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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语言结构中探寻症候的意义 1936年8月3日，雅克·拉康向在墨尔本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宣读了题为《镜像阶段》的论文，对于以往精神分析学已讨论多年但一直悬而未决的主体问题提出了质疑，这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拉康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风靡法国之时入行的，他作为籍籍无名的晚辈与弗洛伊德在学术上有过12年的交集，但以这次挑战为起点而成为弗洛伊德的重新阐释者。拉康崭露头角之时正是法国哲学、文学、艺术种种新潮风云际会、狂飙突进的时代，拉康经常和纪德、保罗·克洛岱尔等人相聚位于巴黎左岸地区的莫里埃书店，他与布列东和达利是朋友，后来还成为毕加索的私人医生，他还兼任超现实主义刊物的撰稿人。稍后的萨特、西蒙·波伏娃、列维-斯特劳斯、梅洛-庞蒂、加缪、德里达等也与之多有交往，在这一长长的名单中还有阿尔都塞。这是一个英才辈出、星汉灿烂的时代。当时崇尚叛逆、倡扬革新的文化氛围为拉康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从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出发重新阐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并为之奠定一种人文内涵。这里不暇对以上诸多方面作全面介绍，只就拉康在语言学、符号学方面所作的重建工作进行评述。 弗洛伊德曾试图揭示梦的语法规则和符号学逻辑，将释梦技术朝向语言学、符号学的科学分析推进，但他尚未接触现代语言学，缺少后者的学科规训和操作规程作为支撑，很多判断还带有臆测和比喻的性质。拉康则更进一步，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索绪尔和雅可布逊所开创的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之上，借力于当时代表最高水平的语言学、符号学理论，为精神分析学开了新生面。 索绪尔指出，任何符号都由概念和音响形象两部分组成，他将概念称为“所指”，而将音响形象称为“能指”。索绪尔强调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互联结所产生的整体，话虽这样说，其实他更加看重的是所指。拉康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在能指与所指两者中尤重能指的作用，他声称：“我们的想法是要指出能指相对所指来说的优先性”(《拉康选集》21)。拉康认为能指更具相对独立性和构成性，因而在符号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能指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一个能指总是与别的能指处于交互状态，盘根错节、勾搭连环，构成所谓“能指连环”的网状结构，好似项链上的一环，而这项链又是勾连在由无数的环组成的另一条项链上的。例如“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书愤》)，“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均是“能指连环”的具象呈现，而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之句，更是张开了一个纷纭繁复的能指网络。可见能指在这网状结构上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之中，表现出移动性、迁移性。能指在能指连环上的迁移往往决定着符号的意义，它往往规约着、决定着所指，所指则隐蔽在这网状结构之下，随着能指的位移而不断滑动，因此能指而不是所指在符号中占据主导地位。 基于对能指/所指之关系的新解及对于能指在符号中的主导作用的确认，拉康从雅可布逊的符号学理论中借取了“隐喻/转喻”这对概念，在他看来，这是语言的两大基本模式，它们是能指在共时和历时这两个向度上相互转换和迁移的产物。依拉康之说，按照能指在能指连环上移动的法则，“一个词对另一个词的取代，这产生了隐喻的效果”；“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组合，这产生了转喻的效果”(《拉康选集》560)。例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选择“白雪/梨花”这对具有相似性的能指在共时的向度上相互取代构成纵聚合，这便是隐喻；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联结“金陵/石头”这对具有相邻性的能指在历时的向度上发生迁移构成横组合，这便是转喻。总之，无论是隐喻还是转喻，都是在能指与能指的替代和联结中产生意义。 拉康对于语言学的看重旨在对于精神分析学进行科学的阐释，而索绪尔和雅可布逊用以支撑其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能指/所指”“隐喻/转喻”等便是进入的门径、破解的工具。在拉康看来，梦与无意识只有借助现代语言学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惟其如此，精神分析学的原理和法则才能得到彰显。因此人们往往在拉康的著作中发现他在替弗洛伊德“代言”，见出他在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概念来重解甚至曲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这一点弗氏本人未必能够想到，后者在写作《释梦》《精神分析引论》时甚至还不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为何物。例如弗洛伊德在《释梦》中提出，在梦对于无意识的加工中起关键作用的两个机制“压缩”(Verdichtung)和“迁移”(Verdichiebung)，拉康认为，这正是索绪尔所谓“所指在能指下面随之滑动”而产生的语言学效果，“压缩”表现为能指的共时性重叠结构，从而构成纵聚合，隐喻就存在其中；“迁移”则表现为能指的历时性转换模式，从而构成横组合，转喻即由此而生。③ 这样，拉康就掌握了解析人的无意识世界的语言学工具，使得将精神分析学发展为系统的、自成一体的科学理论成为可能，而拉康也据此以科学术语对梦、无意识及其种种症候进行描述和界定，提出了一系列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新进展的重要论断，不过这些论断往往是以对于弗洛伊德进行阐释的名义而加以表述的。值得注意的是，拉康关于“能指/所指”“隐喻/转喻”等概念的新解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使其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重建带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 首先，拉康认为无意识的机制类似一种语言结构，或者说无意识如同语言一样是被建构起来的。无意识更多关心的是能指而不是所指，无意识也是在能指连环中移位，借助隐喻/转喻在共时性和历时性这两个向度上的替换和组合而产生意义。拉康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无意识就是他者的话语”(《拉康选集》6)。所谓“他者”不仅指他人，而且也指语言秩序，是语言秩序体现着他人的存在。这正应了一句话：“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杰姆逊29)。也就是说，人们说话往往受到语言秩序的限制，古人将这理解为神灵的凭附，其实说的正是语言秩序的规约，因此说话的主体并非说话人，而是建立语言规则的他人，是他人假借说话人在说话。这一道理也适用于无意识的分析。 其次，拉康认为，梦是有意义的，而语言结构就是梦的意义的根源，也就是释梦的根源。因此对于释梦来说，真正的要义在于破译梦的句法结构，建构梦的修辞方式，其大端仍是“转喻”和“隐喻”：“省略和选用，倒词序和按词义的配合、倒叙、重复、同位、这些是句法的移位；借喻、谬词、换称、寓言、换喻、提喻，这些都是语义的压缩”(《拉康选集》278)。拉康还指出，其实弗洛伊德已经意识到这一要义并在临床治疗中付诸实践了，通过寻绎语言结构和修辞方式来进行释梦正是弗氏创立的“谈话疗法”的精髓。然而令人惊异的是，索绪尔建立二项对立的语言结构是在弗氏写作《释梦》《精神分析引论》之后的事儿，那么弗氏是如何想到这一点的呢?如此高度的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弗洛伊德预见了这个结构”(《拉康选集》562)。 再次，拉康认为，精神病的种种症候也是像语言那样构成的，因而也必须在语言分析中得到解决，从而精神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语言分析。他在一篇重要的文章④中就曾批评过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忽视了语言分析在揭晓精神病种种症候的机制和意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由此提出了“能指连环”的概念，主张将这种作用联系“能指连环”来考量。他说：“我们以为是这个连环本身的法则主宰了对主体起决定作用的那些精神分析的效果：例如缺失、压抑、否定”(《拉康选集》2)。在他看来，精神分析的对象，如缺失，压抑，倒错、孤独、重复、否定、舌误、笔误等症候，都是在意识中被压抑的所指的能指，“能指只有在与另一个能指的关系中才有意义。症状的真实存在在这个关联之中”(《拉康选集》242)。至于是何种症状，取决于能指在能指连环中移动的性质和状态，或者是由象征的替换构成隐喻，或者是由象征的转移构成转喻。总之，症候是有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只有在能指的阈限中才能得到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