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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没有处理好语言和文学的关系。50年代把语言和文学切开的作法既没有使我们建立起科学的语言学，又使我们丢掉了传统的语文学。在我们的传统学科中，语言和文学是分不开的。以大学里“中文系”这个名字来说，就是从过去的“中国文学系”而不是后来的“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缩而来的。过去的一些文学家，同时也精通语言学。例如，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就是由著名散文家朱自清作的序。从这篇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当时的语言学的熟悉程度。 总的说来，中国语言学之所以面临今天的处境，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看，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我们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封闭语言学、忽视语言学的理论建设等酿成的后果的总爆发，是历史和现实对我们的一种惩罚。于根元（1995，第95页）曾指出：“一门学科的发展，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外部条件。一个是及时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内部条件。内部条件的关键往往是研究者的素质的提高，而素质的提高主要是观念的更新。”这段话可以说是道破了个中真谛。 四 对策：抓住机遇 在解决语言学困境的讨论中，人们抱怨最多的是“商品大潮”的冲击。其实，在这一冲击中，语言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机遇之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迅猛发展。70年代末以来，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许惟贤，1990）。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字，近年来来华学习汉语的人数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1995年，来华学习汉语的人数达3.7万左右。从目前的情况看，每年来华学汉语人数的递增率将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在本国的大学或中学设立汉语专业或开设汉语课程，我国每年都要派出相当数量的汉语教师到有关国家任教。此外，香港的回归祖国，正在形成一股普通话热，国内经济的发展正在推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方言地区学习汉语和普通话。美国学者Richard T.Thopmson早就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汉语学习肯定将要进一步发展的时期”（邱质朴，1982，第264页）。费正清（J.K.Fairbank）也说，研究中国历史，有着重重困难，“头一个困难就是语言”（邱质朴，1982，第265页）。很显然，在这种形势之下，语言教学工作者大有作为的时期即将到来。邱质朴（1982）曾指出出汉语作为一种资源面向世界开发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建议，可惜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注意到，随着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一些语言著作的地位和社会效益正在显现出来。以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为例。这本凝聚了编纂者无数心血的著作，过去只是语言研究者才用，如今已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抢手货。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编纂者当时的卓识。相形之下，语言学研究的弱点也暴露了出来：无论是教材还是工具书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机遇之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正在向我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过去的十年里，计算机事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计算机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十年前就提出，没有第五代语言学家就没有第五代计算机。可惜的是这没有得到语言学界的反应。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语言学依附于文学，绝大多数的语言学家是“科盲”和“机盲”。他们没信心也不想去啃硬骨头。随着计算机事业的发展，机器翻译系统、计算机校对系统、语音合成等都正在向语言学提出配合的要求。这是语言学向科学化发展的一个绝好的机会。60年代语言学界在讨论语言和言语问题时所提出的语言研究的科学化和精密化的现实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孟 《动词词典》、李行建《现代汉语搭配大词典》等的作用也正在显示出来。 机遇之三：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文化圈”热继续升温。“相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使得汉语·文化社区成员间在心理上产生了强大的内聚力，一个以中国本土为主体的“汉语·文化圈”多肢脉地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汉语·文化经济圈”也必将在地球出现。”（卞觉非，1992，第27页）。因此，汉语语言学也成了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中国的方言、中国语言的类型、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关系等。这必然能促进我国语言学界与海外语言学界的交流，进而促进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它无疑是给我国的语言学尤其是传统的语言学的一个良好的机遇。 机遇之四：各种各样的语言社会工程对语言学提出了需求。例如，由于经济发展的推动，我国的各项社会福利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这几年来尤为引起人们关注的是聋儿的语言康复教育。我国现有7岁以下聋儿约80万人，每年约新增3万人。为了使这些聋儿恢复语言能力，减轻社会和家庭将来的负担，社会各界都投入了不少力量。“八·五”期间，对6万名聋儿进行了语言训练。按照《全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规划纲要》，“九·五”期间，要对6万名聋儿进行语言训练，到2000年要达到年训2万人的能力。从目前的情况看，聋儿语言康复教育中的硬件如各式各样的助听设备已基本解决了，但其软件如语言教育方面还有很大的问题。最现实的问题是需要一支语言教育研究队伍和教材。这也给语言工作者提出了不少新课题。语言的社会工程课题还表现在语言矫治方面。由于经济条件改善，绝大部分有不同程度言语障碍的病人希望能得到矫治。如果语言工作者能够投入这一工作，一定可以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 机遇之五：幼儿教育对语言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儿童早期语言能力的发展，是他们智力发展的重要标志（赵寄石、楼必生，1993）。由于“一孩政策”的推行，加上我国传统上的“望子成龙”的影响，独生子女的家长门对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寄予了极大的关注。这就在儿童语言的发展和教育方面向语言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 以上只举了几个大的方面的例子，这些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实际上语言学的新领域和新课题是非常多的，它的前景非常广阔。伍铁平（1981）、邱质朴（1982）、蔡富有（1984）在讨论语言学的地位的时候都作过详细的论述。总的来说，在当今的世纪交替中，语言学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机遇。那么，面对这些机遇，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 对策之一：加强语言学理论队伍的建设。如前所说，语言理论的研究对于语言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尽快建立一支专业思想稳固的素质优良的语言理论队伍，探讨语言学在新的时期的任务、目标以及方法论。同时要鼓励出学派，提倡多元化（郭伯康，1993），真正做到“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一些新观点、不同看法不要急于下结论。理论研究者要多接触实际，少空谈。语言学理论队伍的建设可以以现有的一批理论工作者为基础，注意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中发现并培养人才。要教育新的理论工作者树立巩固的专业思想，尽可能减少短期功利行为。另一方面，就语言学队伍本身来说，我们目前的队伍在数量上是建国以来最为兴盛的，但他们的专业思想和业务素质却不容乐观。原因之一是生源。近年多数考生来自师范院校，而他们的目的也只是为了避免当中学教师的一个跳板。我们自然不能责怪这些考生，但这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