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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症候解读”理论的文学归趋 “症候解读”理论的形成，犹如打开了一扇窗口，为人文学科拓展了新的学术视野，也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阿尔都塞集成了前人的创获，提出了“症候解读”一说，也就命名了一种新的观念和方法。命名是一种不可小视的权力，命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一事物以存在的权力。此后“症候解读”几成文学研究的流行语，揭示了文学阅读、阐释和批评活动的一条重要规律，并被广泛运用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解读实践。虽然阿尔都塞此说并不是从文学活动中总结出来，也不是针对某种具体的文学现象而感发，但拿它来解决文学问题却十分管用。因为任何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都不妨说是一个有待于进行“症候解读”的文本，都可能隐在着某种沉默、脱节和疏漏，而对其“症候”的解读恰恰成为获得重大发现的前奏。这又一次印证了“后学”理论的一个普遍特点，就其对于文学研究的实际影响而言，参照效用往往较之直接效用更加重要。⑦ 阿尔都塞围绕“症候解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生产性”的概念。“生产”“生产性”，这是人们熟知的概念，而在此处被阿尔都塞赋予了新的、特定的含义。他确认“症候解读”不是从科学结论的可见、可言、可知之处指谬辨正，而是从已有文本所暴露的“症候”着眼，从其无意识层面不可见、不可言、不可知之处而看出漏洞、抓住破绽，进而发现和解决其背后更大的问题。换言之，它正是通过对于已有文本中留下的空无、缺失之处的解读而发挥证伪和校正的功能，从而倒逼和反推知识增长和意义增殖，显示了强大的生产性。这一创见具有一般意义，它将生产性功能提升为阅读和批评的一般规律，从而突破了以往仅仅将创作活动视为艺术生产的局限，将阅读和批评视为一种生产性功能绝不亚于创作活动的艺术生产，这就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生产性领域，使之进一步开掘和阐发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生产性功能成为可能。“艺术生产”的概念是马克思的首创，但他所说“艺术生产”主要是指创作活动，并未将阅读和批评活动收纳其中，而“症候解读”理论肯定阅读和批评活动促进知识增长和意义增殖的生产性功能，将其也纳入“艺术生产”范畴，从而推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大大向前发展了。 在阿尔都塞之后对于“症候解读”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其学生马舍雷(Marcherey)。马舍雷的贡献在于推动了“症候解读”理论向文学的归趋。马舍雷将阿尔都塞关于“症候解读”及其生产性理论引进文学批评，独树一帜地提出了“文学生产理论”。马舍雷这一理论的打造是通过三条途径实现的，一是理论建构，建立了一套文学生产理论的架构；二是对于批评理论的探讨，对于列宁、罗兰·巴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学批评进行评说；三是批评实践，对于儒勒·凡尔纳、笛福、博尔赫斯和巴尔扎克的小说予以评论。以上三个方面也就构成了其成名之作《文学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文学活动的本质界定方面，马舍雷的论断可谓一刀两断：“本书贬黜‘创造’，而以‘生产’代替之”(68)。这就将“创造”与“生产”这两个概念硬性区分开来并予以取舍，马舍雷认为，文学作品是“生产”的产物，而不是“创造”的结果。以往的“创造”理论大都忽略了作品的生产过程，它们闭口不谈任何有关作品的生产。其实文学创作并不是一个创造过程，而是一种生产劳动。这里马舍雷将文学“生产”与文学“创造”断然二分并强作褒贬似乎有悖常理，但需要注意的是，马舍雷此说是从“症候解读”理论出发而提出，因而大有深意在。 马舍雷所说的“生产”不是指文学创作，而是指文学解读和文学批评。他这样说：“文学作品尽管来源于创作中一些不可知的冲动和灵感，但它终将沦为读者具有阐释功能的作品”(70)。依照文学活动的实际流程，作品总是首先存在于它自身，然后存在于别人的阅读中。尽管这两者无法截然分割，但事实上，文学生产的研究终究要面对传达和接受的问题，因此不能将在创作中发生的事完全代替在解读和批评中发生的事。如果将研究的重点挪到文学活动的后端，那么文学解读和文学批评的生产性功能势必会凸显出来。以往这种生产性功能总是被习惯性地划归文学活动前端的文学创作，其实不然，处于文学活动后端的解读和批评的生产意义同样不可或缺、事关重大。伊格尔顿对此作出阐释：在马舍雷那里，“‘生产’并不是指有形的机构、工艺生产的基础或一部作品的社会关系，而是指它自己生产的一连串含义”(36)。就是说，马舍雷所说的“生产”，是在解读和批评中实现的作品意义的增殖。马舍雷引用马克思关于希腊艺术和史诗至今仍然能够给人以艺术享受、甚至成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论述以支撑自己的观点：“马克思给出的这个答案中的思想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作品可以超越其最初假定的受众的局限，自发的阅读是无限的”(71)。对于一部作品来说，文学创作的意义生产可以停息，但读者的欣赏和解读的意义生产却永无尽期。 马舍雷所倾重的解读和批评有其特殊性，它不是像一般的阐释学那样直接追索作品中的意义，而是与作品的无意识部分之间展开一场新的对话，它不是与作品的公然发声之处交谈，而是与作品的沉默不语之处沟通。而这种“沉默不语之处”，就是弗洛伊德辞典中的“无意识”概念：“弗洛伊德把这种‘失语’归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他是第一个探索这一新领域之人。而且，他自相矛盾地把这一领域命名为：无意识”(85)。说文学解读和文学批评不是从文本的明言之处去寻绎意义，而是从文本的无言之处去寻求其内蕴，这其实一点儿都不神秘，因为它所面对的种种空白和缺陷虽然在文本中并不现身，但却是真实地指向其内里的病疴的，它绝不是虚构和冥想的，这一点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剩余价值有意无意地沉默无语可以见出，从笛福的历险小说、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中对于资产者的殖民欲望、征服冲动等意识形态的若明若暗的描写叙述也不难发现。 因此马舍雷将“旧式”的阐释学称为“纯粹阅读”和“内在批评”，认为它们奉行的种种原则都是建立在对于作品明摆的内容的重复之上的，它不能充分地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发现镌刻其中的隐秘信息，因此其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马舍雷认为，事实并不像坚果的果仁就在壳中一样存在作品之中。它既是内在的，又是缺席的。我们要做的工作在于进行一种新的阐释：寻绎作品中未知的、缺席的内容，揭晓作品没有说和不能说的东西，彰明作品到此止步不前和保持沉默的盲区。这种在无意识层面上进行的阐释是一种深度的阐释，也是扩大了的阐释，它不再拘泥于作品的表层意义的研究，而是以对于作品深层意义的研究，更准确地说，它不是对于作品公开意义的确认，而是对于作品隐秘意义的开掘，而这恰恰显示了文学阅读和批评更加深广的生产性功能。 在“症候解读”理论向文学归趋的进程中还必须提到乔纳森·卡勒。与阿尔都塞、马舍雷相比，卡勒讨论“症候解读”问题时，讨论问题的语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文化研究勃然兴起，文学研究滑向边缘，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解读方法发生了大逆转。在此大背景下，卡勒区分出两种解读方法：一是传统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它采用“细读”方式，通过对于作品的丰富复杂、精微要妙之处的欣赏和感悟来领略作品的情感意蕴，通过对于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叙事、修辞、文体、音韵等形式元素的鉴别和分析以把握作品的审美价值。一是“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它采用“社会政治分析”的方式，依据“社会同一性”的理念，通过社会政治分析去揭示作品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同一关系，它将研究兴趣从作品内部转向了作品外部，聚焦作品背后的社会政治结构，将不同作品视为显示同一个社会政治结构的表征。按“表征性解释”是卡勒化用阿尔都塞所说“症候解读”而来的概念，symptomatic是由名词symptom派生而来的形容词，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征候(或征兆)的、表明的；一是(疾病或机能障碍的)症状的、症状性的等。因此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既可在中性意义上译为“表征性解释”，又可在消极意义上译为“症候性解释”或本文所说“症候解读”。这就淡化了“征候”“症候”等概念在病理学上的消极意义，可以作为中性意义的“表征”“象征”来使用，而卡勒正是借此以界说文本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表征关系、象征关系。举例说明一下，对于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如果说它是“关于一位丹麦王子的故事”，那就是一种“鉴赏性解释”；如果说它是“关于伊丽莎白时期社会秩序的崩溃”，那就是一种“表征性解释”了。需要说明的是，卡勒在不同地方的论述中还使用诗学模式/解释学模式、恢复解释学/怀疑解释学等说法，乃是从不同角度对于鉴赏性解释/表征性解释所作的别称。 在这两者之间，卡勒对于“表征性解释”给予了更多赞许。他认为，传统的“鉴赏性解释”并不要求我们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它的任务在于解释为什么作品的一种结尾要比另一种结尾更好；在一首诗中某一比喻是有意义的，而另一种比喻就没有任何意义；读者是怎样理解作品的，什么样的程式能够使读者像现在这样理解作品的意义，如此等等。而“表征性解释”则要追问一部作品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它要对这个问题做出独到的回答，还包括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如何发挥作用，它与其他成分的关系是什么等等。譬如一部《哈姆雷特》，马克思主义说它是关于阶级斗争的，新批评说它是关于统一经验可能性的，精神分析学说它是关于恋母情结矛盾冲突的，新历史主义说它是关于遏制颠覆力量的，女权主义说它是关于性别关系不对称的，解构主义说它是关于文本自我解构本质的，后殖民主义说它是关于帝国主义的阻碍的，同性恋研究说它是关于异性恋根源的，不一而足。可见“表征性解释”把作品变成了一种目标性很强的语言。在这场解释的游戏中，重要的不是你得出了什么答案，而是你怎样得出那个答案。“表征性解释”的关键之处在于，这种解读是由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的，对于一部作品的解读就是对于这种“期待视野”所提问题的回答。譬如20世纪90年代的读者与莎士比亚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截然不同，而女权主义的读者与男性角度的读者的期待视野也是迥然有异的，而无论哪个时代、何种情况，读者的期待视野总是与社会历史、实际生活相连，最终势必对作品作出歧义互出的解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勒给予了大力肯定：“在解读方法中对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关注突显了解释是一种社会实践”。⑧ 上述种种理论对于文学作品新颖独特、层出不穷的解释，正说明“表征性解释”充满了活力，展现了广阔的生产性空间。在卡勒看来，对于一部给定的作品没有必要谋求那种“绝对是关于什么”的答案。这种答案理应是相对的、多元的、生生不息的。这一判断基于两个事实，一是这类争论永无止境，二是任何判断都必须根据具体场景做出，而这种具体场景是变化不定的。卡勒将其概括为两句口诀：“意义由语境限定，但语境没有限定”(71)。这种永无止境、永在变动的状况不正是激发批评的生产性的动力之源么?可以认为，卡勒与时俱进对于“表征性解释”的大力激扬恰恰是将阿尔都塞首创、经过马舍雷改造的“症候解读”理论从文学批评进一步引向文化研究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