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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语言学的振兴 60年代中后期，中国语言学同其他学科一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的冲击，跌入它的最低谷。从那时直到70年代末的十多年中，除了“文革”后期组织编写过几本工具书和语言方面的小册子外，语言学研究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就是1972年高校恢复招生之后，一些语言工作者还不得不写一些象“评法批儒”一类的文章。 中国语言学的复苏始于1978年。它的显著标志是《中国语文》和其他一些语言学杂志的复刊。从那时到80年代中期，是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学术繁荣有几个重要标志：（1）召开了多种学术会议；（2）建立了一大批语言学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3）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语言学论文和著作；（4）培养了一批新的学术骨干。 语言学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如此繁荣，显然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首先，学术界在被压抑10年以后，重新得以恢复活动，这无疑振奋了广大语言学工作者的精神；其次，社会对科学文化也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以出版业为例，由于十年“文革”造成了严重的“书荒”，加上“文革”后的一个社会性的学科学文化的热潮在中国大地兴起，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使得学术成果得以发表，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开展①；第三，由于十年“文革”所造成的文化的断层急需补充一大批语言文字工作者，高等学校、出版部门以及一些科研机构中对于语言文字工作者的需求也吸引了不少人从事语言文字工作。 三 中国语言学面临的问题症结所在 通过上面对中国语言学的几个发展时期的回顾，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语言学的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同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那么，为什么到了80年代中后期语言学会陷入象许多人都认为的那样的危机呢？ （1）忽略了语言学的存在必须以社会的根本需求为前提。 社会需求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社会需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对语言学的发展过程的回顾中清楚地认识到。那么，今天社会是否还有对语言学的需求？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社会对语言学的需求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这可以从近些年的一些讨论文章看出。例如，我们花不少的气力去研究高校的现代汉语的教学问题，但大多把精力花在教材的改进、如何去引起学生的兴趣，而把最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却放在了一边。我们在《现代汉语教学刍议》（郭熙，1989）一文中提出了指导思想的问题，在一些朋友中引起了一些议论。1991年夏，在昆明召开的全国高等师范“现代汉语”教学问题讨论会上我们对现代汉语教学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当时有些言词比较激烈，一些多年从事现代汉语教学工作的先生很反感。的确，对于多年从事现代汉语教学工作的语言学工作者来说，热爱自己的专业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至今仍对当时因言词不当而刺伤他们的自尊心而感到极度的不安，但我们至今仍不认为那些批评是错的。而且，如果说当时的发言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我们当时整个语言学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还缺乏认识。今天看来，不仅现代汉语，而且整个语言学教学都存在着不少问题，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脱离了社会的实际需要。一些学者如于根元（1995）、奚博先（1993）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但目前还没有引起社会上的广泛注意。 （2）忽略了对语言理论的研究。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我国多少年来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我们一直在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又总是背离这一基本原则。我们在理论上欠债太多。其中带有根本性的是我们忽略了对汉语的理论特别是方法论的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描写在语言学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理论。回顾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学术上理论问题讨论的热烈时期也正是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时期。30年代的文法革新讨论、50年代关于词类的讨论、60年代关于语言和言语的讨论以及语法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无疑都大大扩大了语言学科的影响，也促进了语言学科的发展。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当时讨论的一些理论问题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语言和言语的大讨论就关系到了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于根元，1995）。而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直接影响到语言研究的方向和任务。理论上的欠债导致我们一直跟在外国人的后面跑。外国人有“三品说”，我们也有；外国人描写，我们也描写；外国人搞转换，我们也搞转换；外国人搞功能，我们也搞功能…… 当然，外国人搞的我们也能搞，外国的理论方法我们应该借鉴。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理论？汉语与其他的语言有共性，但也有许多特点。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汉语自身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理论来。那种我们提供材料，让外国人出理论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在语言研究方面，只有当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只有当我们有自己的理论去指导我们的实际，中国的语言学才有可能走出那一直走不出的“怪圈”！ （3）未能正确地把握语言学科的性质 语言学是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这个定义本身似乎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在不少人的大脑里，它只是一个可以说说的定义而已。至少在中国的学科管理部门的脑子里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的语言学科都依附于文学。中文系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中所设的专业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表面上看语言冠于文学之首，但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它只是文学的一个附痈，正如传统上语文学是经学的附痈一样。把语言学和文学放在一起在某些方面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是人们似乎却忘记了事物的另一方面：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而文学是一门艺术！显然，继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仍然是：语言的本质是什么？ 事实上，即使语言学界本身对语言学学科性质的认识也有问题。其中突出的表现是把语言教学和语言学教学混同起来。 一般说来，语言教学指以一种或多种语言为对象的教学，而语言学教学则指以一种或多种语言研究为对象的教学。这是两种从对象、目的到内容都不相同的教学，尽管二者有时有些相似之处。例如，语言学教学和语言教学虽然都讲语言学的理论，但根本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培养学生研究和分析语言，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有助于语言的学习和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这两种教学有密切的联系：没有语言教学的要求，就谈不上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而没有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现代语言教学的方法也无从建立。总观中外语言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语言教学的。以美国为例，其语言学的发展就与英语的推广和教学有很大的关系，二次大战后语言学在美国颇受重视就是如此。我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正是语言教学给中国语言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广施才能的广阔天地，也正是语言教学对现代的中国语言学的需求，使得中国语言学得以迅速的发展。然而语言教学和语言学教学的这种联系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