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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过去近80年，当事人都早已不在，要想搞清《羽书》从剪贴稿本变身为正式出版物的细节，或已不易。特别是王统照先生是如何转交巴金而巴金又如何将之列入“文学丛刊”第七集的细节更是难以窥知。对此，吴伯箫本人也留有遗憾：“第一次文代大会，剑三晚到两天。郑振铎先生忙着邀巴金同志等作陪在翠华楼替他洗尘。席间大家畅怀交谈，真的‘把杯痛饮’，我竟忘记问起写序的事，更没谈起《羽书》的出版过程。”由此，《羽书》序言的撰写和出版过程成为文学史中失落的环节。 不过，文学史的意义却还是因《羽书》的出版而产生了。盖《羽书》者，乃吴伯箫1930年代初北师大毕业后重回山东从教期间所作散文的结集，写作时间集中在1933至1936年的四五年中，数量不过18篇，上海竖排版页码为118页，花城横排版加上序跋也不过百余页，实在说不上厚重。不过在吴伯箫，这几年倒是他写作的自觉期，晚年回忆录《无花果》提及这一段，有“梦想以写作为业”和“梦做得最熟的时候”之语，又说：“那时不自量力，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对“文体”的自觉也的确在这时期的作品中多有体现，《山屋》《马》《灯笼》《羽书》《我还没有见过长城》《几棵大树》以及没能入集的《天冬草》《海》就都是发表后广受好评的名篇。如把这些散文与同时期何其芳、李广田等人的作品比较，可以感知他们在文体风格上的某些相似特征。 当然，种种阴差阳错构成的必然和偶然导致《羽书》及其作者不能全面而及时为更多读者所注意，造成了接二连三的遗憾。直到近40年后才被有眼光的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介绍到文学史著作中，不少篇章也被收入各种现代散文选本，却又是幸运的。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本人就参加过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并有幸撰写了40年代散文一章，其中就将《羽书》与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冯至的《山水》、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并列介绍，那或许是大陆高校教材第一次专节介绍吴伯箫的早期散文。而我当时所借鉴的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其《中国新文学史稿》所持的观点，即吴伯箫早期散文代表了一种现代散文的豪放风格。 就《羽书》集本身言，也还有另外的遗憾。一是同时期写的另几篇散文如《天冬草》《海》《记岛上居屋》《雨》《黑将军》《理发到差》未及收入集子，而且出版时封面上的作者名字被排成了“吴伯萧”。“箫”为竹字头，“萧”则为草字头，也的确容易混淆，故直到巴金晚年写信给吴伯箫，写的就仍然是草字头的“萧”。 不管怎么说，小小一本《羽书》，故事不少，遗憾也多。可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王统照不负友人之托将之付与巴金，而巴金又不负友人之托将之纳入“文学丛刊”出版，则一切怕是都无从说起了。 从这些角度看文学史，文学史是活的、有趣的。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