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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包含了如下信息：其一，从时事上看，是反对文化人做汉奸，说白了包括反对周作人做汉奸，认为像周作人那样只重性情不重思想的人，容易失去操守，可能为敌所用。其二，从文学观上看，反对言志，认为言志是只重性情，不重思想，所以要提倡“文以载道”，因为载道派重了思想，重视表现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不像言志派那样只写身边琐事，只关心个人的消闲。但是，为什么有性情的人就容易动摇，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写身边琐事就不算表现人生与社会，也没有说清楚。郭绍虞把载道与重视重大题材的写作相提并论，倒有点题材决定论的味道了。其三，从政治层面上看，这是接受了革命文论的工具观，如其所说：“我以为文人应当有思想，而在文学作品中也不妨宣传主义，因为有思想，有主义，才足以维系或推进民族之文化。所谓文化人的重要，就在这一点。至于为了宣传主义而缺少艺术性，那是由于他写作技巧的不高明，并不是文学作品不应该载道。”[14]340虽然没有忽略艺术性，可艺术的重要性确实降低到依附于内容的层面上。 郭绍虞这样看，是与早前的观点有所不同了，那时候是以“重文”来评价“文以载道”，难免对于“文以载道”有所否定；现在是以“重思想”来评价“文以载道”，则不吝辩护与推崇了。表面上看，这是请回了“文以载道”，可是，在我看来，这非实质性的。同于革命文论的赞成“文以载道”，只从载道就是重思想、重社会功用上来肯定它的，没有触及“文以载道”的原始意义。郭绍虞与革命文论一样，将“文以载道”的命题拆分为文与道的对立统一，用现代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观点加以对释，从内容出发而非从形式出发去评价它，所以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这并非在本体层面上肯定“文以载道”，即接受它的“文原于道”(纪昀评刘勰语)也就是“文从道中流出”(朱熹语)的一元论，而是对应了“文以载道”观念在后来发展中所衍生出来的文与道两项要素对立统一的二元论。在本体上肯定“文以载道”，应包括三个要点：承认道的形而上意义及孔孟思想在构建道统上的思想正当性、放弃以文学来对释文的做法、认识到“文以载道”的本体性超越了建立在内容与形式关系上的文学工具论思维模式。革命文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郭绍虞也只是意识到了一些，如承认孔孟强调“勇”“事功”思想的合理性等，却遗漏了孔孟思想的基本义“仁义”正是建构道统的根本这个关键处。 郭绍虞也如周作人一样，在抗战中通过政治的途径来重新阐释“文以载道”，实际上只是利用了它，在他们的论述中，“文以载道”的真实面貌还是模糊的。这表明，要在“文以载道”的问题上“将中国还给中国”，还得跨出更大的理论步伐，具有更大的理论自信与自觉。要正确认识“文以载道”作为中国事实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经验所抽象出来的一种中国古典知识形态的独特性，得回到本体论的层面上去分析它，认识它。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