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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当代语言学》是我国重要的理论语言学期刊，其前身是《国外语言学》，而《国外语言学》又从《语言学资料》《语言学动态》发展而来。《国外语言学》曾是我国语言学者了解世界语言学动态及发展大势的一个重要窗口，而《当代语言学》则提供了“洋为中用”的学术平台。《当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几代学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探索过程”，也反映了我国学术从相对封闭到逐渐开放并最终走向世界的发展过程。 近几年，《当代语言学》的办刊宗旨已经从提倡“洋为中用”转向提倡“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其办刊宗旨的微调反映出我国语言学研究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努力方向和追求，代表了《当代语言学》作者和读者的时代心声，所希冀的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从跟踪为主全面转向跟踪和并跑兼具的阶段，并继而步入并跑和领跑并存的新阶段。 就现代语言学而言，西方是“先生”，我们是“学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唯恐跟不上“先生”的“学生”。因此，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也是我们忙着学习“先生”所创立的各种理论的四十年。从生成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到类型学、语法化、语义图，可以说，西方有什么学派、流派，国内就有什么相应的学派、流派的介绍，也有各种各样用相应的西方学术方法来做汉语研究的尝试。所以，语言学者一直很忙，忙于跟上国外语言学的发展，忙于学习不断涌现的新理论、新方法。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形？那是因为我们有许多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从已有的理论和方法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于是自然就会去寻他山之石，以求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案。这种情形就像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讲的一样。他说那个时候人们对现状不满，想改变中国，但从旧学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怎么办？于是就向西方寻求道理，什么书都看。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论人民民主专政》） 所谓的新学就是西方的学问，旧学就是中国传统的学问。大家以为、认为并相信新学可以救中国。后来语言学的情况也类似，大家学习西方各种各样的新理论，试图用这些理论解决中国语言学的实际问题。旧学的吸引力之所以不复往日，就是因为它无法面对新问题，无法为人们探索人类语言的奥秘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当语言与人工智能、语言与大脑、语言与生物学等问题成为人们密切关注并迫切需要探索的学术前沿问题时，语言学所要处理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传统学术所能触及的范围。 自《马氏文通》之后，我们才开始较多地接触现代语言学。一接触到现代语言学，我们便意识到我们不如人家、落后了，需要做学生，需要学习。实际上，在语言学之外的其他诸方面，当时的情况也基本一样。晚清时，我们发现曾经很看不起的蛮夷原来不仅是船坚炮利，竟还有十分精致的文明，以至于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竟做如此感慨：“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最令当时那些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以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教诲中成长起来以致很有文化自信的封建士大夫感到不堪的是，原来他们一直喜欢加上虫、豸、犬部偏旁来指称的“蛮貊”和“夷狄”，竟认为他们那自认为其政教非西洋所能及的“天朝上国”不过是“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离“巴尔比里安”（barbarian）也不过是半步之遥，而这正是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所描述的情景：“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