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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学术界有传承已久的文本细读观念。依照中国学术的传统，文本细读的前提，首先需要校订异同、是正文字，获取较为可靠的文本。同时，只有立足于可靠文本的细读，才能准确地感知经典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思想意识等信息。所以，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提出：“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 若要准确无误地看待经典、阅读经典，就须文献整理、文本细读与理论思索三管齐下。这正是刘跃进在《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中，对从事经典整理与研究的基本途径所进行的归纳。在他主持编纂的《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辑存》）中，充分体现出这种经典整理与研究方法的切实可行与行之有效，为传统经典的重新整理与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路。 《辑存》最为直接的贡献，在于对文选旧注的整理。所谓“旧注”，包括李善所引旧注、李善独注、五臣注、《文选集注》所引各家注释、佚名古注及相关史书、文集古注等。在这些旧注版本的选择上，编者力求精善而全面，如正文及李善注选取淳熙八年尤袤刻本为底本，而参以敦煌本、北宋本《文选注》、黄善夫刻本及百衲本史书等。在此基础上，《辑存》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对旧注进行了异文比对，并加以精辟的案语，为从事《文选》的学者了解诸本异同优劣、版本系统的演变、前人时贤考订的正误等诸方面，提供了直观清晰的阐释。一编在手，省却了翻检查找诸本之累，用力少而易为功。授人以渔，莫过于此。 对于文献整理者而言，更有启示意义的是，《辑存》取古代图书法帖等文本作为参照，用以校勘《文选》正文。虽然中国古代素有“左图右史”的传统，书法也多是历代官方用以取士的标准之一，且中国古代文人多能兼通诗文书画，许多诗文往往不见载于本人文集却可见诸书画题跋、印章边款、器物铭文等，但是当下的整理与研究对此往往观照不多。《辑存》取易于被忽视的书画石刻等相关资料用以校订文字，启发我们在从事古代经典的整理工作时，应对与之相关的不同学科、不同载体的文献流传情况进行全面考察。 举例来说，《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所收录的文学家有丁敬、黄易、陈鸿寿等人，他们在诗文之外又以书画印著称。其印章中的边款，除了记述与篆刻相关的文字外，还有不少诗文材料，或可补本人文集的不足，或可用以校订集中文字。研究这些人的文学作品，除文集与书画题跋等材料之外，还应关注他们的印章边款文字。从这个角度而言，《辑存》在古代经典文献整理方面所作的这种实践，提倡风气的意义非比寻常。 文本细读，于中国传统经典文献而言，应该如何读，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编者在《辑存》的代序《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一文中，总结了前辈学者的几种方法。如文中借用陈垣的话，谈到自己对于文本细读的一些认识：“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倒置。”“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