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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牵动文坛风尚的进路。如何为“六朝”涤去“金粉气”，洗刷所谓“齐梁小儿语”的污名，清初的有识之士利用时代与地域条件，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乾、嘉、道时期的骈文家拓展了更大的理论发挥与实践创辟的空间，不仅自觉靠拢六朝审美，而且确立了以“六朝”为高格和正轨的审美主导理念。晚清骈文界深化认识“六朝”作为典范的审美价值，积淀了深厚的理论与创作成果。清代的“六朝”观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重要内涵。 关 键 词：清代骈文/六朝文/《国朝骈体正宗》/《六朝丽指》 作者简介：曹虹，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在他之前，元明以来已有类似的文体代嬗论，但对于什么是六朝之所擅，往往空缺或仅提到晋朝的书法②。把“六代之骈语”看作是运会所钟而归之六朝，这种认识是相当通达的，已然克服了轻视六朝骈俪的观念。应该指出的是，王国维的这一指认之所以比元明人高明，是因为隐然得益于清人在骈文史识上澄清“六朝”观和靠拢六朝审美的持续努力。六朝骈偶的体式优势得到了清人的大力继承与弘扬，中唐以降形成惯性的对所谓“八代之衰”的菲薄之见也在这时期最受质疑与挑战，王昶发出的“文章流别君须记，可与齐梁作后尘”就是一个响亮的时代信号。清代文坛上的“六朝风”既是一种重要的审美积淀，也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内涵。清人与六朝这种千年文脉间的跨代联系，具有多重考索价值。 一、“新桐初引” 清初文坛接续晚明四六兴起之势，形成一代骈文复兴的新起点。明季与清初的这种关联性的脉动，其实已凝聚在“六朝”观的省思与实践中。无论是晚明梅鼎祚、张溥等人对六朝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后来居上，还是江南云间文人陈子龙等结几社，以“规摹六朝”而自显特色，都表明“六朝”作为复古选择而产生了活力。 从清初以来骈体名家的成长以及选本批评与理论意识的展开而言，六朝骈偶的体式优势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和阐扬，虽然在理论意向上还不够深透，但至少在两个方面的认识上具有相应的时代感。 一是赋予骈体以重“情”的质性，如此命义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不仅此际创作主体往往潜注易代之痛、兴亡之感于骈体之中，六朝之文中那些“哀而伤”的书写经验得以调动，而且骈文的文体价值是在与古文的对照中而思索，这种对照其实更变成六朝骈偶与唐宋古文的某种对决。康熙八年(1669)成书的《听嘤堂四六新书》，选辑者黄始自序从“穷生态之奇，宣物华之盛”的自然观的角度③，证明“(古文)大家之文与比耦之文，不可不并传也”，次年为后续的《四六新书广集》撰序时，他的思考有所深化，他有意将骈体的功能向“诗”拉近，引述“元子称诗之流二十有四，而皆本乎情”之说，大凡“赋颂铭赞、文诔歌谣诸作，皆俪词体也”，本就属于“诗之流”。在他的论证逻辑中，“诗本乎情而文本乎理，四六之作，殆合理与情而兼致之欤?”四六不同于一般的“文”，固然可以堂皇地说“合情与理”，实更傲然于“本乎性情”的诗性，所以骈体不只是像大自然中的一景而不可少，更甚的是，“安在比偶之文，不隆隆焉踞秦汉之巅而夺唐宋诸家之席也哉!”④放在清初文坛骈散分布大势上看，骈文力量对古文力量远难于说是可以“夺席”的，不过，如果看到这位关注当代的选家黄始，他对“比偶之文”的自信是基于明末清初四六重“情”的文体创作经验，那么也就不会让人感觉唐突了。在这本选集中，他对龚鼎孳《致尤悔庵书》的评语有：“光摇东壁，乙夜之火重青；瑞应西昆，酉藏之纹自赤。既赋情之婉转，复托旨于温和。”古典诗学讲言志抒情时，是考究所谓“温柔敦厚”的。不过，在黄始的赏誉背后，应该考量骈散起伏对峙的背景。成为古文典范的“大家之文”因长于“文以载道”而早已占据了“托旨”的高位，而“比偶之文”发挥“赋情”上的能量则更像是此体的本色当行。黄始的自信和赏誉也折射着骈文创作的时代成就。无独有偶，许自俊为李渔所编《四六初征》撰序时，也是在“文生于情”的角度为骈体占地步的： 骈体之作也，始于古文之衰。先秦两汉，诏诰、册命、书启、笺表俱不用俳偶，俳偶自《选》昉也。时曹氏父子、萧氏兄弟倡为北鄴、南皮新体。建安七子，彬彬继起。以迨梁宋，徐、庾、沈、任，增华踵丽，镂月绘风，极其藻艳。然音节清越，顿挫生姿，抑扬尽变，尚有岩逸之致，如芍药清词，杨柳枯赋，璧月夜满，花气朝新，亦极风雅之盛矣。唐四杰创为贞观神龙体，如《滕王阁》及诸讌集序，靡不字挟风霜，词琅宫徵，犹有算博点鬼之诮。自李青连《春园桃李序》及杜工部《三大礼赋序》出以清新沉博，而四杰之制为之一变。韩昌黎以深刻为古泽，陆宣公以议论为条奏，力翻王、骆之案，已开欧、苏之风。然欧、苏实不专用议论也，其精巧工妙，直使鬚眉肺肝活活欲现，言言可当恸哭，闻之辄为悯怜，则文生于情也。故文体至今日而衰，骈体至今日而盛耳，岂非后来者益工乎?⑤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把以《文选》为代表的六朝文风看作是与“风雅”同贯，不仅如此，如果说中唐文风范式扭转，“议论”在文体功能上的作用加大，导致古文的擅场，与六朝初唐骈文范式拉大了距离，但在许自俊看来，六朝风雅没有断流，仍然在欧、苏身上有所保留，即所谓“欧、苏实不专用议论也”。这里巧妙地对骈古之争作了回答。 二是重视骈体的文采。此期的骈文论述对“丽”的认同度提高，显出靠拢六朝的气息。作为对照，因宋以来骈文相对枯瘦，失去文章之美，所以受到疏离。如毛际可《王仲昭骈体序》曰：“才如欧、苏，以散文为表启，而姑属以比偶，使人索然意尽。亦有《秋声》《赤壁》诸赋，方欲凌厉扬马，不知体降而日下也。”⑥孙治《四六初征序》曰：“俪语之在文苑也，扬班其滥觞乎?踵事增华则六朝为盛，然未有若徐、庾二家之制为古今所独绝也。至于四杰，则炫烂极矣。要其停涵含蓄，如新桐初引、含桃始葩，其何有焉?若宋元以来，则尘饭土羹，未易一二言也。”⑦这里已注意到考察文体的盛衰变化而谋求如何溯源。“新桐初引”源自《世说新语·赏誉》，一片新桐、花气朝新的生意升腾是不言而喻的。然清初确实存在真假六朝的问题，毛奇龄《王西园偶言集序》谓“然则今之不为六季者，非为之者少而为之而能者之少也。”他将之归咎为：“自初唐诸子工于诗律，虽文仍偶体，而格调全卑，今则名为四六，究其堆垛，实表判烂段已耳。夫以制举表判而名为六季，宜六季之不振也。”⑧此期一些有六朝风之誉的作者如吴绮，或以六朝自命的作者如章藻功，清中叶也不免被视为“假六朝”。由也此透露清初骈文家追踪六朝遗绪的曲折性。 在顺康时期的一批骈文家之中，能代表六朝方向的，以陈维崧最为突出。《四库全书总目·陈检讨四六》提要曰：“国朝以四六名者，初有(陈)维崧及吴绮，次则章藻功《思绮堂集》亦颇见称于世。然绮才地稍弱于维崧，藻功欲以新巧胜二家，又遁为别调。譬诸明代之诗，维崧导源于庾信，气脉雄厚，如李梦阳之学杜；绮追步于李商隐，风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功刻意雕镌，纯为宋格，则三袁、钟、谭之流亚。平心而论，要当以维崧为冠。”以陈维崧为清初骈文第一大家，早在四库馆臣之前已有此呼声，如陈维崧友人汪琬称：“陈处士(维崧)，排偶之文，芊绵凄恻，几于凌徐扳庾。予致书王十一(士禛)曰：‘唐以前，某所不知，盖自开宝后七百余年，无此等作矣。’”⑨值得注意的是，陈维崧的骈文地位与他善于“凌徐扳庾”“导源于庾信”相关联，不啻是彰显了徐庾或齐梁作为典范的魅力。不难看出，清中期纪昀等四库馆臣用“气脉雄厚”来推证陈维崧与庾信的“导源”关系，这对齐梁或六朝风的正面性的意义是更有揭示之力的。以清初古文家汪琬的认识而言，他只看到了陈维崧叠映着徐庾的“芊绵凄恻”，尽管是返于中唐以前的一种与古为新的范式，但这里的六朝风味似乎还不够充分。 也许汪琬内心的“徐庾观”就是某种矛盾体，这在清初人的六朝观上有一定的相通性。黄始《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评丁裔沆《秋怀赋》云：“骈词堆塞，所以叹金粉于六朝也。”⑩六朝仍然无法从“金粉”中蝉蜕。沈心友欣慰于《四六初征》“虽不敢谓远驾汉魏，庶几媲美六朝”(11)，在这个递降式的表述中，“六朝”尽管不是贬义，但也不是最高理想。 陈维崧无疑是清初最善于张扬徐庾骈文之学的人，《陈迦陵俪体文集》卷二《词选序》云：“客或见今才士所作文，间类徐庾俪体，辄曰此齐梁小儿语耳，掷不视。是说也，予大怪之……客亦未知开府《哀江南》一赋，仆射在河北诸书，奴仆《庄》《骚》，出入《左》《国》。即前此史迁、班掾诸史书，未见礼先一饭。”(12)他对以“齐梁小儿语”视徐庾的流俗之见力予反击，并证明徐庾俪体博雅沉厚。不过，所谓“奴仆《庄》《骚》，出入《左》《国》”之途，似乎与韩愈《进学解》所描摹的古文境界不乏相契，恐怕是有意无意地倚傍了古文家强调的经史标准。至于如何学六朝而避免落入模拟的窠臼，作为一种积极对策，他在诸多骈文要素中还强调了“兴会”的作用，其《上龚芝麓先生书》云： 意者干之以风骨，不如标之以兴会也。(13) 与陈维崧同时代的吴伟业，在《陈迦陵俪体文集》卷五《龚介眉湘笙阁诗集序》的文末有评语曰：“撮子山、义山之长，而能自标兴会，不袭铅华。四六家在今日，当推其年为第一。”(14)抓住“兴会”，是对六朝审美的一种深度接受。“兴会”这个概念的成熟运用，当归于齐梁时期的沈约，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以“兴会标举”表彰谢灵运的文学灵性；可以旁参的是，钟嵘也赞赏谢灵运“兴多才高”“内无乏思”(15)。这时的“兴”或“兴会”，突破了两汉时期“比兴”束于美刺功能的认识，俨然成为写作主体触情悟理的一种内在方法，前者可能难于完全克服审美的类型化、刻板化，后者则激发了主体“天造神运”般的才思。以谢灵运最有创造力的山水诗而言，他何以能突破玄言诗的单调与抽象?沈约的“兴会”之说是当时最好的回答(16)，是六朝艺术思维的结晶之一，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谢氏是怎么使山水神趣获得审美上的丰富性。陈维崧娴熟于六朝思想文化，他愿意“标之以兴会”，可能与他想要突破骈文的刻板化、追求审美的丰富性是合致的。至于说到“风骨”，由于唐代复古思想家陈子昂说过：“汉魏风骨，晋宋莫传。”(17)，尽管《文心雕龙》中也有《风骨篇》，但由于陈子昂以及后续的盛唐与中唐诸公的影响力，“风骨”更像是具有汉魏或汉唐色彩的概念，其内涵的重心仍不脱文学的讽谕力，也即关乎文学的责任或使命，道义色彩较浓。如果这一分野合于陈维崧的意识，那么他对“兴会”的倾心，就是靠拢六朝审美的表达。 陈维崧主编《今文选》，刻于康熙元年(1662)，由友人冒襄捐资刻成，隐然以“萧选之遗裔”(18)自任。其《凡例》中称：“凡云选者，悉仿萧梁太子；凡云抄者，俱拟唐宋八家。”(19)晚明以来的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名目，是因明代唐宋派的茅坤评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而盛行不衰，“唐宋八大家”的名目也由此流行。陈维崧有意远绍萧统《文选》之例，表明对当代骈体创作的用心。关于该选的文坛意义，还值得一提的是，所选文类有赋、表、疏、颂、启、问、书、序、诔、碑等，该选将赋纳入骈文范围，这一收录之例有助于动态考察清代赋与骈文之关系。清代骈文选本中较有六朝趣味者，不乏兼收赋体的，如稍后黄始编《听嘤堂四六新书》以及中期许梿编《六朝文絜》即是如此，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清代赋史上六朝风的激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