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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兴的审美转向与兴、象合一 “兴”、“意”作为主体精神是相通的，二者与“象”对举成为“兴象”、“意象”，实际上都在情景相融。但“兴”来源于《诗》兴的传统，“意”则来自《庄子》、《易传》与玄学的思辩，“兴象”乃是《诗》“兴”与《易》“象”的遇合。《庄子·天道》首先阐发了言、意的关系(52)，《易传》假托孔子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则“立象以尽意”(53)。三国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54)立象尽意，或象以出意，都在于象具有蕴含和象征的功能。卦象取于物类，诗的言表亦藉景物之象。得象忘言，就只有景象或物象的呈现，意寓其中。当然，诗的语言本身具有审美的特质，是不能忘掉的，这不只是言的表层意义，也有“言外之意”(55)。“象”也是不能忘掉的，而有“象外之象”(56)。从中国诗学演变的大势来看，《诗》兴与《易》象的对举和相融乃是儒家“诗教”与老庄在玄学中的遇会，导致《诗》学情兴与景象的结合。 《诗》四言触物兴情在五、七言尤其是近体中演变为情兴与象的对举，但由于情、兴、意的主体精神相通，它们与景、象相合，就形成情景、兴象、意象，本质上并无区别。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下谓“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57)，这是《尚书·舜典》“诗言志”说的传统。然《论语·阳货》孔子谓诗可以“兴观群怨”(58)，“兴”乃兴情；《论语·八佾》中，孔子又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是指情。《诗大序》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59)，则情、志并举。“在心为志”，“志”具有主体精神的包含性，不仅摄“情”，而且也包含意、知(智)等主体精神的方面。《荀子·王霸》“举义志也”，杨倞注谓“志，意也”(60)。《礼记·缁衣》“为下可述而志也”，郑玄注谓“志，犹知也”(61)。《列子·汤问》“汝志强而气弱”，张湛注云“志，谓心智”(62)。“志”包含情、意、知(智)，其义宽泛而非专指，所以“诗言志”，后世也可以说“诗缘情”，或“以意为主”(63)。 景物有象，所以合谓景象、物象。情、兴、意与景、象之间可形成情景、兴象、意象的对举。意象相合产生于《易传》和玄学关于意与象的思辨，情景、兴象的合谓实际上也蕴含着相同的思理，都在主体与客观的物我之际，而情景是根本的。诗的本质在于言志、缘情，情志不可直述，必藉景物呈现，反映为诗学情、兴、意与景、象的对举。唐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谓“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64)，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65)，都以意、景对举。“意象”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窥意象而运斤”(66)。情、景对举则大约早见于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所云“情景兼融”、“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67)，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谓“作诗本乎情景”(68)。迄清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则以“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69)，虽谓情景相融而“妙合无垠”，但确以“情、景名为二”对举生成，犹如兴、意与象两相对举生成“兴象”和“意象”，都体现物、我的思辨，积淀为一种思维的定势和深层的心理。 兴、象的对举、合谓反映了近体主导的盛唐审美趣味。“兴象”是唐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提出来的，《序》云：“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至如曹、刘诗多直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驾终成。然挈瓶庸受之流，责古人不辨宫商徵羽，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异端，妄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70)又其书卷上评陶翰诗“既多兴象，复备风骨”(71)；卷中评孟浩然诗“文采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举《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72)，谓“无论兴象，兼复故实”(73)。由“兴象”所指，可以推论三点：第一，据《河岳英灵集》评盛唐诗并具体评陶、孟诗，则“兴象”盛唐诗有之。《序》称“都无兴象”，是指自南朝梁以至隋武德之间的诗。由此反推梁至唐前诗“但贵轻艳”，而“责古人不辨宫商徵羽”也一定要到永明声律的发明。齐梁以还的雕藻艳丽之作被指为不具“兴象”，但那时诗作不乏对于景物、美人的精细描绘，不可谓之无“象”，关键在于刻画细致却缺乏情兴感人，因此不能形成兴象。第二，“兴象”与“故实”并举。“故实”多指用事，“兴象”不必关涉故实，但与故实的运用并不矛盾。同是唐人论诗，稍后的皎然《诗式》谈到比兴和用事的区别，就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而“时人呼比为用事，呼用事为比”(74)，用事必关故实，比兴都在物象。殷璠“兴象”之“象”不关故实，只是景物之象，情兴寓于其中。“兴”本兴情触物，“兴象”或指情与景会，较诸“意象”的静态呈现，“兴象”重在情景遇合的当下发生。殷璠所举孟浩然诗，即在情与景会。第三，“兴象”当自“情来”，而且亦备“声律、风骨”，这显然是指盛唐之作。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75)，这与殷璠对于“自萧氏以还”的批评以及对“风骨”的赞扬相当接近。但是“兴象”的浑融蕴藉却与“兴寄”“执情强物”的浅露不同，它彰显着盛唐五、七言尤其是近体诗创作的审美格致，这是《诗》兴在新的体制中演变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