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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沙哑却平静的历史钩沉 在葛亮的长篇作品中，他的书写姿态是十分自信平和的，这给了他很充足的空间表达他“时间煮海”的历史观。葛亮在言谈间弱化模仿前辈的必要性，因为他要书写的是专属于他家族的历史文化文本，具有极强的个性心理输出特征。 面对战争书写，葛亮的选择是特别的。比起兰晓龙的血腥战场、对比梁鸿的悍然残酷，年轻的葛亮的确不愿用蛮力比拼，在行文中散发着四两拨千斤式的云淡风轻。“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德国占领布鲁塞尔与巴黎，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报纸上写着南京国民政府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将军，殉国。”（3）葛亮的中提琴用了特殊的拨音弦法，令音色丰富祥和，更富有感染力，在忧郁不快中加入了类似于幽灵的散唱。再加上和弦带来的沙哑，使这些长篇作品中的战争描写超脱于一般的血腥与死亡，而多了更贴近人的真实感受。因为在文本中，一些看似卑微的人，却背负着难以想象的伟大和沉重。 在《北鸢》这部长篇小说中，葛亮用凶险与迭宕的弹性调度，处理了几个人物，仿佛令一段绵软的过往记忆架起了钢筋骨骼。在《北鸢》中，文笙的大姨昭德，是最有力量的人物，能够让人感受到迸发自原始生命体征的力量。葛亮用沙哑而平静、忧郁又神秘的咏叹节奏，写出了时代的喧嚣与命运的难测，其中最出人意表的便是昭德的结局。 在逃难中，昭德受秦世雄死亡的刺激，想起了自己夭折的儿子，再次将自己的 前襟撩起来，抱起秦世雄的头想为他哺乳。她平静而安详，哼着小调：“一根紫竹直苗苗，送给宝宝做管箫……”她苍老的声音旁若无人，肃穆又悲壮。而在小茹被人侮辱致死时，昭德向闪电一般用盒子枪顶住了土匪的太阳穴，卡住了他的脖子。这个看似疯癫的老妇人，却在最危险时表现出最大的冷静——也许是她丈夫曾经打家劫舍的胆量和经历给了她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昭德毫无迟疑地将食指娴熟地伸进手雷的拉环，在浑浊的眼睛里闪过光亮之时，葬身残破的庙宇而救了全家。这段描写简直就是舒曼创作的中提琴独奏曲《童话图片》的文字版！故事本身的张力挖掘出了中提琴低音弦上独一无二的浓郁音色，并以最丰富的细节展现了其瑰丽与壮观。 再如言秋凰的出场，虽短暂却同样震撼。言秋凰的出场、成名、“刘言之争”，虽是平铺直叙，却在铺垫中巧妙地加入了作者对人物的态度，不动声色间把言秋凰西皮慢板的戏子身份意义加厚了。不慌不忙的叙述交代得清晰不见冗长，巧妙间还内嵌仁桢与文笙的戏院相遇。在小说的中后部，言秋凰被迫成为日本人和田的性奴。为了帮自己的女儿蛮蛮（仁珏）雪恨，帮助范逸美等共产党人，言秋凰决定凭一己之力除掉和田，最终自尽——“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妾妃何聊生。”葛亮钩沉历史的角度和方式，也正是他缅怀历史寄托情感的着重点。作家在稳妥、平静的叙述段落里所表现出的收敛和控制力，为后面言秋凰用弥香成功解决和田、完成民族责任和生命价值、最终释放情感洪流，做足了耐心的伏笔。 中提琴独奏可以突出它绝美的音色，同时显现出一种谦逊温和的气质，这种感官刺激同时还会令欣赏者对曲子的“比例”提出一定的审美要求。比例匀称协调，高潮适时，铺垫妥帖，这种谦逊温和的气质才不会弥散于冗长的文本体量中；相应地，文本的比例体现在作家对人物的结构方式和命运走向叙事上。在小说《朱雀》中，程云和是一个完整生动甚至是闪着圣光的女性人物，她的存在前后勾联起叶毓芝和程囡的命运，所以这是一个能够强化文本比例的人物。这个曾是青楼头牌的秦淮妓女，在南京日寇屠杀中艰难存活。葛亮让程云和在文本中活下去，不仅让她做回了良人，更让她完成了一个母亲的角色，令她前所未有地满足与温暖——这样的结构方式和叙事手法比正面描写战场更显情义，也更为巧妙。程云和的善良和身为一个母亲的爱意便是这部长篇小说贯穿上下的绝美音符。尤其是文字里描写她从日军军营回来时那个云淡风轻的神情，比死亡的影像更让人动容。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4）中提到了故事讲述者自身的感情色彩对叙事的影响。故事的讲述者面对历史的变迁，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他立足的叙事视角也代表了“讲故事的人”对家族的兴衰、时代的动荡、乱世的情爱的深切感受。忧郁又神秘的咏叹节奏，一方面呈现出六朝古都南京本身孕育的厚重神秘感，另一方面也藏匿着作家的一个些许自私的想法——自己的家族能够在这个动荡沉郁的历史变迁中走到今天，也是极其不易的，更是经历了诸多难以想象的波折，葛亮颇为之自豪。 二、中提琴深沉的音色背后需要清醒面对的问题 中提琴的独奏曲并不多，经典更是罕见，这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的——过于沉静的音色，无法很好地连续表达情绪的输出变化和戏剧感。然而，葛亮对于中提琴音色的叙事是一而贯之的。他对“六朝烟水气息”不仅仅是追忆和记录，而是接近于偏执的迷恋。既然如此选择，便要正视叙事中存在的问题。 1. 巨大的历史体量所引发的乖舛 “70后”作家群是一个难以概括共同点的代际作家群体，同“60后”、“50后”作家相比，他们缺少集体性的、相似的历史经验和公共记忆，所以很难形成明确的历史共同体。叙写大历史景观中的时代变迁，曾经是“50后”作家热衷并擅长的；“60后”作家多数经历了先锋文学的影响，对于篇幅和大历史景观是冷静客观的；到了“70后”，有一部分作家集中在洞观都市人性与情感的领域，还有一部分作家选择继承“50后”作家记录大历史变迁的写法。《朱雀》的大景观历史表达，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梁鸿的“梁庄”、周瑄璞的“中原颖水”有相似之处。周瑄璞致敬陈忠实先生，在《多湾》这部47万字的大长篇中前后观照了中原颖水的五代人，用传统平实的手法描绘了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她在叙事方面表现出一种由于极想表达得详尽妥帖而暴露出来的“笨拙”。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对叙事策略的选择、对情节转折的把握，还是高密度的语言，最终都暴露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巨大的文本体量所引发的拖沓与冗长。有很多侧面事实上并不需要用很多文字枝杈出一条线索细致表述，一旦面面俱到，作者就开始无意识地游离于文本而无法深入挖掘人心的叵测、人性的复杂、现代社会生活的荒诞。对于一部现实主义长篇作品来说，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也会被削弱，地域文化的书写也会流于表面。事实上，问题也是相似的——葛亮的叙事风格事实上不适合过大体量的文本。 在小说《北鸢》中，文笙在短短的20年之间经历了家族变故、战火硝烟、人情冷暖、情爱生死，可是这些伤痛仿佛都可以被当初与仁桢坐在城头上放风筝的美好记忆所抚平。因为文笙和仁桢两条线索十分明确清晰，尽管在结尾处姚永安的一条次线索比较突兀，但总体来说，算是完成了葛亮的创作初衷。禇玉璞（《北鸢》中名为石玉璞）作为民国初年颇富声名的直系将领，其传奇性也屡屡为人所书。葛亮在《北鸢》中再次对这一人物进行了着力书写，并落墨于北伐大幕之下军阀阶层的没落境遇。葛亮外公曾随家人寓居于天津意租界，这段生活经历在小说中也有颇具张力的再现。 而在《朱雀》中，作者的贪心就暴露无疑了。一本小说横跨了三个重要的时代，妄图融汇南京大屠杀、秦淮妓女、“文革”械斗、跨国恋、吸毒等复杂多变的内容。但因为每个因素都想囊括，所以每个因素都显得分外单薄。葛亮在《朱雀》中不断加入新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后半部分，显得杂乱割裂，并且失掉了原有的行文气质和叙事音色。葛亮写南京写得自信，中提琴音色的叙事已成为他的创作标签，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葛亮对90年代南京的认识和书写是较为空洞的，皮骨分离的。客观来说，葛亮是想一如既往地叙述一个温婉、凄迷的城市爱情故事，可是又怕这故事狭小、媚俗，于是他想为这个故事披上一个绵长、端庄的历史外衣，用交叉蒙太奇的方式构建了一个谜一般的庞大叙事结构。为此，葛亮“一厢情愿”地费着劲把这个90年代故事的原因追溯到30年代中期。这个叙事手段过于生硬造作，出离了作家本身的人生经验，并且小布尔乔亚气息的滑腻东西也总是在不经意间溜进了文本之中。 2. 要明确作家身份与民族文化传统的互动关系 葛亮是一个游走于香港（现代文明）和南京（传统文明）之间的特殊存在，在他的创作中，他分别将多变多层次的文化特点置于不同的文体和创作体例中。例如《北鸢》写的是民国史的记忆书签；短篇小说集《浣熊》则是以形形色色的外来者视角将香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呈现出来；《七声》《谜鸦》大都是叙写南京的横断面……在《朱雀》中，他这样写道：“在这城市的盛大气象里，存有一种没落而绵延的东西。这东西的灰暗与悠长渐渐伸出了触角，沿着城池的最边缘的角落，静静地生长、繁衍。”（5）很显然，葛亮所理解的民族文化即是南京这座城市本身的基调。他的写作既可以理解为地域写作，却又不纯粹是地域写作——在一些时候，尤其是在文本体量过大、难以把控情节人物的时候，葛亮笔下的“峥嵘”与“凶猛”便失掉了城市文化传统的特殊价值意义。特别是《朱雀》的后半部以及《北鸢》的结尾部分，故事情节可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城市，并没有南京文化传统的专属指向性。大概不同于商洛之于贾平凹、高密之于莫言，南京之于葛亮更像是书写家族历史的责任和愿望。葛亮在很多表达上并没有真正考古地方史，更多的是凭借通适性的历史认识和自身的兴趣点来书写南京。他关注“寓公”这个阶层，想探究他们在中国政治风云动荡近20年里的经历和下野之后的生活。换句话说，葛亮对城市文化传统维度的掌握是带有极强个人化色彩的。 对于像葛亮这样的70末作家来说，书写历史、回归传统文化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笔者认为葛亮写作的对象感是极强的，他书写历史、回归传统、描摹“六朝烟水气”的动力就来自于他明确了自己的文学市场和受众对象。拙见开始于葛亮的香港写作地理环境——香港是一个民族传统陌生化、亲近西方文化的特殊行政区域，城市文化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塑造人。当葛亮意识到，一本书写大陆最富有神韵的民国城市的小说，会在这个民族文化传统近似于荒漠的地区引起怎样的反弹式影响，一切都不难解释了。对于陌生化的文化输入，人们是难免好奇和拥趸的，因为这超出了一般化的审美范畴。读者想通过这样的文本了解视野之外的城市与人文历史，因此对葛亮笔下的南京便不会提出太多挑剔。对于香港的读者来说，小说中的南京不是“场景再现”，而是“场景呈现”，无论是言秋凰的西皮二黄还是匠人手艺，都是极其吸引人的。而走出香港，葛亮的长篇小说文本反而显出了他对香港的认同和被影响。文学在这个时代要承载情感表达，但是仅从《朱雀》来看，这种情感是低温的。家族和历史的形象厚重立体，衬得文本主人公的形象是单薄的，缺乏人格成长空间，仿佛作者只是一只取景视窗，少了些许情义。总之，作家在过分重视他者、弱化自我身份的解读空间中直面考验。 在叙事技巧方面，葛亮显然是深受西方小说技法影响的，重用交叉蒙太奇手法，显现出训练有素的创作技巧。尽管小说文本用中提琴浑厚幽深的音色叙事，但是在文本中还是能听出一些杂音。王德威先生在《抒情民国》一文中指出，“抒情”的观念与实践在中国文学传统里源远流长，到了现代，因为西学的介入，更展现了复杂向度。（6）事实上，如果能够有意识地在中提琴的底色中加入一些民乐的点缀，在云淡风轻和柴米油盐中适时地加一剂刺激，则能够使葛亮面目逐渐模糊的长篇文本荡起一丝涟漪。只不过，这些民族乐器的点缀和穿插的节奏感较差，显得比较突兀，也失掉了旋律的逻辑性。换言之，葛亮持弓的右手弹性力道是不稳定的。 结语 葛亮的长篇小说通过找寻合适贴切的意象，把握钩沉历史的情绪，呈现出中提琴厚实温暖的音色魅力，葛亮也找寻到了极具个人标签化的创作方向和特质。不过，葛亮作为70末作家，长篇创作还存有一些问题。华南师范大学的凌逾教授定义葛亮的小说为“新古韵小说”——吸取古典文学的雅致神韵，渗透传统文化哲学，笔墨抒情，笔墨厚重，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有继承关联性。作家身份与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给葛亮带来的压力是双方面的：首先，“新古韵小说”概念成立的重点是强调创新性，在这一点上葛亮还算松弛，尤其是书写大陆特殊时期权力影响的时候，他的创作对政治是有距离感的，这一点类似于严歌苓创作的新移民小说；第二，葛亮背负家族历史的书写责任，将视野固化到自己感兴趣和熟知的群体，这虽然明确了作家身份，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文化传统的深远和复杂性。总之，葛亮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人性地图是广阔的，彼此触碰的幸福与不幸也是有温度的，若能滋生交错，自然能丰富城市的声音。 注释： （1）葛亮：《朱雀》，第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2）葛亮：《北鸢》，第1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葛亮：《北鸢》，第2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4）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科夫》，《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 （5）葛亮：《我们的城池》，《朱雀·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6）王德威：《抒情民国——葛亮的〈北鸢〉》，《南方文坛》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