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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南还认为,“概念真理与经验描述相互渗透,我们的谈论总是在我们所接受的信念､概念知识体中进行的”(Putnam 2004:61)｡因此,普特南不认为一个逻辑命题一定要有本体论的承诺,因为人们一旦假设了一个“真实”的“存在”,就不能不抬出一个上帝来为此辩护[1](同上:84-85)｡这里,他的实用主义多元论要将“真”的探究从本体论回归到实用的常识,在相互渗透的概念真理与经验描述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因此普特南就把按照常识､经验是合理的可接受性作为判断一种认识､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是否为真的一种标准｡但是,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真理性概念同合理性概念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粗略地说,用以判断什么是事实的唯一标准就是什么能合理地加以接受”,“但是,合理可接受性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是两个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普特南1997:2)｡为此,普特南将合理可接受性加以精细化,把它限定为“理想化的合理可接受性”｡“理想化”指“合理可接受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不至于带有太多的时间性和个人性以致与真概念不相匹配”(转引自陈晓平2013:71)｡普特南认为,符合“理想化条件”的合理可接受性可以这样理解:“宣称一个语句是真的,就是宣称在它(本文作者按:指这个语句的陈述;下同)的位置､在它的语境､在它的概念框架里它是真的;粗略地说,就是宣称,在认识条件充分好的情况下它可以得到辩护”(Putnam1990:vii)｡也就是强调作为认识这个语句为真的“充分好”的条件就是要符合这个语句自身的人､地､时的环境和条件｡婉曲话语求真也要符合这个标准｡ 普特南这个“真”之标准充分考虑到不同人在不同时空对某一事物会有多元态度,因此不同人按照某(些)条件可为某一事态的陈述是否为真做出辩护｡这很适合用来分析婉曲话语｡例如,将对某些商品做配给或凭票供应称为“计划供应”,这说法可在一定的概念框架里进行辩护:计划供应就是按一定的量配售或供给,是为某种利益某种目的而做出的计划行事;为某种目的和需要,把这种制度或行为如实地称为配给或凭票供应是正确的,称为“定量供应”､“计划供应”也是合理的､可接受的｡又如在某些人的某可能世界里,“主的怀抱”和“西方极乐世界”是人的最后最好归宿｡这样,按照普特南的“真”之标准,我们就可以为婉曲话语的求真做出有效的辩护｡ 用某个指号(语言符号)来指称和诠释一个事物,理论上是一个“无限指号”(unlimited semiosis)过程(Eco 1976:66-68);无限指号的其中一个内涵可以是:若A=B时B又可回头转指A,这就是在无限指号过程中主体意向性将B选择为新的命名,从而使B从意向性客体转化为实在性客体｡上文的婉曲话语都可观察到这种情况｡又如“计划生育”､“家庭计划”曾是“节制生育”的婉曲话语,但现在用来称呼有关的措施和行为也很通行｡我们是以因果论来看待命名的,词语本身并不指称;名无固宜,实现“约定”的是人､是人的信念选择｡人们认定用此名而非彼名的是某种信念所为,是主体目的性要求将各种因素形成的一个信念选择,核心是主体的意向性,这就是命名的因,无论是称为“计划生育”或是“节制生育”,都反映了主体意向性的信念选择｡ 说明世界的“真”的理论或对此进行“真”的描述的方法不止一个｡在婉曲话语研究中,我们强调的“真”是在具体语境下对主体的意向性具有某种合理可接受性｡普特南的实用主义真之观念力主将真的信念与人的信念关联起来,并由此把关注的核心置于这样来认定的真理效果之上｡这使传统的真理符合论所缺失的主体因素在判断孰为真时获得了弥补｡上文说过,传统的“真理符合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义分析方法的真理观念,而语义所诉诸的主要是指涉,语用则主要诉诸语境以及主体行为于其中的效用,这样真理便具有了走向语用层面的合理通道｡这种语用化的真理观突破了传统上静态地指示相关语词关系的狭隘层面,引入了整体论观念,将语形､语义和语用的因素内在结合起来,并突出强调了主体意向性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在求真视域下进行婉曲话语研究的真理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