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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屈原图像在中国古代主要通过石刻、纸绢和版刻三种媒介进行传播，艺苑点评、题画诗文和仿写临摹是人们接受屈原图像的三种基本方式。在绘画形式变化及社会风尚变迁的影响下，屈原图像的受众逐渐由皇室贵族、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大到市井百姓阶层。屈原图像在中国古代的传播，既给中国绘画史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又对屈原及其楚辞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 关 键 词：屈原图像/中国古代/传播/接受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楚辞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13&ZD112)，南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萧云从《离骚图》研究”(16w01)。 作者简介：周建忠，男，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教授。江苏 苏州 215123；何继恒，女，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所谓屈原图像，是指以屈原形象为创作题材的单幅绘画作品。千百年来，屈原以其忠君爱国、独立不迁、执着好修的崇高品质，为后世“提供了一个人生的进取模式”①，其独特的气质形象也成为历代画家反复摹写、描绘的对象。目前所知最早的屈原图像，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为南朝宋史艺《屈原渔父图》。笔者根据历代艺苑笔记和前辈学人著述统计，辑得现存及见之著录的中国古代屈原图像40幅。其中，南朝2幅、宋代2幅、元代8幅、明代14幅、清代14幅。从画题划分，历代屈原图像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肖像画，即屈原个人的画像；二是故事画，即以楚辞文学为创作来源，画面内容围绕屈原展开，描绘了一定的故事情节。屈原图像的产生和传播，对传承屈原精神、弘扬楚辞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中国艺术史和楚辞学史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屈原图像的传播媒介 所谓传播媒介，是指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体，它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②。在古代有限的传播条件下，图像的传播媒介即为其载体。屈原图像主要依靠以下三种媒介进行传播。 一为石刻。所谓石刻，是指在石制材料上进行文字或图画的刻绘。石头是人类最早用来表达和记录思想的载体。与绢、纸等绘画材料相比，石头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易得、持久的特点。关于石刻的政治功用，《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记述琅琊台刻石时曾有“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④、“刻于金石，以为表经”⑤的说明，可见石刻于皇室起着重要的劝诫规范作用。据明代萧云从《离骚图·凡例》载：“屈子有石本名臣像，暨张僧繇图。俱丰下髭旁，不类枯槁憔悴之游江潭者也。”⑥张氏屈原像尚未见他处著录，但萧氏记载较详，似为亲眼所见，不若杜撰。这是目前可知最早的屈原石刻像。张僧繇系南朝梁著名“写真”高手，为朝廷御用画师，专为佛家、帝王、贤士造像。将屈原像刻之于石，许是因为石头坚硬的质地不但可以凸显人物形象的庄严，还能够长久地保存名人像，使其世代流传，用于皇室对群臣的规劝教化。此外，明成化年间《历代帝王名贤像》本《屈原像》也是石刻之作。 二为纸绢。纸和绢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常见的载体。画家施墨于纸、绢之上，并将作品进行装裱，制成挂轴、手卷、册页等形式，以更好地将其保存、流传。历代屈原图像多以纸、绢为载体进行传播，究其原因，与画家的身份、交往密切相关。用纸绢绘制屈原图像的画家，其身份可考者如下： 李公麟，北宋著名画家。神宗熙宁三年进士，历任泗州录事参军、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有《屈原卜居图》《屈原对渔父》。 赵孟頫，南宋末至元初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宋太祖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元世祖时任集贤直学士，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卒后追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魏国公。有《三闾大夫》《屈原像》。 郑思肖，宋末著名遗民诗人、画家。曾以太学上舍生应博学宏词科。有《屈原餐菊图》。 张渥，元代著名画家，昆山豪绅顾瑛座上客。有《楚屈原像》《屈原像》。 朱约佶，明宗室后裔，靖江王朱守谦之五世孙。有《屈原像》。 沈周，明代著名画家，吴门画派创始人，“明四家”之一。有《渔父问屈原图》。 吴伟，明代著名画家，画院待诏。有《屈原问渡图》。 黄应谌，清代宫廷御用画师，赐官中书。有《屈原卜居图》。 周璕，清代著名画家。有《屈原小像》。 陈撰，清代著名学者、画家、诗人、文学家、收藏家，“扬州八怪”之一。有《屈原图》。 张若霭，清世宗时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入直南书房，官至礼部尚书。有《屈子行吟图》。 顾洛，清代著名书画家。有《屈原》。 任熊，清晚期著名画家，“海派艺术”代表之一。有《屈原像》。 从中可以看出，绘者无一例外的来自宗室子弟、达官显贵和负有盛名的文人、画家。他们对屈原的关注，除应诏、受托而为外，多数是出于自我情感的抒发和寄托。区别于石刻的笨重、木刻的泛滥，纸、绢上绘制的屈原图像更便于携带与清赏。上述画家身份决定了他们平时所交往的对象亦基本集中在文化精英阶层。因此，无论是独自清赏，还是三两好友相约品评，纸绢作画更利于屈原图像在画家、收藏家及其亲友构成的小众范围内传播。 三为版刻。版刻，又称木刻，是用刀子在木版上将文字、图画雕刻出来，用以较大规模的印刷复制。明中叶以后，随着书籍出版业的日益繁盛，屈原图像的传播又呈现出新的面貌。从官府机构到私宅坊肆，明代刻书机构遍地林立，数量远远超越以前任何朝代。尤其在“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⑦后，行政管理对刻书不再严格控制，版印事业从此获得极大的解放。社会风气的催促和消费需求的激增，使刊刻书籍变得有利可图，故而一时之间刻家蜂起，坊肆林立。在古代有限的传播手段中，书籍无论在影响力还是覆盖面上都占据明显优势。区别于纸绢绘画的唯一性，版刻机械式的复制使屈原图像作为一种商品，经过刊刻、发行、销售等一系列公开的流通渠道，迅速而大量地走向市场，进入大众视界。 明清时期刻有屈原图像的书籍有三类：一是楚辞注本。明隆庆版朱熹《楚辞集注》、崇祯版来钦之《楚辞述注》分别刻有宋蒋之奇《屈原像》和明陈洪绶《屈子行吟图》。这两幅屈原图像均出自名家之手，对于文人阶层来说，它们不仅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而且拥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成为版画爱好者收藏、玩赏的精品。名人绘画与楚辞注本的结合，使屈原与楚辞得以合璧传播，从而推动了楚辞学的发展。二是戏曲刊本。清尤侗《读离骚》，郑瑜《汨罗江》《杂剧三篇》，炼情子《纫兰佩》(《补天石传奇》，卷五《屈大夫魂返汨罗见》)等戏曲刊本均附有屈原图像。诚如郑振铎所说：“插图的功力在于表现出文字的内部的情绪与精神。”⑧屈原图像既达到了书籍装饰的效果，又直观表达或补充了戏曲文本的意义。图像因戏曲文本的刊刻得以传播，戏曲文本亦借助图像得以更好地销售。两者相互依赖，成为书商营销的重要手段。三是名人像集。明中叶以后，社会尚奇之风日盛，收藏名人画像、收集名人奇闻逸事为人们所热衷。加之统治阶级政治教化的需要，名人像集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版画屈原图像随之大量出现。明弘治戊午(1498)《历代名人像赞》、万历癸巳(1593)《历代圣贤像赞》、约万历庚子(1600)《历代圣贤图像赞》、万历己酉(1609)《三才图绘》均收有屈原图像。对名人像的喜好一直延续到清代，道光七年(1827)《古圣贤像传略》、南熏殿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历代圣贤像》和《圣君贤臣像》都是收有屈原像的本子。在商业经济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屈原图像之多、传播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历代屈原图像经由石刻、纸绢、版刻等媒介的传播，以各种面貌呈现在不同阶层的观众面前。图像屈原既是过往历史的象征，又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道德典范，不同形式的传播注定了其影响范围和效果的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