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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春秋纪“时”与《春秋》编年体的定型 由殷商至西周末，纪事文体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不过这种情况到春秋时期却突然发生了变化。春秋时期，由于王室衰微，政令不行，王室铭文数量骤减，现存铭文多为诸侯自铸彝器。现存春秋各国彝器，有铭者少，无铭者多，而且有铭者多短铭，长铭减少。个中原因尚难确定，应该与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相关。鼎器是国家权力地位的象征，拥有者身份地位的高低决定了铸造的大小。今所见春秋彝器一般来自诸侯各国，其器皿的规格自然应该降低，虽然僭越违礼的行为频繁发生，但社会仍推崇礼乐制度，产生于春秋晚期的《春秋》则是着意于对礼的维护。而且彝器主要是用来颂赞和功赏，春秋时期战争频繁，各诸侯可能更多地把精力投入到外部势力范围和内部权力的争夺中，彝器的铸造已经不是当时的要务。彝器的发展开始进入衰退期。 春秋的纪时铭文也发生了大的变化，西周时逐步完善的年、月、分、日记时方式遭到破坏，各国纪事形式各不相同，时间记载也没有了统一的规范，纪时铭文也有很大减少。由于政在诸侯，西周形成的天子历法也多遭废弃，诸侯多未延续以王纪年的形式，甚至有以诸侯国号纪年者，如《鄀公平侯鼎》云“隹鄀八月初吉癸未”，《鄀公敦》云“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邓伯氏鼎》云“隹邓八月初吉”，《者  钟》“隹戉(越)十有九年”等。《汉书》曰：“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汉书补注》卷二一《律历志》，第2册，第1174页)可见春秋各国所用历法纪年极为混乱。从彝器铭文所记看来，春秋时期是没有统一的编年纪时系统的。旧以为孔子《春秋》以“王”记“时”，表现其尊王本旨，其实《春秋》以鲁君编年纪时，据班固的说法应该是使用了《鲁历》而并未用《周历》。章太炎据《史记·诸侯十二年表》自西周“共和元年”起记录，而认为是国史有编年的开端(20)。其实《春秋》自隐公始而未从平王东迁起，是因为隐公时才是王室真正衰微，诸侯不遵王命，自立史官的开始。正如孟子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21)史迁记年表从“共和”起，只是为了追记春秋各主要诸侯国肇始的需要，所以年表中隐公以前的历史极其简略，只标注了诸侯元年纪事，可见《鲁春秋》之前并未形成编年系统。《左传》昭公二年载韩起聘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春秋左传注疏》卷四二，第1页)可见孔子以前，鲁国早有《春秋》。《孟子·离娄下》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卷八，第7页)则春秋各国皆有《春秋》，但各国史书的名称不同。鲁国史书为何要题名《春秋》呢?有学者认为每一年必有春、夏、秋、冬四季，标举春秋两字，便代表了每一年。这样说似无错误，但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把《春秋》的编年纪事方式与西周铭文纪事方式比照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其中最大的差异是：西周铭文是以年、月、分、日记时，《春秋》是以年、时、月、日记时。《春秋》并未沿用西周月相体纪时的方式，而是在编年的基础上以四季贯穿始终，没有间断，通过季节的转换把所有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春秋》的纪时非常强调“时”即季节的重要，基本上每一年都要明确地划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即使某一季节没有发生重要的历史事件，依然要把该季节列举注明。如隐公六年秋，《春秋》仅记曰“秋七月”，却并没有具体的事件，《公羊传》注曰“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22)；桓公十三年记“秋七月，冬十月”，《春秋》三传皆无注。日月有记、不记之例，四时则必记，即《春秋》纪时于年月日之外，尤重四时，杜预《春秋左传序》孔疏解释《春秋》名义曰：“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殖孕育，尽在其中；《春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故谓此书为《春秋》。”(《春秋左传注疏》序，第4页)即以四时包孕万物之义说《春秋》名义。《春秋》四时齐备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链条，把这段历史完整地勾连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纪事系统。这正是《鲁春秋》的特色，也是其他一些诸侯国记史未采用此名的原因，因为他们的纪事体例各有不同。《鲁春秋》应该是在《鲁历》的基础上，吸收周代历法形成的新的记史系统。所以，《史记》说《春秋》是“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23)。这种纪时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春秋纪时体。 关于孔子是否编订过《春秋》，古今学者所论甚多，此不赘述，仅举一例为证。《左传》宣公二年记“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而《左传》记大史董狐书仅有“赵盾弑其君”(《春秋左传注疏》卷二一，第7-13页)；《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记“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而《左传》记大史书仅为“崔杼弑其君”(《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六，第1-8页)。大史所记应该是晋齐史官原录于史书的文字，而《春秋》却添加了所弑君主之名，二者显然不同。按照《左传》“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春秋左传注疏》卷三，第31页)的说法，鲁国《春秋》所记应是晋齐赴告然后书之，其书写内容应该与原国之史一致。孔子所修《春秋》增加的内容明显寓褒贬之意，以明治乱之迹，定人伦之节，有戒惧、警示、讽谏之意。所以，孔子《春秋》应该是根据自己的思想对原书作了修订，带有私修的性质。 《春秋》虽以四时为序，但如果仅记四时，则鲁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必然混淆莫辨。为了明其纲目，使历时脉络清晰，必须以年代划分来梳理事件，才能使事件发展过程清楚明了。由于鲁国的史官不止一个，他们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记录了即时发生的重要事件，他们也只关注自己任史职时发生的事件，不会关心也不会篡改之前的历史，就像后来史官记录的帝王起居录一样是随时记录，不可能形成系统地记史的意识；而且东周王室虽然衰微，但鲁国名义上仍尊奉天子，遵周正朔，诸侯之史不太可能形成以诸侯在位时间为脉络纪年的体制。因此，可能原鲁国《春秋》主要以四时为序记录，到孔子汇辑成册时，为了使时间清楚明白，就以鲁君谥号按年代顺序整理，从而形成了后来的以编年为序的纪事体例，而名称则仍然采用了鲁国原来史书的通称。所以，孔子对《鲁春秋》的编订客观上形成了编年体的纪时系统，开创了一种新的记史的方式。这种以“年”为主纪时的方式到战国时期逐渐被各国采用，干支纪时的形式出现得越来越少，古代史书的纪时体例逐渐完善、定型。 由此，从商代到春秋末期，中国记史的编年体例的形成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虽然这些文献的功用不同，但随着人们时间意识的增强，文献记载的具体明确已渐成共识，其时间结构的继承轨迹已很明显，由干支体、月相体、春秋体到编年体，古代叙事文体的时间结构也由简单笼统逐渐趋于繁复规范，纪事的时间更加精确。这种变化与中国的传统历法的日益完善、政治体制的变革、记事目的的历史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国古代记史意识的逐渐自觉和成熟。编年体的定型对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文学角度而言，由甲骨卜辞到《春秋》，记史散文的形制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以时间首起统辖事件的结构并未有质的变化，虽然时间结构形式在变化，其作用却不断被强化。历史事件往往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时间犹编年之纲，事件为编年之目，编年体的时间链把当时发生的各类史事串联组合在一起，不间断也不分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记事整体。因此，编年体时间结构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编年体叙事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动态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使历史事实脉络清晰，一目了然，如果史料充分，编年体可以精确到记述每一天发生的事件。 从内容上说，编年体可以把事件组接在一起，前后贯通，把一个时代的重要历史完整呈现，便于考察一时之大势，如吕祖谦所说：编年体“志一人一事之本末，虽不若纪传之详，而国家之大体，天下之常势，首尾贯穿，兴废存亡之迹可以坐炤，此观史之咽会也”(24)。所以，编年体非常便于完整详细地记载某一朝代的历史事件，明治乱兴衰之由。 文辞简约也是编年体记史散文的主要特色。与纪传体相比，编年体具有简约的优点。高似孙曰：“辞约则事省，事省则史必精。编年之作，难乎其详且细也。”(25)孔子编《春秋》用词非常严谨，242年的历史记述只用了一万六千多字，但内容却很丰富，涵盖了诸侯盟会、攻伐、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他善于运用最精练的语言表述复杂的事件过程和思想内涵，微言大义，使行文言简意赅。 当然，要做到简而明是非常困难的事。用词过于简约也是编年体散文的缺点，往往会造成后人无法理解或理解偏误。《春秋》因文字过于简略，后人不易理解，才出现了诠释《春秋》的“三传”。这种情况到《左传》得到很好的改善。《左传》依然沿用了《春秋》单纬向的时间叙事模式，但对事件的内容进行了充实。首先是在时间顺序叙事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了预叙、倒叙、插叙、补叙等叙事手段，插入了许多故事情节，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其次，增加了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内容，既对事件的情节记述得更加完整，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又隐含着作者对历史事件的道德评价，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同时，特定叙事环境中人物的语言很好地揭示了历史人物的性格。《左传》通过情节过程的展示和人物形象的刻画，揭示了国家的盛衰治乱，人物的美丑善恶，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因此被人誉为史传文学的典范。《春秋》以前的记史散文虽然相对内容简略，较少情节刻画，有的甚至是只言片语，但大多叙事完整，时、地、人、事俱全，有些甲骨卜辞和铭文内容也较丰富，描写生动翔实，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当然，与《左传》相比，《春秋》以前的记史文主要是出于祭祀、记功等实用的目的，所以显得质朴而少文采，而《左传》的内容则在编年的基础上进行纵向、横向的拓展，首先是为了追求历史事件的表达效果，其次才是保存历史资料，故而生动有趣。所以，《左传》可以称之为史传散文，而《春秋》以前的记史文只能称具有文学性的记史散文。 由于编年体记史散文在时间叙事上具有科学性，一经定型就奠定了其在史学和文学上的地位，成为后来历史散文的主要体例之一。历代编年体史书层出不穷，代表性的著作有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即使是纪传体史书也有明显编年体的痕迹，如《史记》中“表”的部分仍按编年纪事，就连“本纪”“世家”的行文也基本按年代时间顺序叙述。按照时间顺序来结构作品，已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性作品中的普遍现象。古典小说虽然并不严格依照自然时间顺序记事，但也强调故事在时间过程中的演变，通过时间链条串联故事情节，历史演义小说的时间叙事结构更为明显，以时间的推移为主线敷演历史事件过程，使人读起来更像史书。另外，编年体讲究历史事件时间结构的完整性，事情的开端、发展、结局都要完整明确。这种行文方式也影响了古代的叙事文学，事件的展开或是人物生平的叙述，都讲究有头有尾，原委清晰，来龙去脉，历历在目。 所以，尽管编年体散文在其形成之初具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如不便于把事件过程叙述得集中完整，前后割裂，首尾难稽，给阅读带来不便，或单线条的时间记事似流水账，但对后世的文学还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了解早期编年体时间叙事结构的变化，对我们认识古代叙事文体结构的演变过程，以及叙事文体的内在特征与发展规律不无裨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