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前诗名的表现及学界的分歧与争论
杜甫的诗歌在其生前是颇遭冷遇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历四年（769）春，杜甫在《南征》诗中哀叹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1]第二，杜甫同时人编纂的几种唐诗选本，如芮挺章《国秀集》、元结《箧中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均未选录杜诗。第三，在杜甫参与的几次盛唐诗会中，未见有诗人对其诗作加以赞誉。如天宝三载（744）秋，李白、杜甫与高适三人同登吹台（今河南开封东南）及单父琴台（在今山东单县），杜甫《遣怀》诗曰：“忆与高李辈（原注：适、白），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昔游》诗曰：“昔者与高李（原注：适、白），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而在李白、高适的同期诗作中，却均未提到杜甫。又如天宝十一载（752）秋，杜甫与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等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即今大雁塔）互相作诗唱和。高适、杜甫与储光羲的诗题都是《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岑参的诗题为《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杜诗题下自注曰：“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岑参、杜甫在诗题和自注中都特地提到了高适和薛据，然高、薛、岑三位诗人却均未提及杜甫，仅从作诗迟速的角度恐怕并不能完全解释，从中或可想见杜甫在当时诗坛的末流地位。第四，李白对杜甫有“饭颗山”之讥。在杜甫赠李白的十几首诗中，对李白的诗才可谓不吝赞词，诸如“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一斗诗百篇”之类，不胜枚举；然而在李白赠杜甫的诗中，却只论友情，未见对其诗才有片言只字的赞誉。不仅如此，孟啓[2]《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还载有李白《戏赠杜甫》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3]从中可见李白对杜甫的诗才不仅不持欣赏的态度，相反却极尽谐谑嘲讽之能事。当然，李白此诗一向被认为是伪托之作，不能拿来作为直接证据，但是从中仍可以看出晚唐五代人对杜甫的认知态度[4]。
此外，我们通过杜诗还可以看到，杜甫生前并不能说籍籍无名，相反，在其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不乏对其才华的赞誉者，但这些赞誉多数却并不是指其诗才。杜甫十四五岁刚在文坛崭露头角之时，郑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启心便曾对其大加赞誉，《壮游》诗曰：“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同诗又说：“许与必辞伯，赏游实贤王。”假若再证之《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之句，以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就可以知道崔尚、魏启心以及岐王李范、殿中监崔涤、李邕、王翰等人，对少年杜甫的文学才华都颇为赏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还说：“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可知尚书左丞韦济亦曾在朝廷的同僚中推奖杜甫的诗歌。应该说此时杜甫的诗名还局限于一定范围之内，故而陈铁民先生曰：“如果是时杜甫诗名已盛，还需要如此宣扬、推荐吗？”[5]所论甚是。上元三年（762）九月，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诗曰：“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诗中将杜甫比作阮籍和颜延年，并以“最能诗”赞之。广德二年（764）前后，任华有《寄杜拾遗》曰：
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端。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栾。英才特达承天睠，公卿谁不相钦羡。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就提玉壶。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而我不飞不鸣亦何以，只待朝庭有知己。亦曾读却无限书，拙诗一句两句在人耳。如今看之总无益，又不能崎岖傍朝市。且当事耕稼，岂得便徒尔。南阳葛亮为友朋，东山谢安作邻里。闲常把琴弄，闷即携樽起。莺啼二月三月时，花发千山万山里。此中幽旷无人知，火急将书凭驿使，为报杜拾遗。[6]
此诗将杜甫比为曹刘、沈谢，对杜甫的赞誉可谓无以复加，这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同时人对杜甫的最高评价，然而任华这样的推崇似乎并未被当时普遍认可。直到杜甫晚年，才又有些人对其诗歌进行颂扬。大历四年（769）春，湖南观察判官郭受在衡阳遇到杜甫，作有《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郡邑地卑饶雾雨，江湖天阔足风涛。松花酒熟旁看醉，莲叶舟轻自学操。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杜甫答之以《酬郭十五判官》：“才微岁晚尚虚名，卧病江湖春复生。”是年秋，杜甫在潭州（今湖南长沙）遇到将赴韶州刺史任的韦迢，韦迢作《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曰：“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从上述事实可见，杜甫的诗名似乎存在着由不甚知名到逐渐流传海内的过程，然总体来看，杜甫的诗歌在其生前并未受到诗坛的重视。
除了杜诗的记载以外，文献中较早提到杜甫生前诗名的，都是中晚唐人，如李肇《唐国史补》就称杜甫为“位卑而著名者”，且与“李北海、王江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等人齐名[7]。孟啓《本事诗·高逸第三》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8]按照孟啓的说法，杜甫在“当时”就已经被人们称为“诗史”，这说明其诗名起码在“流离陇蜀”之后就已经很大了。此说对后人影响甚著，然而《本事诗》中这条材料的真实性却颇为可疑，因为在孟啓之前的文献中根本见不到任何称杜甫为“诗史”的记载。据学界考证，《本事诗》成书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以后[9]，此时上距杜甫之死的大历五年（770）已有122年，显然孟啓本人并不可能亲历杜甫生活之“当时”，然而在《本事诗》之前的文献中却没有其他任何关于“诗史”的记载，则此说为孟啓杜撰的可能性较大，故裴斐先生曰：“‘当时号为诗史’，一如刘昫所说‘天宝末甫与李白齐名’，并无文献根据，实为史家稗官惯用的假托之辞。”[10]由于《唐国史补》、《本事诗》这些文献出现时间较晚，其内容多为中晚唐人伪托杜撰，故不当引以为据。
总之，由于杜诗在流传和接受的过程中存在着以上那样复杂的情形，目前学界对于杜甫生前到底是诗名昭著还是默默无闻仍存在着巨大分歧。持遭受冷遇说者，可以冯至先生为代表，其在《论杜诗和它的遭遇》一文说：“当时人们对于杜甫，却十分冷淡，在他同时代比较著名的诗人中，无论是识与不识，竟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他的诗。像杜甫写的这样杰出的诗篇，在当时受到如此冷淡的待遇，几乎是难以想象的。”[11]但是仍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坚持认为所谓诗人生前受到轻视是一种误解。如张浩逊认为，杜甫的诗名在生前就已彰显，在他身后更为普遍[12]。张起认为：不能据唐人选唐诗未选杜诗就认为杜甫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二流诗人，这是因为选家在选录诗歌时受其认知水平、审美标准的制约，因而其选录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或极端的自我性[13]。
对杜甫的诗歌在其生前不为当时所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杜诗的审美观和创作倾向与开天时期主流审美趣味迥异。唐人王赞《玄英先生诗集序》曰：“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14]王赞指出，杜甫的诗歌不为当时所重的原因是“诗人或不尚之”，这其实就涉及到杜诗的创作风格与审美倾向问题。目前学界在论及唐人选唐诗不选杜甫的原因时，也多从此生发。许多学者都认为杜甫的审美观和创作倾向与开天时期主流审美趣味迥异是杜诗不为当时所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胡明认为，由于编选者的编选目的、艺术趣尚、创作倾向等复杂原因，“他们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15]。吴清河认为，杜诗时事化和政治化的创作倾向，是其诗不被当时选本选录的重要原因[16]。杨胜宽认为，主要是杜诗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与殷璠的选诗标准相异而致其落选[17]。第二，开天之际，杜甫刚进入诗坛不久，故未能引起选家的重视。这时杜甫的政治地位较低，加之生活贫困，因而其诗歌也连带着被人瞧不起。如杜存亭认为，杜甫的政治地位较低，接近皇帝的时间晚，又多次受到排挤和打击，使他不可能借助政治力量扩大自己的创作影响[18]。第三，杜诗因传播原因受限。如傅璇琮先生认为，《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是由客观条件造成的：因为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使僻居江东丹阳的殷璠不能及时得到困居长安的杜甫诗歌创作的信息[19]。吴相洲还指出，唐代诗歌与音乐在传播上是互相促进的，然而杜诗在形式上与音乐的关系并不密切，多不合乐，这导致了杜诗在传播上受到局限，未引起歌诗选家的注意[20]。邱睿则认为，由于杜诗的内容突破传统的代言体抒情范式，多是自我抒情，因其非大众化而受到了传播局限，从而造成他在同时代人的诗选中落选[21]。
笔者以为，以上诸种解释虽各有见地，但论者往往只关注杜甫生前的诗名，而都忽略了杜甫生前的赋名，这样一来虽见仁见智，聚讼纷纭，却一直未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研讨杜甫生前的文名需要搞清一个基本的事实和前提，即杜甫生前的文名包括诗名与赋名两个方面，二者虽有交叉，却并不一致。若对诗名与赋名不加区分而笼统讨论杜甫生前名气的大小，就容易沦为伪命题。
杜甫生前诗名为赋名所掩
杜甫在文坛上名声和地位的正式确立，主要是由于其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赏，人们由此认识了杜甫的文学才能，并在此后一直以文章之才目之。这与后人对杜甫的认知，存在着极大的落差。正因为杜甫在当时骤得赋名，其诗名长期为赋名所掩，才造成了当时人对杜甫文学才能认识的偏差和错位，而这应是当时唐诗选本不选杜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杜甫因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赏而骤得文名
天宝九载（750）十一月，玄宗由于采信了处士崔昌、集贤殿学士卫包的进言，最终决心直承周、汉，以土代火，确立唐朝为土德，遂于天宝十载（751）正月初八、初九、初十分别举行了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的三大典礼。杜甫乃适逢其时地进献了《三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22]。至于此次献赋的结果，《旧唐书》杜甫本传曰：“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23]《新唐书》杜甫本传则曰：“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24]在待制集贤院期间，集贤学士崔国辅、于休烈等人对杜甫赞誉有加，杜甫《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云：“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自注：“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尝谬称述。”在《莫相疑行》中，杜甫自豪地宣称“往时文采动人主”，他还追忆了在集贤院中考试文章的场景：“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壮游》又云：“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可见杜甫由于献赋受到了皇帝的赏识，在当时产生了何等轰动性的效果。这使得杜甫一下子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下层文士，变成一个尽人皆知的著名文人。而皇帝下令考试其文章，其中隐含的赏识意味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次考试自然也就得到了很好的结果。杜甫在《进〈封西岳赋〉表》中说：“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此次召试文章的结果是得到了“参列选序”的出身，并没有立即授官。因为按照唐代的铨选制度，获得出身后仍需守选三年[25]。虽然这与杜甫“致君尧舜上”的伟大理想仍有很大的距离，但他毕竟因为此次献赋获得了“出身”，同时也在朝野中获得极大的声誉。当然这个声誉的取得与皇帝的赏识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玄宗“奇之”，才使得杜甫文名大振，然而这个文名显然与其诗歌创作并没有什么联系。斯时人们一提起杜子美，恐怕立即想到的是他的赋作，而非其诗歌。杜甫这一鹊起之文名很快在流传过程中被世人符号化和概念化，以至于后来杜甫将精力由作赋转向了诗歌创作，并不断写出越来越多的优秀诗篇以后，这一根深蒂固的世俗印象也难以在短期内有所转变。因此，芮挺章、元结、高仲武这些唐诗选家们即使对杜甫有所耳闻，也只能是闻其赋名，很难把他与诗歌联系起来，更谈不上选录其诗作了。虽然朋友中亦不乏为其诗作扬揄者，却常为世俗所惊怪，徒增烦扰，故杜甫常叮嘱朋友“将诗莫浪传”（《泛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将诗不必万人传”（《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恐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杜甫之朋辈多称述其赋才，却鲜有称其诗才者
杜甫与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均有交往，然而我们只见杜诗中称道李白等人的诗才，却不见上述诗人对杜甫诗歌哪怕只言片语的赞誉。如前所述，当时文人也有不少称赞杜甫诗才的，这些赞誉多是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诗人的少年时期，有李邕、王翰、崔尚、魏启心等人；另一时期，则是诗人的晚年，有郭受、韦迢等人。杜甫《壮游》诗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诗后自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我们注意到崔尚和魏启心在赞誉少年杜甫文学才华的时候，称其“似班扬”。在中国文学史上，班固和扬雄都以赋闻名，可见这两位文坛耆宿对少年杜甫的称赞，是针对其文赋创作中显露的才华而言。也许是出于科举入仕的目的，杜甫此时的文字训练似乎主要还是集中在文赋上，还未倾其全力于诗歌创作。无独有偶的是，作于大历三年（768）秋的《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云：“视我扬马间，白首不相弃。”可见老友顾诫奢也是以扬雄和司马相如来比拟杜甫的，这与当年崔尚和魏启心的评价真是惊人的相似！作于天宝七载（748）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曰：“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题下原注：“甫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故有下句。”可见河南尹韦济曾以孔融之才称誉杜甫。在建安七子中，孔融亦以文章擅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其为“扬、班俦也”。因此从韦济称赞杜甫的话中，我们也隐约可见杜甫早年倾力于文赋创作的影子。
杜甫赠给好友高适的不少诗歌中都对其诗歌称赞有加，如“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适》）、“独步诗名在”（《闻高常侍亡》）等；但是在高适赠杜甫的诗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情景。上元元年（760），杜甫初到成都时，高适有《赠杜二拾遗》曰：“草《玄》今已毕，此外复何言？”《玄》，即《太玄经》，汉代扬雄曾模拟《周易》而作《太玄》。高适在赠诗中将杜甫与扬雄进行比拟，称其文笔近似扬雄，显然是赞许杜甫的文才，却并未称道其诗才。这说明在老朋友高适的心中，对杜甫的文赋之才有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印象的得来，极有可能源自杜甫早年耸动人主的《三大礼赋》。而杜甫的答诗《酬高使君相赠》云：“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可见杜甫本人非常认可高适这一赞许，虽然他谦虚地表示自己的文章还远达不到扬雄《太玄经》的水平，但认为自己赋作的水平倒是可以与司马相如相仿佛。“赋或似相如”，说明了诗人对自己赋作成就和才能的高度自信。应该说高适的这一评价，代表了杜甫朋友们对他的一般看法。也就是说，在周围朋友们眼中，杜甫首先是一个以作赋知名的文章之士，这应已为大家所公认，而且杜甫对这样的评价也相当认同和接受。杜甫《堂成》云：“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从这样的诗句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旁人”对杜甫的认知与评价。
在杜甫的朋友中，只有严武对杜甫有过“也知光禄最能诗”（《巴岭答杜二见忆》）的评价，从这个评价来看，严武真不愧为杜甫“知己中第一人”[26]，但这个评价在当时无疑属于另类。当然，严武也常以赋名称赞杜甫，如其《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云：“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其中“莫倚善题《鹦鹉赋》”，仍是称赞杜甫的赋才，《鹦鹉赋》乃汉末祢衡所作，故此诗是以祢衡之赋才来比拟杜甫。从严武这种称赞中，我们似乎仍可看到杜甫文名源于献赋的影子。可见在严武眼中，老杜虽也不断用诗歌与其唱酬，但他最看重的仍是杜甫的赋作，严武这种看法与高适也颇为相似。
此外，杜甫同时人任华有《杂言寄杜拾遗》曰：“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学界对任华此诗的解读，大都认为“势攫虎豹”云云，是对杜诗风貌的形容。如王运熙、杨明曰：“形容杜诗豪迈壮阔；……后来杜牧赞扬杜甫诗有云‘李杜泛浩浩’，‘少陵鲸海动’。黄滔赞扬李杜、元白诗有云‘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均以沧海、高山形容杜诗，语意与任华诗相近，或许受到任诗启发。”[27]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任华所谓“黄绢词”，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诗歌”。这是因为所谓“黄绢词”乃是用“绝妙好辞”之典，事见《世说新语·捷悟》：曹操路过曹娥碑旁（碑文为邯郸淳所撰），见碑背上蔡邕所题“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乃“绝妙好辞”之隐语。所以“黄绢词”原本是特指文章，后世乃变为诗文之统称。若明乎此，我们再联系杜甫生前的文名，就有理由怀疑，任华《杂言寄杜拾遗》中对杜甫的评价，极有可能是针对其文赋而言。况且细绎任华诗中“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这样的评价，感觉其所赞也不太像是杜诗的风格，倒更像是指其文赋。据张忠纲先生考证，任华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前后[28]。吴光兴则认为，此诗作于宝应元年（762）春[29]。而我们在杜甫广德二年以前的杜诗中，难以找到当得起“势攫虎豹，气腾蛟螭”这样评价的作品，而天宝间所作之《三大礼赋》、《封西岳赋》等赋作，倒恰是这样的风格。比如《朝献太清宫赋》中“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之语，就被宋人赞为“磊落惊人”、“前无古人”，这与任华的评价就非常相似。另外，任华赠诗中“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这样的称誉，也并不符合杜甫当时在诗坛上被冷落的状况。倘若任华所称杜甫在长安城中曾独享“盛名”并非虚誉的话，那除了献《三大礼赋》倾动人主这件事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到其他别的解释了。则任华所谓令诸人“心胆破”的作品，也极有可能是指杜甫《三大礼赋》之类的文赋。既然任华在赠诗中透露出的种种线索都指向了杜甫献赋一事，那么《杂言寄杜拾遗》对杜甫的称赞，就不能想当然地看作是对其诗歌的赞誉，极有可能是笼统地针对杜甫的诗赋而言，而其中文赋的成分应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杜甫诗文中对其赋名之记录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是诗赋并提的，且先说赋才，后说诗才。《敬赠郑谏议十韵》曰：“使者求颜阖，诸公厌祢衡。”《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四曰：“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曰：“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从以上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杜甫既以赋才见知于当时，也常以祢衡、扬雄这些汉代赋家来自比。其《进雕赋表》亦曰：“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可见杜甫亦是以扬雄、枚皋自我期许的。《进雕赋表》又曰：“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有千有余篇。”此表是写给皇帝看的，以杜甫心性的忠直，表中所云，必为实录。杜甫称自己从七岁以来“所缀诗笔”大约已有一千多篇。所谓“诗笔”，涉及到六朝的“文笔之辨”。一般认为，有韵之文为文，无韵之文为笔。因此杜甫三十九岁前所作的千余篇作品中，除了诗赋之外，还应有相当篇幅为文章。其实在杜甫献《三大礼赋》之前，杜甫的文章才能已为时人所认可，如天宝九载（750），驸马郑潜曜就曾请杜甫为其岳母皇甫氏撰写《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杜甫在碑文中曰：“以白头之嵇阮，岂独步于崔蔡”，是说自己之狂傲，虽如魏晋之嵇康、阮籍，而碑诔之文，尚难企及汉代崔骃、蔡邕等撰碑大家。这当然是杜甫的谦虚之词，不过从中可以见出，杜甫是以崔骃、蔡邕的文章之才自比的。另外，杜甫《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云：“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则秦少府一定是以“文章伯”对老杜加以称许的。《宾至》亦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看来这位来宾一定也是先对杜甫说了“久仰文章大名”之类的话，杜甫才会以“岂有文章惊海内”来作答，这也从侧面说明杜甫当时在社会上的名声是与其“文章”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为玄宗所赏的《三大礼赋》。《宾至》这一联从平仄声律来看，将“文章”二字换成“诗歌”或“歌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杜甫却只对这位慕名而来的友人说“岂有文章惊海内”，因为杜甫知道，让他“惊海内”的只有文章，而非诗歌。同样地，杜甫在名篇《旅夜书怀》中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如果我们仔细体会诗意，“名岂文章著”和“岂有文章惊海内”一样，都富有酸楚的弦外之音，那就是“文章”之名乃俗世之誉，而我诗歌之才却一直难有知音。萧涤非先生对“名岂文章著”一句解释道：“这是不服气的话。一般人都认为我献赋蒙赏，以文章著名，哪知我的志愿并不在文章呢。”[30]萧先生此论准确地把握住了诗人激愤的心情，可称胜解。又杜甫于大历三年（768）夏在江陵作《又作此奉卫王》云：“白头授简焉能赋？愧似相如为大夫。”悬揣诗意，当是卫伯玉于新楼落成以后，请杜甫作赋，而杜甫则以年老力竭推辞，可见杜甫斯时之赋名是闻名遐迩的。此外，杜甫在其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又云：“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陈琳虽名列建安七子，诗、文、赋皆能，然其得名，乃因其《为袁绍檄豫州文》，其最为当世所重者乃其章表，而非诗歌。曹丕《又与吴质书》即曰：“孔璋章表殊健。”故细味“述作异陈琳”，其实与“名岂文章著”正是同样的慨叹。若明乎此，如果我们再反观杜甫晚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那样的哀叹，就可以知道杜甫生前的诗名确实是非常衰微和寂寥了，而这诗名的衰微不彰则是因为受到了赋名的长期掩盖，这种社会认知的错位让诗人觉得是那么的无奈与孤独。
附论：从“文章四友”看唐代的“文章”观念
在唐人眼中，“文章”概念包括了诗赋表章奏记等诸多体式在内，但“文章”与“诗歌”之间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因为自六朝开始，已有“文笔”之分、“诗笔”之辨，人们已经习惯将是否有韵作为划分诗与笔的标准。而作为与诗歌对应的狭义“文章”概念，多是指书奏、制诰、表章等，并非特指诗歌。然当代有学者提出，“文章即诗歌”是唐代流行的文学观念[31]，并举出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以及《荐士》“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为例证来加以证明，这其实是一种以后例前的想当然。韩愈以广义的“文章”概念涵盖了诗歌，并不能说二者就完全等同。另外，白居易《与元九书》“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将二者对举，虽可理解为互文见义，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文章即诗歌”。而且从文学观念的发展史来说，既然六朝时期人们已经普遍具有区分“文”与“笔”的意识，那么到了唐代怎么又突然大幅退步，以致将“文章”的概念又等同于诗歌了呢？这都是不易讲通的。为了说明初盛唐时期“文章”概念的具体含义，下面以“文章四友”为例，谈谈当时“文章”与“诗歌”二者之间的区别。
《新唐书·杜审言传》称“（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32]。“文章四友”在当时均以“文章”之才闻名，这个“文章”却并不是特指诗歌。总的来看，他们最为世人所推重的体式仍是诏诰策表等文体。杜审言曾自负地说：“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33]可见他主要是以“文章”而得重名，并对此颇为自负。耐人寻味的是，同时人对杜审言的诗歌赞誉极少，反倒是对其文章词赋甚多推许，如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曰：“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独秀于朝端……群公爱祢衡之俊，留在京师；天子以桓谭之非，谪在外郡。”[34]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曰：“摇笔于万年芳树”、“登君词赋于云台之上”[35]。武平一《请追赠杜审言官表》曰：“审言誉郁中朝，文高前列，是以升荣粉署，擢秀兰台。往以微瑕，久从远谪。陛下膺图玉扆，下制金门，收贾谊于长沙，返蔡邕于左校。审言获登文馆，预奉属车，未献长卿之辞，遽启元瑜之悼。”[36]可以看到，陈子昂等人是以祢衡、桓谭、贾谊、蔡邕、司马相如、阮瑀来比拟杜审言之文学才能的，显然并不是仅以诗人目之。此外，杜甫在《进雕赋表》中亦称：“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因此杜甫在献《三大礼赋》文名大著之后欣慰地说“家声庶已存”，是说通过自己这次献赋，杜家擅长文章之名终于又一次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如果联系杜甫献赋知名的事实，“家声庶已存”中这个“家声”，多半指的还是杜审言的“文章”之名。可惜的是杜审言没有一篇文章流传于后世[37]，所以文学史家们在论及杜审言的文学成就时，只能单单称道其诗歌，却完全忽略了杜审言以“文章”傲于当时的史实。
除了杜审言之外，“文章四友”中的其他三人其实也均以文章驰名当时。如《旧唐书·李峤传》曰：“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38]《唐诗纪事》称其“为文章宿老，一时学者取法焉”[39]。李峤《自叙表》曰：“臣曾涉经典，笃好文史，渐六艺之腴润，驰百家之阃阈。至若操觚秉牍、纪事属辞，虽窃比老彭，诚未拟于先哲。而上追班马，敢自强于后进。”[40]显然李峤自言“上追班马”的“纪事属辞”之作并不是说诗歌，而是专指制诰表奏等文体。同样地，苏味道亦以文章成名，《新唐书·苏味道传》称其“九岁能属辞，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号‘苏李’”[41]。《旧唐书·苏味道传》曰：“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将军，访当时才子为谢表，托于味道，援笔而成，辞理精密，盛传于代。”[42]可见苏味道的文名与李峤一样，乃是由于谢表一类的“文翰”，而非诗歌。崔融也是以擅长表疏、碑志、哀册之文著称于时，所撰《启母庙碑》、《洛出宝图颂》等被誉为“大手笔”。《新唐书·崔融传》曰：“融为文华婉，当时未有辈者。朝廷大笔，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宝图颂》尤工。撰《武后哀册》最高丽，绝笔而死，时谓思苦神竭云。”[43]崔融之绝笔《则天哀册文》被当时人誉为“三二百年来无此文”[44]。可见“文章四友”在当时享有盛名主要是由于文章之才，并非凭其诗歌成就。然而现当代诸种文学史中对“文章四友”的论析却仅谈其诗歌创作，这无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笔者检索了杜晓勤《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四章第七节“文章四友研究”部分，发现20世纪对“文章四友”的研究论著中，清一色的是论其诗歌成就的，竟没有一篇论述其文章成就[45]，这表明目前学界对“文章四友”文学成就的理解尚存很大的误解与偏差，故应加强对“文章四友”文章成就特色的研究，以扭转和改变传统认识的偏颇及此前研究中避重就轻之弊，从而促进对“文章四友”文学成就的全面认识。
总之，初盛唐时期的“文章”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诗歌”，在作为特指时，“文章”还常常是指与诗体相对的表章奏记等文体。因此杜甫所云“岂有文章惊海内”、“名岂文章著”之“文章”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诗歌，这些诗句都包含着对自己在当时仅以赋名独擅而诗名却湮没无闻之感喟与无奈。
杜甫赋名在后世之衰微
杜甫去世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其诗歌的成就和价值，而其赋名则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为世人所遗忘。润州刺史樊晃于大历七年（772）采辑杜甫遗文290篇编成《杜工部小集》六卷，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杜诗选本。由于该书已经散佚，其290篇遗文中是否选录了杜甫的赋作，目前已不得而知。然而陈尚君先生从宋代杜集异文中考出《小集》选录之杜诗篇目62题，98首，则全部是诗歌，没有一篇文赋[46]。另外，大历时期已经有诗人开始学习杜诗，如蒋寅指出：“（戎昱诗）无论在立意遣词还是在创作倾向上，都与杜诗有一脉相承的关系。”[47]到了中唐，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都开始大力提倡杜诗，已不再提其赋作。如元和九年（814）元稹所撰《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杜甫为“诗人以来，一人而已”，对杜诗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首创李杜优劣论，认为李不如杜。韩愈于元和十一年（816）作《调张籍》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所称光焰万丈的“李杜文章”应是指诗歌而言。又白居易《与元九书》曰：“世称李杜之作……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篇。”显然白居易此时关注的是杜甫的诗歌，亦未及其文赋。此外，顾陶于大中十年（856）编选的《唐诗类选》收录了杜诗，这是唐人选唐诗中第一次收录杜诗，顾陶在《唐诗类选序》中云：“国朝以来……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48]则顾陶明显是将杜甫作为诗人来看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竟将杜甫置于李白之前，称为“杜李”而非“李杜”，且书中选录杜诗30多首，因此卞孝萱先生称《唐诗类选》为唐代第一尊杜选本[49]。可见到了中晚唐时代，人们对于杜甫文学成就的认识，已经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无一例外地只重视其诗歌，对其赋作已很少提及。
到了宋代，人们已普遍认为杜文不如杜诗，如苏轼曾说：“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杜子美长于歌诗，而无韵者几不可读。”[50]秦观称“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51]。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黄庭坚曰：“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52]虽然赋作亦属“有韵之文”，然而除了诗歌之外，宋人实际上对包括赋体在内的杜甫其他体式的成就均予忽略。由于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巨大影响力，人们对杜甫只擅写诗、无韵之文不工的认识渐趋一致。这些认识对当时的杜诗学界影响甚大，所以即便在“千家注杜”热潮中，宋人对杜甫文赋的注释亦颇为寂寥冷落。在现存的十种宋代杜集中，赵次公《杜诗先后解》、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王状元集百家注杜陵诗史》等著名注本中对杜甫文赋都未予收录，仅有“二王本”、吴若本《杜工部集》收录了杜甫文赋，且白文无注。宋代唯一对杜甫文赋进行注释的是吕祖谦《杜工部进三大礼赋注》一卷，此本仅简略注释了杜甫的《三大礼赋》，且流传极罕，似仅赖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的载录流传[53]，从中可见宋人对杜甫文赋的轻视。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连杜诗注释大家仇兆鳌也认为杜甫未能做到诗文兼善，其曰：“少陵诗名独擅，而文笔未见采于宋人，则无韵之文，或非其所长。”[54]仇氏这种认识与宋人可谓一脉相承。在清初的注杜热潮中，仅有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张远《杜诗会稡》及仇兆鳌《杜诗详注》五种注本对杜甫文赋加以注解。其中钱谦益《钱注杜诗》对杜甫文赋的笺注乃是完全转录吕祖谦的《三大礼赋注》，钱氏自己仅增补数条而已。直到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才首次对杜甫文赋进行了全面注释，然其注释的重点仍是《三大礼赋》，对杜甫其余文赋的注解都过于简略。朱氏曰：“子美文集，惟吕东莱略注《三礼赋》。余因为广之，钩贯唐史，考正文义，允称杜集备观。”[55]“杜集备观”云云，实属言过其词。与朱注同时，张溍《读书堂杜诗注解》亦对杜甫文赋进行了解评，然发见甚少，错误百出，颇为浅陋。张远《杜诗会稡》仅对六篇杜赋作了注释，又多依傍朱注，实少发明。又过了三十几年，仇兆鳌在朱鹤龄杜文注解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对杜甫文集的注释至此才勉强完成。然仇氏对杜甫文赋的注释中漏略讹误尚多，与杜诗注释的详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杜甫文赋注释的这种面貌此后一直停滞了近三百年而毫无变化。
现当代的杜甫文赋研究也一直较为冷清，仅有刘开扬先生于1980年代初对杜文研究用力较多，其《杜文窥管》与《杜文窥管续篇》对杜甫的赋、表、杂文及诗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56]。除此之外，当代学界关于杜甫文赋的研究甚少，单篇论文仅有区区十余篇。直到2014年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出版完成，对杜甫文赋的注释方又取得了新的进展。
通过以上对杜甫文赋接受史的简单回顾，特别是通过两宋、明末清初两次注杜高潮中对杜甫文赋注释的冷寂状况可以看出，自杜甫去世后，人们对其文赋成就已不甚关注；中晚唐以迄宋代，杜甫则仅馀诗名，其赋名已被历史的大浪淘尽，这与杜甫生前的煊赫赋名形成了极大反差。然而我们现在谈论杜甫生前的名声，若不能回到历史的当下，而仅是依据中晚唐人及宋人的结论，显然不能彻底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若能充分重视杜甫生前的赋名，注意将其赋名与诗名加以区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其中就包括了李杜齐名问题、唐人选唐诗中不选杜诗等疑难问题。
结论
杜甫曾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诗人对自己在文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是自知的，然而他对自己仅以“文章”之名享誉文坛而诗名却衰微不彰的现实，却只能报以无限的感慨与无奈。杜甫的文名鹊起于天宝九载末的献赋，此后其卓著的赋名就如一檠炽烈的灯盏，被世人认作了杜甫的标志性符号。而正是由于其赋名的光芒过于耀眼，乃至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使得杜甫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一度被掩盖起来，并一直为当时的诗歌选家及其朋辈所忽略。直至杜甫去世近半个世纪后的中唐，人们对杜甫文学成就的认识和评价才逐渐趋于公允。此后随着时间距离的拉长，人们对杜甫当年的煊赫赋名已逐渐模糊乃至淡忘，杜甫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变得完全由其诗歌成就所决定了。正是因为在杜甫生前和死后的接受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不易察觉的转换过程，所以当代学界在讨论杜甫生前诗名为何不彰的原因时，才会忽略了杜甫当时赋名这个因素，因而就偏离了历史的真实，现在是到了该澄清和扭转这一认识的时候了。
注释：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50页。以下凡引杜甫诗文，皆据此本，不另出注。
陈尚君《〈本事诗〉作者孟啓家世生平考》（《唐代文学研究》第十二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指出，《本事诗》作者之名，有“啓”、“棨”、“綮”三种说法，现据新出土文献，可以确定“啓”字为正。今从其说。
孟啓：《本事诗》，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
在孟啓《本事诗》之前，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中已经提到此诗：“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则于段成式（803？-863）之时，已有“饭颗山”一诗流传，只是《酉阳杂俎》中并未全引，至孟啓《本事诗》方首次完整引录该诗，遂为后人所据。
陈铁民：《试论唐代的诗坛中心及其作用》，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韦庄：《又玄集》卷上，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99-600页。按，任华此诗亦见《文苑英华》卷三四○、《全唐诗》卷二六一。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53页。
孟啓：《本事诗》，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15页。
胡可先、童晓刚：《〈本事诗〉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龚方琴：《〈本事诗〉成书年代新考》，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三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14页。
裴斐：《唐宋杜学四大观点述评》，《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第4期。关于《本事诗》等晚唐五代笔记小说对杜甫生平事迹的杜撰问题，可参拙文《论晚唐五代笔记小说对杜甫生平事迹的杜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1期。
冯至：《杜甫传》，石家庄：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
张浩逊：《生前文章惊海内，身后垂名动万年——论唐人对杜诗的接受》，《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张起：《牛溲马浡皆有意，不许后生漫涂鸦——唐人选本不选杜诗不能证明杜甫是二流诗人》，《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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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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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胜宽：《从〈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说到殷璠的选诗标准》，《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
杜存亭：《“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试谈杜甫的诗生前为什么不受重视》，《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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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3-212页。
邱睿：《唐人选唐诗无杜诗现象补说》，《文史杂志》2007年第2期。
关于杜甫献《三大礼赋》的时间，学界一直沿袭着钱谦益《钱注杜诗》之天宝十载说，其实杜甫献《三大礼赋》应在天宝九载冬，这可从赋文本身和当时历史文献资料中得到证明，其详可参吾师张忠纲先生《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文史哲》2006年第1期。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下·杜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54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上·杜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36页。
关于杜甫天宝十载（751）获得“参列选序”后，为何直至天宝十四载（755）方得授官的原因，陈贻焮先生认为是由于权相李林甫的作梗。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者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使包括杜甫在内的考生全部落榜，并上表称“主上圣明，野无遗贤”。陈贻焮先生据此认为，杜甫迟迟未能得官，很可能是因为李林甫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绝不能让杜甫高中，绝不能承认上次落第者之中还有可选拔的“遗贤”，绝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9-160页）。然而王勋成通过考证后指出，唐代的铨选制度规定，制举获得出身者要候选三年，才能来京都参加吏部铨选，授予官职。从天宝十一载春算起，一直到天宝十四载春天方满三年。然而吏部的冬集铨选是每年十月开始，所以杜甫又多等了大半年才得以释褐除授（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1-54页；《杜甫初命授官说》，《唐代文学研究》第十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5页）。这一问题至此方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之五，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9页。
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01-302页。
张忠纲：《任华——并尊李杜第一人》，《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144页。
吴光兴：《李杜诗风与唐诗疆域“三国”说》，《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
吴光兴：《论唐人“文章即诗歌”的文学观念》，《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上·杜审言传》，第5736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杜审言传》，第4999页。
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四部丛刊初编》本。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四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六八。
近年唐代碑志不断出土，赵君平、赵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收录了杜审言撰《大周故朝散郎检校潞州司户参军琅邪王君墓志铭并序》，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杜审言唯一传世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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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十四《苏味道传》，第2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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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孝萱：《〈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唐代文史论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3-203页。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五引《艺苑雌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4页。
苏轼：《东坡题跋》卷三，第53页。又见严有翼：《艺苑雌黄》，郭绍虞：《宋诗话辑佚（附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46页。
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3页。
吕祖谦《杜工部进三大礼赋注》收录于《东莱集注观澜文集》乙集卷三，编入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6-337页。
仇兆鳌：《杜诗详注·杜诗凡例》，第25页。
朱鹤龄著，韩成武等点校：《杜工部诗集辑注·凡例》，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刘开扬：《柿叶楼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6-193页。
作者简介：孙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山东济南250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杜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文史哲》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