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刚才听了张翎讲《劳燕》一书的写作缘起之后，我越发认为，写小说不要过度强调虚构和想象，好的小说，除了虚构和想象之外，还需要有张翎这样实证的写作态度。她通过阅读别人的回忆录，接触到一个跟故乡有关的历史细节，就开掘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的意思并非作家不要依靠虚构和想象，或者说只通过图书馆的资料就能写小说，而是强调作家要多像张翎这样，回到这片土地上，回到那些亲历者（老兵）的面前，谦卑地听他们讲自己的往事，搜寻过去的蛛丝马迹。
    肯花这个工夫做考证，记录，积累，然后在此基础上发挥虚构和想象，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质地是不一样的。
    要把小说写得结实、细腻，甚至连每一个器物都写得有来处，是非常考验写作者的。张翎写战争的时候，不单是把被战争撕裂的人性写得丰沛复杂，战争中非常实务的方面，她也处理得认真切实，比如格斗场景，包括动作的次序，格斗中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这些东西不是光靠想象就可以完成的，你如果没有去做采访，是不太可能还原出来的。
    小说要是布满了这些结实的细节，这些带有考据性质的细节，我觉得才能够把小说中的人性、人物的灵魂写好。这些细节就像一个容器，正如一个厨师没有相宜的餐具，做得再好的菜也会打折扣。
    有了这种严谨的写作态度，张翎在处理这些题材的时候，就有一个实证的基础，一个可以展现艺术家才华的基础。
    ◈ 二 ◈
    张翎本来是要写男人的故事，这样写可能非她所长，但是她找到阿燕这个女性角色，并从她和这三个男人的关系切入，就形成这个小说独特的格局。
    这三位男性其实也是这个女性的三段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然后通过这种人物关系，张翎就把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或者战争对不同人的影响写得透彻。尤其是她刚才讲到，当一种灾难把人逼到墙角、逼到绝境的时候，人性会发生变化和逆转，这样的主题不是没有人写过，但是很少人像张翎这样，不断把人往绝境上赶，有一种将人性放在绝境下做实验的决心。
    但是，把人逼到绝境，如果没有强大的叙事逻辑做支撑，人性的逆转往往会很怪异，缺乏说服力。但是张翎有一种能力，把人往绝境上逼的时候，总能找寻到人性逆转的合乎情理的理由。
    比如《劳燕》中刘兆虎这个人物，他代表来自中国自身的本土文化；牧师比利代表的是基督教文化，有神性的救赎色彩；大兵伊恩代表了一种美国的青年文化。他们共同和一个女人的相遇，必然产生一种文化的冲撞和互补。阿燕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姑娘，但在这些文化的激荡下，慢慢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幽深的人性开始闪着神性的光亮。战争给她带来怎样的创伤，她就在战争中直面这些伤害，并最终从创伤走向救赎。她为什么后来会宽恕那些冒犯过她的人，这就是理由。如果没有作家之前安排的这些复杂文化在她身上的影响，这最后的原谅和宽恕就容易变得肤浅。
    阿燕心中有这样的力量，能够走向宽广、宽恕，张翎试图为每一次人性的开掘提供合理的理由。
    中国作家比较长于写家族故事，百年中国史，多是所谓的社会冲突或伦理冲突。但是人性有时候不仅仅是伦理，家族，甚至不仅仅是国族这个概念，人性具有人性所独立的东西。张翎就关注到了这个人性独立的东西，这个跟她长期在国外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劳燕》借助牧师这一人物的设置，不仅仅教会阿燕生存技能，更重要的是引领她看见人性深阔的一面，即如何面对自己、面对苦难，如果借救赎的力量，重新看待人和世界，使她知道人性有另外一个方向。
    写战争的作品有很多，张翎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仅局限于战争以及战争对人性的伤害，更写出了经历过这些创伤的人，如何走向了平和和宽广。
    ◈ 三 ◈
    一部长篇小说能不能流传，能不能获得广泛关注，最重要的就是看它有没有创造出令人难忘的人物。
    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家中，普通老百姓能够随口说出他小说中许多人物的，一个是鲁迅，像祥林嫂、孔乙己、阿Q等，说到这些人物的时候不需要注释，多数人都知道是谁，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人物一样。还有一个是金庸，像黄蓉、韦小宝、杨过等，包括“华山论剑”“乾坤大挪移”这样的词，已经进入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这样的作品流传下去肯定没问题。
    一个人物要显得饱满，这个人物首先要复杂，需要有不同的灵魂的侧面，要有多样性，过度简单和浅显的人物是不太容易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
    《劳燕》最为让人难忘的是阿燕这个人物。
    张翎创造的阿燕很复杂，她有三个名字。阿燕是出生时取的名字，就是江南村庄里面的普通小姑娘的名字。后来牧师给她取了一个名字是斯塔拉，即星星。这个名字有着天空的品质，会让我们想到更高远的东西。美国大兵伊恩给她取温德这个名字，即风，这是自由、美好的象征。这些名字都有作家的寓意在里面。从这样一个普通的乡村女子，带有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基因的女子，到星空一样开阔、风一样的自由，并自我觉醒、渴望追求爱的女子，这样的蜕变是有难度的。
    这需要她的灵魂有独特的际遇。
    尤其美国大兵伊恩奔放的、让她意识到自我的、那种追求灵魂内在惊喜的感情，使阿燕变成了一个复杂而丰富的人，一个多样生命特质都在她身上成长的人。三个名字的得来和三段经历的揉合，使得这种复杂有了合理的理由，让人难忘。
    一个在中国生长的女孩，具有复杂的性格和品质，身上激荡着多种文化的积存，这在以前的中国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形象。
    ◈ 四 ◈
    特别值得讨论的是，张翎所塑造的阿燕这一形象，有时像是有一种神圣的光晕。她被鼻涕虫冒犯，就去长官那里告状，长官想枪毙鼻涕虫，她不忍，又为鼻涕虫求情。后来，鼻涕虫牺牲了。本来，鼻涕虫之死给人的感觉是为他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可斯塔拉（阿燕）出现的时候，她的形象完全是神圣的，不仅宽恕了鼻涕虫之前所犯下的错误，并令人动容地把他破碎的尸体缝合起来。这种宽恕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原谅，它包含着对一个灵魂的敬意，也是以她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一个灵魂的眷念。
    这种升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精神背景的铺垫，让一个中国乡村的女孩变成这样一个善良、坚韧并带有宽广的内在精神和视野的形象，肯定会让读者质疑。但张翎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之所以让我们感觉动人而真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她笔下这些深阔、明亮、令人敬佩的精神，不是在一尘不染的想象空间里生长出来的，而是在淤泥里生长出来的。在看起来最不可能升华的地方孕育出来的精神，才是可信的。所谓“道在屎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没有经历苦难、疾病和死亡，那种所谓的超越和救赎都是很可疑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他以前是一个王子，没有经历过疾病、痛苦和死亡，只有等他见识了人世间那些沉重的苦难之后，他才完成了内心的觉悟。耶稣能够成为救赎之灵也是因为他经历了磨难和死亡，他本是无罪的，却不但被审判，还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尽鲜血而死，他经历了极大的痛苦，经历了常人所不能经历的弃绝和苦难之后，从他身上长出的精神，才有力量，才有说服力。
    所以奥古斯丁才说：“同样的痛苦，对善者是证实、洗礼、净化，对恶者是诅咒、浩劫、毁灭。”
    张翎在《劳燕》中让阿燕遭受了至大的痛苦，她被日本人强暴，被家人抛弃，被身边的人所看不起。很多像她这样经历的人很可能就轻生了，因为实在无力承担这些，可她不但没有死，还超越了这个经历，在苦难里开出一朵花来。在经历了苦难和死亡之后，她让自己完全变成全新的一个人。
    在这样的境遇里长出来的宽恕和救赎才是有力量的。这种从死亡中酝酿出来的生、从苦难中升华出的超越是非常难得的。这就是张翎写作的特殊性。
    艾玛说：“人面对痛苦要深怀敬意，并向其学习。”确实，张翎没有轻易给予一个女孩新的面孔和新的精神，无来由地让她变成一个圣母般的人物，而是安排她在牧师的教化和启迪下渐渐脱胎换骨，又在美国大兵伊恩的影响下认识到自我，这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
    没有过程的自我超越是不可信的。
    很多作家会安排他的人物忽然进入无的境界，看起来很超脱，但是我想问，他的欲望去哪里了？不能说昨天还是欲望蓬勃的一个人，今天就风烟寂静了。你要写出这个转变的过程，有了合理的转变过程，人物所企及的这个空和无的境界才是可信的。张翎正是因为很好地处理了人物内心世界转变的过程，她笔下的人物才显得有精神光彩。
    （根据《劳燕》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