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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新古典主义机智观的反拨 由于Witz（机智）一词在耶拿浪漫派那里拥有丰富内涵，使得任何对它的归纳或描述都只能以特征刻画的方式进行，[38]但这并不意味着耶拿浪漫派的“机智”只是一锅无意义的杂烩。我们一方面可依据早期浪漫派哲学的总体框架来归纳其主要特征，另一方面也可从思想史角度通过对比来把握其内涵。当然，由于耶拿浪漫派非分析、非定义的写作方式，往往不加说明地混用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机智”，难免会带来理解上的困扰和混乱。大致来说，我们可以根据质性的标准和历史的标准，来对耶拿浪漫派的“机智”进行分梳和把握。虽然这两个标准很难截然区分，但在耶拿浪漫派那里还是带有较为明显的不同价值判定。 质性的标准依据的是早期浪漫派哲学，其含义多为积极的，其评价多为正面的。像前人（如约瑟夫·艾迪逊）一样，施莱格尔也区分“真正的”机智与“伪”机智。“真正的机智”在耶拿浪漫派看来是哲学所绽放的花朵：它就是思想，而“人们不知道，思想该被称作是美的还是机智的”。[39]诺瓦利斯也认为，这种哲学结晶的机智是一种真正的发明（erfinden），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每一种机智“都是一个被新揭示的世界”。[40]对机智的灵感、想象力、天才性、社交性、自由、合目的性等特征的刻画，都是从其基本哲学立场出发得出的正面价值判定。反之，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如前面提到的“俏皮话”，就是一种伪机智。从量上看，依质性标准所进行的大部分正面评价，多着眼于正面特征刻画，而从历史标准出发的评价，则多为否定性的，其所针对的是耶拿浪漫派之前的特定历史用法。当然，耶拿浪漫派很少明确交代其批评对象，更不会对相关概念进行思想史梳理。但通过对施莱格尔等人论述进行整体观照，仍不难发现，耶拿浪漫派的主要靶子是古典主义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的“机智”观。 西方古典主义的源头可从贺拉斯算起，它也被称为“罗马古典主义”，极大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及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诗学观。新古典主义诗学的法国集大成者是布瓦洛，他将贺拉斯的罗马古典主义置于笛卡尔理性主义之上，提出“应珍爱理性：你的一切作品都应显示/理性的荣耀，闪现理性之光”。[41]在新古典主义兴起之前，“机智”引起了文艺复兴时期文论家的极大兴趣，如菲利普·锡德尼就将机智视为诗人作诗的一种必备才能。而其他文艺复兴理论家已开始将机智视作一种敏捷的思维能力，乃至一种“天才”。与文学领域不同，“机智”在哲学领域中也得到了深入探讨，霍布斯与洛克的工作居功至伟。在《利维坦》中，霍布斯认为判断力相对于想象力更为重要，因为“判断力为自身立法，而无须想象的帮助”，[42]所以，判断无想象是机智，但想象无判断却不是机智。受霍布斯影响，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将想象力与判断力直接对立起来，认为机智就是一种灵巧运用想象力的能力。 亚历山大·蒲柏可谓吸收了这两方面的影响。他亦步亦趋地追随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深受其理性主义原则影响。蒲柏的《论批评》中一共提到“机智”46次，至少涉及“机智”的五种不同含义，但是他激烈批评文艺复兴时期张扬个性、提倡奇思妙想（conceit）的机智，认为“真正的机智是装饰得体的自然/人们时常想到，却很难完满表达”。[43]他所谓追随自然，最终不过是让想象和情感服从理性的指引。因此，蒲柏可谓新古典主义“机智”观的集大成者，他直接继承了布瓦洛的诗学观，又将霍布斯和洛克的理性判断高于想象的结论纳入到自己的论述中。由于新古典主义提倡的是客观性、均衡、对称、比例、节制等美学原则，所以蒲柏等人尤为反对此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提倡的个人性、主观性、强烈的情感、奇特的想象和文类混杂等特征。 如果说新古典主义机智观是立足于理性主义基础上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机智观的反动，那么，耶拿浪漫派则受德国唯心主义影响而对新古典主义进行反拨：再度强调想象力和情感的重要性，以弥补新古典主义过分强调理性的片面性；以天才和灵感来反拨规则，以机智的创造性反对古典主义的摹仿，以总汇性反拨纯粹性，以有机体的合目的性反对无生命的机械，等等。因此，施莱格尔声称“理性是机械的精神，机智是化学的精神，天才则是有机的精神。”[44]他认为，代表时代精神的法国启蒙运动所强调的片面理性是不完整的，法国人的精神中缺少某种绝对综合或总汇性，其理性主义原则充其量只能达到化学般的机智，而达不到其心目中的浪漫机智。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化学的民族，法国启蒙主义时代是一个化学的时代，他们发动的革命也许是包罗万象的，但远不及浪漫的机智所达致的有机整体高度：“小说、批评、机智、社交、当代修辞学和迄今为止的历史学的化学本性不言自明”。[45] 法国式机智充其量是炼丹术，只讲求理性和规则。法国新古典主义使“艺术哲学必要的形式性已沦为各种标签和奢靡”。[46] 同样，施莱格尔也批评英国式新古典主义，他认为机智在英国只能算一门技艺，而算不上一种艺术。在他看来，英国人太过于循规蹈矩、一丝不苟，使得一切都非常专门化。英国人的机智也呈现出这种特征：“无条件的任意之假象给予机智以浪漫和辛辣，运用到实际中即一种机智的生活；因而英国人的才能趋于癫狂，他们则誓死捍卫其原则”。[47]机智不应该是新古典主义硬性规定的平衡、节制、比例等客观的法则，而是一种主观的敏感，因此连罗马人也称机智“为灵敏的嗅觉”。[48]诺瓦利斯更直接地指出，机智所显示的恰恰是某种被扰乱的宁静与平衡，它既是这种扰乱的结果，同时也是再更高层面恢复宁静与平衡的手段。他认为，“狂热的激情包含最强的机智。一切关系的瓦解状态、绝望或精神的死亡，才是最有机智的”。[49]诺瓦利斯这段话既针对法国新古典主义，也是对温克尔曼以“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所标示的德国新古典主义的反动。 施莱格尔认为，古代作家也不乏这种意义上的机智，因而他并不完全排斥新古典主义提倡的模仿古人，因为“非任意的戏仿及被动的机智等重要概念，可在此得到最轻易而完整的展示与阐明”。[50]事实上，耶拿浪漫派也并不反理性，他们只是反对新古典主义的自然法与机械的理性。这种理性只是理性的一个类别，是浅薄乏味的一种理性。除去这种理性外，耶拿浪漫派认为还有一种浓稠的、灼热的理性，它能“使机智成为机智，赋予纯正笃实的风格以灵活性和导电性。”[51]这就是融合了感性与理性、想象与判断、天才与规则、有条件的与无条件的、个体性与总体性的机智，或者说，是一种作为总汇性的机智。耶拿浪漫派认为这才是符合其哲学精神的“真正的机智”，它在历史中生发出了“新”（neu）内涵，亦即“现代”（neue Zeit）的“机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