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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兴之于五、七言体制的演变 后世多援比兴论五、七言体的创作，在体制上并非确当。可资阐发的是主体情志的外在寄托，或比兴如何从表现手法演变为诗的审美特质。前者使《诗》兴变得直露浅薄，后者则将比兴尤其是兴与物象、情景牵缠一处。唐宋兴寄说衍自《诗》兴，按照后世的理解，是在物象、物事或景物中寄托主体情感，多属怨愤之志，系于讽刺，指向现实，上承“诗可以怨”和《大序》主“刺”的传统，而庙堂之“颂”变为僵死的仪式，失去创作的生机。 及唐如元结《舂陵行》、杜甫三《吏》、三《别》并元白“新乐府”，都被认为具有“兴寄”的表现。陈子昂合并“兴寄”、“风雅”，已见上述。又宋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39)云云，亦如朱熹所谓“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物与所咏之词取于类比的关联，兴起的过程具有先后的顺序，不是就物寄托。情固因事所激，触于景物而兴。从根本上说，主体情感来源于社会生活，只是由于文学的表达藉物以兴、触物而动，这就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与兴情相通，但寄托却以主体自我为本，是作者主观上将一己之情寄托于物，这就是“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显然起兴和寄托的主次及其方向与顺序正好相反。 兴寄说有启于《诗》兴，乃是起兴和寄托的撮合，实际上是《诗》兴经由《离骚》寄托的过渡，才由后人混合二者笼统表述出来。《诗》以篇幅短小、句式整一、分章合乐，只合比兴点逗，情志的表达和敷陈其事悠游不迫。而《离骚》在《诗》外独标一体，以怨怼激怒广托名物，形成广阔的铺陈空间，并以虚字连带和句尾“兮”字形成散语长句而且入韵，从而容纳众多的名物和形容描写(40)，因此《离骚》物象的铺陈也突破了《诗》的兴情功能，成为广泛的寄托。这种寄托导致一种象征的倾向，美人香草，恶禽臭物，贤恶截分，美臭殊别，形成固定的象征。在《离骚》等篇，这是屈辞创制，但后人仿效，则已落第二义。唐人“诗格”、“诗式”辄喜比附为说。如《金针诗格》“诗有物象比”、《续金针诗格》“诗有内外意”(41)。唐释虚中《流类手鉴》“物象流类”谓“日午、春日，比圣明也……春风、雨露，比君恩也”(42)，莫不胶柱鼓瑟。或以穿凿解诗。黄庭坚《大雅堂记》批评解杜诗之“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43)。这对于“兴寄”的命题，提出了风险的警示。 情感寄托于物，乃是一种有意识的主体行为，物、我遂有间隔。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谓“咏物诗有两法，一是将自身放顿在里面，一是将自身站立在旁边”(44)，后者与寄托相同。寄托在物，咏物亦然，只是一首诗不必全篇寄托，咏物则以专咏一物保持全篇的整一性。“将自身站立在旁边”的藉物寄托，亦如钱锺书所谓“执情强物”，不免“感情用事”(45)，有悖物态本然。这就是说，主体情志与物之间不能达到类合的融通，关键在于不是从物性的特点生发情志，而是执著主体之意，梅尧臣所谓“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即是如此。 后世援引比兴以论五言之制，将比兴尤其是兴与物象、情景牵扯在一起。南朝梁钟嵘《诗品序》说“兴”，乃指五言之作，谓四言“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然后对赋、比、兴提出新解：“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46)“故”字的衔接表明钟嵘对于赋、比、兴的新释是就五言而论，而“干之以风力”表明是接续汉魏五言风骨的传统，“润之以丹彩”则是认同三国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诗赋欲丽”(47)及晋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48)的主张。胡应麟谓陆机所言“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49)，是源于东汉以来拟乐府的传统，而发展为文人创作的自我特点。但是钟嵘以兴论五言诗，在体制上却是扞格不入。兴本为适合《诗》四言分章所设，而五言没有分章的间歇，整体上是自首至尾一顺写来，景物用作描写，或情景相融，体制的限定不再展开为“先言他物而引起所咏之词”的顺序，因而所谓“文已尽而意有余”，乃在情景相融的生发。这只能视为《诗》兴的延伸和转换，即从《诗》的表现手法转变为五言新体的审美意趣。及中唐释皎然《诗议》云：“赋者，布也。象事布文，以写其情也……比者，全取外象以兴之……兴者，立象于前，后以人事谕之。”(50)又皎然《诗式·用事》说：“今且于六义之中略论比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51)在比兴论向审美论的转换中，皎然之说具有重要的阐发意义。其一是赋、比、兴都系于“象”。比兴取于物类的譬喻与兴起都依于象，即物象；而且古人“事物”、“物事”并举，事是具体的，故亦有象，与比兴之“物象”同功，一起发挥诗之表达的形象化职能。比取于象，兴起于象，赋事以象。其二，比兴俱取于象，但兴中有“义”，“义即象下之意”，是以象为本，也是即物之意，与“兴寄”“执情强物”不同。而“义”在于情，情与兴通，兴之与象，合称“兴象”，于是来源于《诗》兴的表现手法就转为“兴象”的审美趣味，从《诗》四言分章合乐也就过渡到近体五、七言的审美观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