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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言分章合乐的赋、比、兴之用 《诗》以四言为主，成于两个双音或音步的组合，缺乏单音节词调整结构或节奏，如唐孟浩然五言“气蒸云梦泽”(17)，后者能够形成“句中之读”的不同组合(18)，产生铿锵坚整的节奏，所以明陆时雍谓“四言优而婉”(19)。但四言句式为短，较诸五、七言，胡应麟则谓“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20)。而且《诗》篇分章合乐，篇幅为短，不像《离骚》长篇可以尽情抒发怨怼激怒。《论语·八佾》谓《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21)，当与体制相关。 由于四言为短，往往两句才得完意，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语意单位。四言两句按顺序排列，形成一章。赋、比、兴都以四言排列生成。赋在一章是整体性的，比、兴却只有随意性、暂时性、片断性的功用。“比”的情形如《邺风·绿衣》首章“绿兮衣兮，绿衣黄里”，朱子注谓“比也”，绿为间色，黄为正色，“间色贱而以为衣，正色贵而以为里，言皆失其所也”(22)。此例中的“比”，居于一章之首，也有处于篇章之中的情形，唯视表意需要而定。如《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螓”，从直写硕人来说，虽每句形容，固属比喻，但朱子注谓“赋也”(23)，这是因为一章之比的排列，整体上可视为赋的铺陈。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多为前二句先言“他物”，后面显示“所咏之词”，如《卫风·氓》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兴起“自我徂尔，三岁食贫”(24)，也只有随意性、暂时性和片断性的功能。 从《诗》分章的表意设定来看，只要叙述一个事件、展现一个过程，就必然是赋，赋是构架性、整体性的。例如《小雅·采薇》各章“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采薇采薇，薇亦刚止”(25)，都属兴情之用，引起所咏之事，其后的叙写连同“兴起”本身所形成的一章都是赋，用以敷陈一个事件或一个过程。当然，总体上《诗》篇幅较短、句式为促，不以叙事为主，而是以“言志”的咏叹为本，这是分章合乐的要义。《诗》章之赋服从于全篇重章叠句的咏叹。如《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26)《诗》以四言之限，造语“足二”、“足四”(27)，故多虚字衬贴。“式”属语助词，“胡不”为疑问词，“之”则虚字，“中”表方位，一首中仅“微”、“归”、“君”、“露”、“泥”五字有实义。整首诗就是这五字的回环咏叹，其他所有的虚字都属衬贴之用。随着歌唱的旋律，只在传达一缕幽抑的怨气。这里没有比兴，也并未展现为一个事件和过程，但从每章实字和虚字衬贴的咏叹中，我们仍然可以约略知道其写作的“本事”或“背景”，以“事实”的痕迹显示着赋的表现。究其实质而言，仍然为赋，只是丧失了敷陈其事的整体性，服从于整首诗重复咏叹的需要。 而比兴与物象相系，成于类比的思维。《说文·犬部》：“類，种类相似，惟犬为甚。从犬，頪声。”《说文·页部》：“頪，难晓也。从页、米。一曰鲜白貌，从粉省。”段玉裁注谓“‘頪’、‘類’古、今字，‘類’本专谓犬，后乃‘類’行，而‘類’废”(28)，则“類”本谓犬相似，引申为凡相似之称。“类”以相似性类聚众属，衍为族类、物类、事类之义，都是基于外在形象的相似。相似亦即相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类者，肖也”(29)；《大戴礼记·易本命》谓“昼生者类父”；王聘珍《解诂》谓“类犹象也”(30)；《九章·橘颂》谓“类可任兮”，王逸注谓“类犹貌也”(31)；《淮南子·俶真》谓道“况未有类”，高诱注谓“类，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尚也”(32)。 类的形象性乃是比兴成为可能的根本所在。比兴通过类比的方式建立形象的相似性关联，藉以引发读者的想象，获得生动、形象的表达效果(33)。《文心雕龙·比兴》云：“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34)这是说比依据物理切合其类，兴依据的是事物之间的隐微关联。《比兴》又谓“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如“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35)，这是援自《易传》之说(36)，着眼于取类之象之于情志的蕴含和象征功能，称名为鸟，取类则是“后妃方德”或“夫人象义”。比的取类尤为广泛，《比兴》谓“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37)，总之是取于物类的“象”、“貌”特征进行比类。 比兴成于类比思维，乃是有意识的表现，这与情景相融不同。后者如晚唐温庭筠《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38)，则是意象的呈现。二者的区别，在于比兴是物象的比类，“先言他物”与“所咏之词(事)”之间存在前后的间隔。情景交融则呈现意象，情在景中，意在象中，即景生情，即象见意，藉以引发读者的联想，故有韵外之致。这一重要区别缘于《诗》与后世五、七言诗尤其是近体诗体制的差异，如五、七言绝句只有四句，七律则以联对构篇，不同于《诗》章四言敷陈以事为本，整篇则是情志的咏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