严重缺乏的是，对技术的一种社会性想象的深度和广度，这种缺乏又反过来制约了对技术层面的想象，这是中国的科幻文学长期停留在科普文学层面的深层次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以刘慈欣《三体》为代表的21世纪以来的中国科幻文学写作代表着一种综合性的高度。它的出现，既是以往全部科幻历史的后果，同时也是一种现实性的召唤。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的高速发展及科技的日新月异让我们身边出现了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3D打印、人工智能、大数据、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量子通信、基因编辑……尤其是中国享誉世界的‘新四大发明’：共享单车、高铁、网购和移动支付，更是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中国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站在了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幻小说对未来的思考，对于人文、伦理与科学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流问题，这为科幻小说提供了新的历史平台。” 虽然刘慈欣一直对“技术”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并坚持做一个“硬派”科幻作家。但是从《三体》的文本来看，它的经典性却并非完全在于其“技术”中心主义。毫无疑问，《三体》中的技术想象有非常“科学”的基础，但是，《三体》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却并非在这些“技术”本身，而是通过这些技术想象而展开的“思想实验”。我用“思想实验”这个词的意思是，这些“技术”想象不仅仅是科学的、工具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哲学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不仅仅是理性主义的，同时也是理性主义的美学化和悲剧化。也就是说，《三体》所代表的科幻文学的综合性并不在于它书写了一个包容宇宙的“时空”，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象，而很多人都在这里被迷惑了，而更在于它回到了一种最根本性的思想方法。这一思想方法是自“轴心时代”即奠定的，即以“道”“逻各斯”和“梵”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想象一个新的命运体。如果用现代性的话语系统来表示，就是以“政治性”为思考的出发点。政治性就是，不停地与固化的秩序和意识形态进行思想的交锋，并不惮于创造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和建构模式——无论是在想象的层面还是在实践的层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