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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期：浴火重生的“六朝” 如何为“六朝”涤去“金粉气”，洗刷所谓“齐梁小儿语”的污名，清代初期的有识之士利用一定时代与地域条件，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乾、嘉、道时期的骈文家仍有更大的理论发挥与实践创辟的空间。上节谈到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总目》视庾信为“气脉雄厚”的一代文宗，已消去菲薄之意；这时期王昶发出了“文章流别君须记，可与齐梁作后尘”的惊世之语(20)，颇可反映文化风尚方面的新动向。清中期骈文园地形成了以“六朝”为高格和正轨的主导理念，这既有相应的学术支撑，也结出了体派成熟的硕果。 接续“六朝”、尊尚“六朝”的骈文观，在乾嘉汉学高涨的背景下获得了深刻的学术支撑。不妨作两方面的简单归纳，首先，汉学与理学的对峙与代兴，有助于动摇道统对人心的锢陷，对以“载道”见长的古文表现出疏离。乾隆朝所修《四库全书总目·凡例》隐然撇开了方苞等人“继程朱之后”的义理追求：“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21)江藩为凌廷堪《校礼堂文集》撰序曰：“近日之为古文者，规仿韩、柳，模拟欧、曾，徒事空言，不本经术……岂能与君之文相提并论哉!”更把由“空”转“实”的文章内涵概括为：“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大则宪章典谟，俾赞王道，小则文义清正，申纾性灵。”(22)乃至形成如桐城派姚门四杰之一方东树《汉学商兑》所描述的局面：“汉学家论文，每曰土苴韩、欧，俯视韩、欧。”(23)汉学或经诂之学的振兴也导致对六朝经学的重新肯定，即把六朝经学当作汉唐注疏传统中的一环而加以正视。如对于扬州派和清代书院人才培养贡献卓著的阮元，在其《西湖诂经精舍记》中自述进学之路：“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24)修正的是自中唐以来蔑视六朝的思路。吴鼒《八家四六文钞序》更是适时表达了对文学典范转移的重新思考，不甘于齐梁初唐骈偶所历遭的贬抑：“敷陈士行，蔚宗以论史；钩抉文心，彦和以谈艺，而必左袒秦汉，右居韩欧，排齐梁为江河之下，指王杨为刀圭之误，不其过欤?”(25)在这样的学术风会中，骈文家的个性与思致趋于活跃，唐宋古文对所谓“八代之衰”的压抑也可以翻转。于是，向往“六朝”也就更容易取得“合法性”，六朝骈俪也可以被奉为“正宗”。 第二，受学人博学雅趣和朴学方法的影响，六朝文学文献每多进入清人的学术视野，比如《文选》学、徐庾等六朝骈文家专集的整理与评注产生了一系列高质量学术成果。依靠某些学者型幕府的力量，具有文学总集含量的较大型中古文献也得到整理，如孙星衍官山东督粮道时，聘请擅长校勘与《文选》学的顾广圻进入其幕府校刊《古文苑》一书，还与他共同商议《续古文苑》编纂工程，事实上《续古文苑》的义例不仅接续《古文苑》，而且接续《文选》，所辑补之篇重在汉魏六朝骈文，从文献上带来“词苑之奇观”(26)。另外，严可均对唐以前文章汇总而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在编辑过程中，也得力于孙星衍等人，这与他游于孙星衍山东督粮道幕府结下的学术友情是相关的。清中期幕府对骈文产生重要作用的，当然还有更突出的，如曾燠在两淮盐运使任上，获幕宾彭兆荪之助而成当代骈文选本《国朝骈体正宗》，显然以“正宗”为意。 在此期的创作群体中，伴随着汉魏六朝作为文学典范的自觉意识之提升，更为鼓舞文坛的是乾嘉骈文中的“国朝八家”、“孙、洪”、常州派、仪征派(或称扬州派)等并称现象或体派成熟，并不乏延续至晚清仍富活力。正如胡小石先生《中国文学史讲稿》视清代“对于文学有明显主张的，约分三派：(一)桐城派主单语，重散文。即古之所谓笔，此派以方苞为首。(二)扬州派主偶体，重骈文。即古之所谓文，以阮元为首。(三)常州派调和文笔之说，如张惠言等均骈散兼工。”(27)后两派均重六朝。即使是宗法韩、欧的桐城派，在中后期也出现对“六朝”的某种宽容，如姚门高足梅曾亮编《古文词略》，其《凡例》认为六朝曹植、嵇康“未尝非古文也”，在文体上较有通达气度。他本人也长于写骈文，谭献《复堂日记》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载有读后感：“阅《柏枧山房骈文》。情深婉约，殊近彦升、季友。伯言先生以桐城派古文名，乃骈俪成就如此，贤者不可测也。”(28)就以六朝骈文名家任昉、傅亮相比拟。 “国朝八家”的品目缘于吴鼒嘉庆三年(1798)辑成《八家四六文钞》，由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孔广森、洪亮吉、孙星衍、曾燠、吴锡麒构成，虽诸家各有创造性成就，但正如李元度所归纳，他们的共性为“其于东京六朝皆寝馈而渔猎焉者也”(29)，这种风格上的树立正是“八家”并称的内在原因。晚清谭献对“八家”出现的文坛价值作了两点概括：“伐柯之则，在于简质清刚；相马之真，主于清转华妙。”(30)指出了乾嘉骈文在“简质清刚”和“清转华妙”上的典范意义。 以“简质清刚”来说，是源于邵齐焘的实践与体悟，其《答王芥子同年书》称：“平生于古人文体，尝窃慕晋宋以来词章之美，寻观往制，泛览前规，皆于绮藻丰缛之中，能存简质清刚之制，此其所以为贵耳。”(31)处在文治隆盛时代，早年科名荣耀，擅声馆阁，但可贵的是邵齐焘在人格意态上“志行超远，意度夷旷，似魏晋间人，其文亦如之”(32)。不难感到，“似魏晋间人”也指涉了乾嘉士人精神史的某种变动。乾嘉文坛审美上的六朝风由潜流而壮大，应考虑其与学术思想、文献发掘研究、士人精神意态的连缀，从复合的角度观察也许更能感受时代思潮的萌动。“八家”中的袁枚，颇富魏晋名士风流通脱之致，他认为与其说“六经以道传”，不如说“实以文传”(33)，那么，从“文以载道”观出发的对文学的要求势必受到质疑，在这一视野下，文章流别代有所变，体裁求新造极，各有存在的意义：“六经，文之始也。降而《三传》，而两汉，而六朝，而唐宋，奇正骈散，体制相诡，要其归宿无他，曰：顾名思义而已。”(34)历来的六朝贬抑论在此也可不攻自破。其为文亦如其为人，坦白率真，所擅骈体颇得六朝体格。不过，袁枚的某些游戏之文不免轻俗之嫌，为吴鼒、曾燠所批评，这也反映中期骈文家对清初以来骈文游艺气息的雅俗之辨趋严。其他骈文家如洪亮吉、孙星衍、孔广森等人的个性中也不乏清逸俊爽的风致，且在骈文写作中能存经史而更显庄重。孙星衍在为年辈稍后的孔广森(号顨轩)遗书作序时称：“今代为文有六朝风格者，惟邵叔宀、袁简斋，两君既有集行世，顨轩尤致力于此。”(35)汪中“称今之人能为东汉魏晋齐梁陈之文者，曲阜孔顨轩、阳湖孙渊如也”(36)。骈文名家之间如此以“有六朝风格”交相赞誉(37)，值得从士人精神史的角度予以重视。 以“清转华妙”的四字箴言来说，是出于刘星炜的提炼归纳。他以学政之职务，在安徽推行《选》学。出于刘星炜门下的全椒人汪履基，字存南，博学工诗文。汪履基是吴鼒表兄，也是他习四六文的启蒙师。吴鼒《思补堂文集题辞》载：“吾师汪存南先生，司空(指刘星炜)高弟，述其谭艺四字，曰‘清转华妙’，可谓至言。”汪履基、吴鼒秉承刘星炜的启示，对骈文造境风格的追求富于艺术性。这一理念在徽扬一带传播影响较深。“清转华妙”是审美层次丰润的一个概括，既注意到“清”与“丽”的结合，著一“转”字，又将前人意识到的“清越顿挫”等途径浓缩得更富方法能量，从而保障骈文之美进入化生不已的妙境。晚清骈文理论家的“潜气内转”说，对“清转华妙”的“转”字诀，恐怕是一种存在联系的发展。作为创作底蕴上的共同基础，“转”字诀所对应的文本形态可能与六朝俪文更相关。 吴鼒的“八家”之选，已有把“六朝”作为内化标准的倾向。到了曾燠，对于此意已作出明确表述。曾燠爱好骈文，在扬州任两淮盐运使任内的嘉庆十一年(1806)，由幕宾彭兆荪襄助而编成《国朝骈体正宗》一书，更大规模地总结并推动当代骈文创作。该选意旨“立准于元嘉、永明，而极才于咸亨、调露，文匪一格，以远俗为工；体无定程，以法古为尚”(38)，把崇尚六朝的文轨意义作了肯定。曾燠强调“秦汉传薪，实在晋宋；韩柳树帜，不废徐庾”，在骈文与古文同条共贯的视野下，发掘“六朝阃奥”的价值：“窃惟论骈体者，李唐之前无闻，宋始有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铚矜切合之巧，伋主剪裁之工。要是两宋规模，未窥六朝阃奥。津逮既卑，颓波弥甚，精神尽丧，面目都非，乃五百年遂无作者。……大抵骈体之兴，古文尚存；古文浸失，骈体亦亡已。夫奎璧同耀，乃云文章之府；濉涣合流，斯曰文章之波。观文物于朝会，则黼黻用彰；感文明于咸韶，则宫商必谐。”(39)除了这些当代骈文之选反映文坛趋向，这时期的古选中以六朝为对象的也颇显作用，值得提出的如彭兆荪《南北朝文钞》、李兆洛《骈体文钞》、许梿《六朝文絜》(40)等，多方开掘“六朝”的文学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