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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期：典范融炼与理论沉淀 在清中期骈文家大力弘扬六朝风的基础上，晚清文坛在此一主导方向上又有所深化，似可从三个方面来体察这种历史的延续感。 其一，在晚清文章选本阅读层面上说，成书于清中期的那些以“六朝”为标杆或旗帜的选本仍拥有阅读需求，而且多有注释本或续编本出现，显示对原选义例的重视与推广之意。这在出版信息的调查中可见，尤其是光绪朝的出版频度相当可观，例如，彭兆荪《南北朝文钞》除初刻本外，有光绪元年粤雅堂丛书本、光绪二年番禺陈起荣刊本、光绪八年江苏紫云室重刊本；李兆洛《骈体文钞》除了道光、同治间的三个刊本以外，主要有光绪间的七种以上的刊本，包括光绪三十四年谭献批校本也得以刊行；许梿《六朝文絜》除了道咸间的两个刊本外，同光间有九种以上的刊本，包括光绪十五年黎经诰笺注本(41)。“续编”本主要实施于那些当代选本上，也是彰显原编魅力的一种手法。如曾燠《国朝骈体正宗》有了光绪十一年张寿荣等三人《评本》和光绪十四年张寿荣《续编》，反映出曾氏书在晚清广受重视。接续吴鼒《八家四六文钞》的，有光绪七年的《后八家四六文钞》，又有光绪十五年王先谦所辑《十家四六文钞》。王氏虽不以“后”“续”命名，但其编造主旨也颇循吴氏之例。王先谦自序谓：“网罗众家，窃附全椒(吴鼒为安徽全椒人)之例；推求正宗，或肖南城(曾氏为江西南城人)之心。”(42)表明与嘉庆朝最重要的两部骈文当代选本的承接关系(43)。 其二，在中期以“六朝”为骈文高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掘“六朝”作为骈文典范的丰富性。对于晚清骈文领域而言，不仅六朝骈文仍是取资的渊薮，而且清中期效慕六朝的骈文大家也成为晚清人的典范或“伐柯之则”。在晚清人的论述中，四六自“初唐后竟失传”(44)、“骈丽之文以六朝为极则焉”(45)之类的尊尚六朝之谈屡见不鲜。另如张寿荣《后八家四六文钞序》自道编辑宗旨的来源为“循是而为后八家文之选，要仍不离乎前八家之法”；郭嵩焘《十家四六文钞序》有见于吴鼒《八家四六文钞》的后续影响力为：“来轸方遒，多能踵武。”(46)李慈铭“于近人最喜北江、汪容甫两家文字”(47)，周寿昌“爱洪稚存之隽”(48)，更有常州派、仪征派骈文后劲各对本乡先贤如洪亮吉、汪中等人的崇仰，这些中期骈文典范在晚清又得以彰显。谭献在阅读姚燮《骈文类苑》时，挑出清中期纪昀《四库全书进表》、孙星衍《防护昭陵之碑》等十五篇骈文特誉之为“不愧八代高文，唐以后所不能为者”(49)。即对六朝典范本身的丰富性而言，晚清人的认识也更有推进，如谭献虽肯定清中期蒋士铨论证庾信典范性的功劳，但加以递进的是，还推崇任昉：“蒋心余评次《四六法海》，以开阖生动论骈体，固不刊之论，而独崇子山，不能识晋宋人散朗回复之妙，故于任彦昇多所不满，此通人之蔽。”(50)在庾信所擅长的“开阖生动”的范式之外，还注重“晋宋人散朗回复之妙”。再如王先谦于光绪二十七年编成大型骈文选本《骈文类纂》时，此编在为骈体溯源酌例时，涵摄了骈文家与桐城派两家之见：“推宾谷《正宗》之旨，更溯其源；取姬传《类纂》之名，稍广其例。”(51)王先谦与桐城派是有渊源的，他的《续古文辞类纂》就是宗法姚鼐《古文辞类纂》而成书。这里他编骈文选本时，取“类纂”之名当然表示对姚鼐的尊重，不过，他在骈文观上也积极吸取曾燠《国朝骈体正宗》的宗旨。如果说姚鼐的“古文辞”视野其实也不乏“炳炳麟麟之观”(52)，即不是彻底拒绝六朝骈偶的，这当然与六朝原就存在骈散未分的形态有关，那么王先谦还善于参酌《国朝骈体正宗》《骈体文钞》等崇尚六朝观的骈文选本的经验，表现了骈文史观上的更强的调适与整合能力。也许他想要比《国朝骈体正宗》“更溯其源”，上推至战国，容易与桐城古文家所擅长的溯源经史子、溯源先秦两汉的文统相靠拢，不过，他也留存了“《正宗》之旨”，旨在尚六朝，《骈文类纂》中全文选入刘勰以骈文而成的《文心雕龙》(53)，这一难能可贵之举放在晚清尚六朝的风气中就不难理解了。 其三，对于“六朝文诀”的深入探讨，有助于形塑“萧散似魏晋间人”的精神典范。晚清下逮民初人能进入到六朝文脉笔法的内在肌理或诀窍而作出思考的，不乏卓见和较具系统性的表述。朱一新于光绪十八年在广雅书院为生徒答疑解惑而成《无邪堂答问》，内中提出“潜气内转，上抗下坠”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具有突破性的理论表述，而且在清末民初骈文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共鸣，李详、孙德谦等人都作了回应乃至阐发。朱一新认为： 潜气内转，上抗下坠，其中自有音节，多读六朝文则知之。(54) 可见主要是从六朝文中提炼出来的文诀。由于朱一新重视“骈文自当以气格为主”，所以行文的“向背断续之法”也是会折射作者的气局雅度。他赞赏清中期善学六朝的洪亮吉、汪中、邵齐焘诸人曰：“洪文疏纵，汪文狷洁，邵文清简，皆可想见其为人。”(55)这些疏纵清简的品目是文如其人的体现，凝聚着六朝精神的风采。无独有偶，“疏朗”或“疏俊”甚至“萧散”的形容，往往也用于清末民初的文家身上或为他们所乐用，例如被评为“词笔疏俊，气调岸异”的李详(56)就看到“六朝俪文”的极致是“自然高妙”：“六朝俪文，色泽虽殊，其潜气内转，默默相通，与散文无异旨也……盖误以雕琢视之，而未知其自然高妙也。”(57)不难看出，潜气内转、单复不拘的笔致通向“疏俊”“自然高妙”这样有“魏晋间人”气质的文风。顺着这一思路，将“六朝文诀”的精神价值作出更详密绎的，应属孙德谦《六朝丽指》，此书可算是晚清以来六朝学的理论沉淀。孙氏更清楚地看出“潜气内转”的行文布局与作者所要呈现的“气韵”的关系，兹以他分析谢朓《随王赐<左传>启》的句法章意的例子为证： 六朝文中往往气极遒炼，欲言不言，而其意则若即若离，急转直下者。又谢朓《随王赐<左传>启》：“朓未睹山笥，早懵河籍，业谢专门，说非章句。”此下亦当言“得承颁赐，有此《左传》”，然后接“庶得既困而学，括羽莹其蒙心；家藏赐书，籯金遗其贻厥”，今并不言及“赐”字，而“未睹山笥”四句，只作谦逊之词迳出，此“庶得”两字，文气亦不贯穿，苟非深知六朝文诀，必疑其辞不逮意矣。(58) 文士与王侯文字交往，贵在不显逢迎之态，此文虽因受“赐”而“谢”，但文中“不言及‘赐’字”正是关键，上下文的衔接显得疏脱是其句脉特征，而这种句脉既反映了文气“遒炼”，更是为人气韵清贞远俗的体现。这里显然有心把“六朝文诀”上升到精神典范的层面，孙德谦以山林隐逸之士来比拟六朝骈文的品格，也不失为钻味“六朝真诀”的一法： 余尝以六朝骈文，譬诸山林之士，超逸不群，别有一种神峰标映、贞静幽闲之致。其品格孤高，尘氛不染，古今亦何易得。是故作斯体者，当于气韵求之，若取才气横溢，则非六朝真诀也。(59) 对比地看，古文家对怎样求文字“轩昂”是较有文体经验的，例如曾国藩评韩愈《应科目与时人书》曰：“其意态恢诡瑰玮，盖本诸《滑稽传》。干泽文字，如是乃为轩昂。”(60)赞扬韩愈即使写难脱俗情的应酬文字，也能意态轩昂，不失人格。孙德谦则从骈文的“气韵”上求之，并以贞介孤高的“山林之士”拟之，颇费苦心。 总之，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这种审美积淀代表了清人在文风上的开拓，也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内涵。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流风余韵，六朝风还多少潜跃于民国以来新文化主导的时期(61)。历史的连续性大约允许如此瞻前顾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