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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因为运用了现代的文学观念，能够较为系统地整理与撰写文论史；却也因为受制于现代文学观念，不免会在认识传统的“文以载道”时不能周全，甚或可以说遗漏了它的巨量精华。 最能反映郭绍虞受制于现代文学观念的，当数他以是否“重文”评价“文以载道”，提出了“贯道派”“载道派”与“明道派”的三种类型说。 郭绍虞指出：“唐人与宋人之文学观，其病全在以文与道混而为一。但中间亦自有区别。唐人主文以贯道，宋人主文以载道……谓文以贯道，是主张因文以见道，虽亦重道而有意于文；谓文以载道，是主张为道而作文，只重在道而无意于文。贯道是道必藉文而显，载道是文须因道而成，轻重之间，区别显然。”其中的“文以贯道”指韩愈、柳宗元的文道观，“文以载道”指朱熹、二程的文道观。郭绍虞认为，“文以贯道”论虽然口口声声不离道字，但实际上只以道为幌子，“其所注重用力者，毕竟还在修辞的工夫”。而“文以载道”论则“只求词达，不尚藻饰，其甚创为语录体，所以道学家的文学批评就重道轻文，只把文作为一种工具——所谓载道之具而已”[9]102-103。郭绍虞在载道派中又析出一个“文以为用(教化)”类型，并以王安石为代表进行了论述，认为这一类型“论文而偏于用，故王安石之所言又转与当时政治家为近。政治家之文学观，其论旨本与道学家相似，唯以政治家之所谓道，是要见之于事功，不重在体之于身心，是要验之于当今，不重在修于一己，所以政治家的主张，不过是道学家之重在致用者而已”[10]178。这表明，从道学家的载道观中分离出来的政治家的载道观，其实已经是对道的新解与新用，用于肯定事功即政治事务。 郭绍虞经过比较，概括并推崇以三苏为代表的“文以明道”，认为这一类型建立在认同文学自身特性的基础上。郭绍虞指出，“文以贯道”的韩愈等人“泥于儒家之说”“而不能与文打成一橛”，道反而“成为幌子”，而文仅限于散行之体；“文以载道”的朱熹等人“局于儒家所言之道”，只能使文成为载道的工具；只有到了“文以明道”的苏轼等人，“转很受庄释的影响”，打破了儒家思想的独尊格局，被道学家视为异端，主张“道可致而不可求”“文必与道俱”，使得“文与道相得益彰，不复是离之则双美了”[10]175。郭绍虞又从“辞达”的角度描述了三派的区别及明道观的基本特性：“道学家因主辞达而无须于文，政治家因主辞达而无须于文者只求其适于功利的用。故其所谓达，均不过是质言之的达，而不是文言之的达。质言之的达，只能达其表面，达其糟粕，而不能达其精微。至古文家(指苏轼为代表的古文家——引者注)则异于此者，必须先能体物之妙，了然于心，攫住其要点，捉到其灵魂，然后随笔抒写，自然姿态横生，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而道也就自然莫之求而自至的以寓于其间。这才尽文家之能事，这才是文言之的达。是又岂泥于格物致知者所能达其仿佛哉?要能得这样的达了以后，才能使了然于一己者，要以之了然于人人。这才是所谓明道，这才尽文辞之用。所以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但此所谓不可胜用者，又是无用之用，是自然的用，而不是功利的用，有目的的用。”[10]185按照郭绍虞的看法，“文以明道”之道是“通脱透达而微妙”的，是“通于艺”的，它强调以“为文而文”做基础来做明道的事业，所以是自然地达到明道的目的。 郭绍虞上述论述的精细处表现在审辨，深入剖析了各派对于载道与为文关系的不同态度，认为贯道派表面上重视贯道，其实重视贯道只是幌子，还是重文的。认为载道派已经转向偏重道的地位了，为文只成为载道的工具，结果，这派虽然也会谈到文的作用，但艺术效果却只能是“达其表面，达其糟粕，而不能达其精微”，他批评这派放弃了文的重要性。认为明道派最好，符合“文学的自觉”，能够体物之妙，随笔抒写，姿态横生。但是，郭绍虞的论述中也留有不够明确与强制的地方。比如，贯道派的韩愈显然是以道统自居的，后人也大体这样看他，何以要说他以道为幌子呢?这没有说清。划入明道派的一批人确实重视文的地位，但说他们转向道家与释家才能够正确对待文与道的关系，理由似乎不充足。在这里，应当解释为什么留在儒家这里就不能正确地理解文与道的关系。此处辨析给人这样印象，即一个作家只有反对儒家才能正确处理文与道的关系，可是，“文以载道”正诞生于儒家思想之中，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郭绍虞突出地反对儒家思想，是接着“五四”反正统的思想往下说，把古代中国的一切不如意的地方都往儒家身上推，而非通过客观的分析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另外，强调明道派不求道而道自至，这在逻辑上也同样讲不通，不求一物，何以一物会自来?郭绍虞这样做，不免有点套用“文学的自觉”所可能具有的义涵来曲解了“文以载道”，要区分它，所以将其拆成三大块，看不到“文以载道”的本体性与整体性。其间强烈体现了郭绍虞的意识形态倾向：反对儒家，所以看到不同于儒家具有道家与释家思想的人物就予以肯定；尤其是反对宋明理性，所以看不到他们所论中的深刻性；将文学家、政治家与哲学家在认识文学问题时的特殊性忽略掉了，抓住他们原本应有的区别，硬性放入“文学的自觉”的模型加以剪裁，适者高评，不适者贬抑，未免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做法。殊不知，正是哲学家不同于文学家，他们才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掘出“文以载道”所蕴含的不同层面涵义。 不可否定，郭绍虞还是区别于周作人的。周作人在1930年代将言志与载道相对立，完全否定了载道的价值，只是到了1940年代才开始有限地承认载道的合理性。郭绍虞却能在“文以载道”的思想谱系中来加以甄别，要选择最好的“文以载道”方式，这样一来，他对“文以载道”的态度，与其说是否定的，不如说是分析的。这与他的古代文论研究者的身份自觉有一定关系。比如钱钟书曾批评郭绍虞过分依赖现代的文学观念与进化观念，忽略了文学历史事实的复杂性，认为一些被当代所否定的文学观，极有可能在另一场文学运动中被肯定，如古典主义就曾遭到否定复又被肯定。这确实揭示了郭绍虞的思想实质，即用现代文学观念或者说用“文学的自觉”来做研究“文以载道”的标准不免会有诸多不适症出现。但是，郭绍虞也为自己进行了辩护，这个辩护也确实体现了著者的某些真实想法，这个真实想法也曾使著者产生了某些相对宽容的研究成果。可是，郭绍虞毕竟没有跳出自己为自己所设立的现代文学观念框架，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将会深深地束缚他对“文以载道”的更加真切的评价，尤其是使他不能还“文以载道”以中国的本来面目，却总是想在现代文学观念的框架中来肢解“文以载道”以符合“文学的自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