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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机智与“浪漫诗”及“总汇性” “机智”与施莱格尔本人的“浪漫诗”及“总汇性”主张密切相关。在《雅典娜神殿》第116则断片中，他指出浪漫诗即一种渐进的、在过程之中的“总汇诗”（Universalpoesie），其使命不仅在于将诗歌内部各种割裂的类型重新统一，而且致力于融合和混合诗与修辞、诗与散文、天才与批评、人为诗与自然诗。由此看来，“浪漫诗”至少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浪漫化”，即赋予社会及个人生活以诗意。不过，他也强调若“将机智仅限制在社会范围内，是一个极大的错误”。[13]受斯宾诺莎和谢林自然哲学的影响，施莱格尔也主张将自然与社会融合起来，因此浪漫化也包含了自然的诗意化。诺瓦利斯也主张将社会和自然乃至无生命的存在诗意化，或使之“魔化（magisch）”。这种浪漫化即“用一切种类的纯正教育材料来充实和满足艺术的形式，通过幽默的震荡来赋予各种艺术形式以灵魂（beseelen）”。[14]就富于生命活力这点，机智往往被混同于幽默。但如果严格加以区分，则机智是一种特定的诗意化方式，必须诉诸于语言，因此施莱格尔将之比作法律条文，认为“真正的机智唯有写下来才能被人们思索”。 [15]他认为浪漫诗在各种艺术之中的地位，与“哲学的机智、社交、汇聚、友谊与爱在生活中的地位并无二致”。[16] 其二，浪漫诗是一种“总汇诗”，这种总汇性也体现于机智中。施莱格尔认为，文雅（Urbanit?t）就是一种和谐的总汇性机智（der Witz der harmonischen Universalit?t），也就是“历史哲学的一即一切和柏拉图的最高音乐。”[17]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古代经典研究（die Humaniora），可比之于柏拉图的体操训练（die Gymnastik）。但施莱格尔提醒说，总汇性并不意味取消一切个别的教化类型（alle einzelne Bildungsarten），简单取其中间值。相反，真正的总汇性总是力图保持个别性，并在这种个别性中反映总体性：“一旦宗教与道德的单色光照射聚合的机智之混沌（ein Chaos des kombinatiorishcen Witzes）并结出果实，就产生了总汇性。最高的诗和最高的哲学也因之自身绽放。”[18]借助于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总汇性，与单一形式的艺术相比，总汇性的艺术显得更艺术，总汇性的诗也更诗意——以此类推，批评更具批评性、历史也更具历史性，等等。同样，“一即一切”也很好地揭示了为何机智与断片有内在联系：真正意义的总体性必须体现于、内在于个体性中，而不是作为部分的总和或超验意义上的绝对而显现。这是耶拿浪漫派力图超越启蒙理性的机械论整体观以及德国唯心主义体系精神的独特之处，而这正是受斯宾诺莎泛神论所启发的。《关于诗的对话》指出：“一个人若不景仰和挚爱斯宾诺莎，成其最忠实的信徒，怎么可能成为诗人呢？”[19] 作为一种写作形式，断片能够很好地传达在个体之中象征总体的“浪漫的绝对”。耶拿浪漫派心目中真正的“最高者”和“无条件者”，通过断片之总体而得到表达，甚至其创作方式（匿名的集体协作形式：协作诗与协作哲学）本身也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总体性。施莱格尔之所以盛赞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是因为其作品常表现出真正的浪漫诗般的机智，并且这一机智“不是显现在单个的灵感中，而是体现在整体的结构上。”[20]施莱格尔最终认为，神话与这种浪漫诗的机智极为相似，提出了“新神话”的主张。诺瓦利斯在这点上与施莱格尔保持一致，认为“作为亲缘关系原理的机智同时也是普遍的溶剂。” [21]这种机智的融汇性表现在一切领域，如童真与智慧、道德与狎妓、在素朴中判断力的充溢与不足等之间的融汇。这种总体性即一种温润的、没有凸点的机智，而这正是诗优越于散文之处。在诺瓦利斯看来，这种整体性或总汇性也是通过单个的念头得以象征性体现：“因为只有通过将最犀利的方向对准一个点，单个的念头才能获得某种整体性”。[22]简言之，总体性寓于个体性之中，反之，个体性也可代表总体性。在诺瓦利斯看来，这一理念最终的表现形式是人。人之所以最富于价值，是因为“人的第一印象是对一个绝对的机智灵感的印象：即同时作为精神和特定的个体存在。”[23]从机智所体现的“一即一切”精神来看，它当然就是一种浪漫诗、一种总汇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