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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以语言教学为例。我们传统的语文教学方式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从《马氏文通》开始，人们试图摆脱这一传统，想走“捷径”。然而，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毛泽东，1942，第794页）。在我们准备隆重纪念《马氏文通》出版10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语言学的学习有助于语言的学习，这是事实。语言学在语言学习中不是万能的，这也是事实。在语言教学中不适当地夸大语言学的“功力”，只能增加学习者的功利意识；而那些依赖“现代汉语”课来“提高语言分析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的理想主义者，最后面对的只能是失败，而这又将成给“语言学无用论”提供的“证据”。陆俭明（1986）曾一针见血地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先辈不注重汉语语法的研究”这一令人深思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似乎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语言教学法的传统不同于西方？赵元任曾用背《四书》《五经》的方法去学德文，而结果并不比那些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差（赵元任，1980）。可见我们的传统方法也有其合理性。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新的语言教学法，但语文教学在整体上可以说是失败的。语言学如今的地位，可以说与这有很大的关系。 语言教学对语言学的需求是现代中国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一。除种种社会历史条件之外，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还要依赖于该学科自身的教学——语言学教学，以此培养一批又一批的语言学工作者在语言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从而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几十年来不少有志之士为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努力。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建立了汉语专业，南京大学也曾组织过“语言专门化”。然而，语言学的教学在我国的本科教育中几乎是空白。全国到目前没有一个语言学系，语言学仍以依附于语言教学或文学教学之中；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专业中，语言学专业也寥寥无几。而我们目前还正面临着更大的麻烦。我想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南京大学1996年研究生招生复试时发现，连赵元任是什么人都不知道的考生并非个别人！我在苏丹喀土穆大学时常常感慨，那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还有一个语言学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一天呢？据说朱德熙先生生前曾多次为建立语言学系而奔走，凭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应该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但朱先生最终也未能成功。 （4）忽略了语言研究的多元化 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所以对于许多语言工作者来说，在研究什么和怎么进行研究方面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他们只能靠“紧跟”一些有影响的专家的研究路子来开展研究工作，而对于自己进行的一些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并不清楚。在这中间，一些有影响的杂志自然成了指挥棒。一种杂志常常有自己的办刊方向，有自己的关注点。我国的语言学刊物种类很少，这就导致了语言研究从内容到方法上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专家对某些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偏好等原因，形成了语言研究的“一花独放”的局面。而这也就限制了语言学的发展。我不反对对语言事实的研究，而且自认为是语言事实研究的积极鼓吹者；我也不反对根据某一时期的特殊的需要集中力量对某些方面进行突击性的研究。问题在于，偌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大的一支语言学队伍，我们难道不应该培养形成一支理论研究的队伍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语言学观点有一席之地，难道不应该形成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吗？ （5）前苏联语言学的负面效应 前面已经说过，前苏联语言学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其中有好的一面，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首先是语言理论方面。从50年代开始，中国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为前苏联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所左右，一本薄薄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成了研究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而当时应急需翻译过来的语言学理论教科书，也不过是那本小册子的注释本。虽说这本小册子提出的问题在不少方面至今看来仍是正确的，但是它的一些论点的谬误（奚博先，1993）以及它的“权威性”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所带来的后果却是不容低估的。事实上，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从一些语言学的著作中看到一些影子。近年来我国出版了不少语言学史、语法学史等方面的著作，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可惜的是对这一时期进行深刻分析的并不多。 其次是语言和语言学教学方面。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曾经指出前苏联模式在中学语言教学方面的失败。事实上，大学里的语言课程的设置方面我们受到的影响并不亚于中学。它至今仍在困扰着我们的语言和语言学教学。上面我们已经指出了语言教学和语言学教学的区别和联系，现在可以据此作些检讨。汉语和俄语是差异极大的两种语言，因此在语言教学方面也不可能有一套完全相适应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在我们的几乎每一所高校中，有一门似乎永远也无法改变的课程——“现代汉语”。这就是前苏联模式的产物。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 （1）混淆了语言教学和语言学教学的界限，使我们至今仍以“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作为“现代汉语”教学的指导思想。而恰恰是这一指导思想，使大学里的“现代汉语”课陷入了困境。我曾经作了一点调查，在我调查过的一些美国大学中，从未发现它们的英语系设有一门“现代英语”的必修课，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大学的阿拉伯语系里，也没有发现这类似的必修课。 （2）割断了汉语的历史，汉语和其他一些印欧语的差异还在于历史的连续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汉语的语素和词的密切联系。关于汉语语言学的沟通，我在《现代汉语教学刍议》一文已有所论及，只是我当时还没有注意到语言教学和语言学教学的区分。 （3）跳不出当时教材的模式，内容上没有突破——我们至今仍在用几十年前的教材。这显然与我们没有突破旧的教学指导思想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