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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译研究的文化视角 随着社区口译在西方的兴起，口译研究在本世纪初出现了“文化转向”（Cronin 2002：387）。口译的文化研究不仅仅考察口译活动发生的实时现场，更多将这一现场放到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关注口译活动发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研究者可以选择关注口译活动的规律和背后的规范，探讨制约口译活动的客观因素，进行描述性的口译研究；也可以选择考察口译活动背后的权力关系、不平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等制约因素，进行解释性的口译研究。后一种视角带有描写的成分，但不满足于描写研究客观中立的立场，更多旨在揭示现象背后隐藏的不平等，如权力关系、性别差异、霸权主义等，有其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伦理上的诉求。这里选择翻译研究后现代流派的三个主要研究视角，介绍其在口译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口译研究的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该视角多用来揭示翻译产品在生产和接受过程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操控行为，凸显翻译活动中的不平等和权力关系，解构译者传统的“中立”“隐身”的角色。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既可以用来考察政治口译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也能够研究社区口译译员的角色和身份。研究发现，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有助于还原多种形式的政治话语所处的语境，揭示政治话语翻译中隐藏的权力关系和译员/译者之外在背后支配这些关系的“行动者”（  2012：103-125）。使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对英国难民营申请机构中的志愿者口译进行研究时发现，译员正统的“隐身”“中立”的形象与这些机构的口译政策所构建的译员形象并不吻合，后者更多受到这类机构的意识形态和运营目的影响（Maltby 2010：209-233）。口译研究的性别视角。该视角关注口译活动中的性别差异、性别身份构建、性别禁忌以及这些现象背后涉及的性别歧视和权力关系。医疗口译中，病人的性别会影响到对译员性别乃至医生性别的选择。在香港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女性学生在口译课堂上的表现比男性学生更为突出（Yan，Pan & Wang 2010：173-196）。口译“变异性”和“愉悦语音”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女性译员在语言和非语言流畅性方面都明显优于男性译员，在愉悦语音方面拥有明显的性别优势（Fernandez 2013：104-125）。 口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后殖民视角关注翻译活动中弱小民族，提倡对抗欧洲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伦理上的公平，其中最有影响的是Lawrence Venuti的“抵抗翻译”理论，通过挑战流畅翻译来对抗欧美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口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最有影响的是Moira Inghilleri的一系列研究。她认为，译员的显身与口译的伦理紧密相连，对译员“中立”的专业伦理要求往往与译员在口译活动面临的现实选择之间存在冲突。在战争和难民营口译中，有时候译员忠实“中立”的口译伦理，就必须承担违反其他伦理的后果，因而译员“有权发挥自己的行动者作用，说出自己的顾虑，做出任何自己认为道德上正确的选择，即便这意味着必须违反自己的专业职责”（Inghilleri 2011：48）。抵抗霸权主义是口译伦理诉求的另外一种形式。对欧洲议会同传活动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译员通过大量使用概念隐喻以及人称代词we，强化了欧盟的机构霸权，导致欧盟的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化遭到弱化（Beaton 2010：117-138）。目前CNKI（中国知网）的中文文献检索发现，一些文献初步涉及口译的文化研究视角，不过关注上述三个视角的并不多。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口译的文化研究在西方也处于探索阶段，尚存在大量的研究空间。对国内的口译研究者而言，这一领域存在大量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商务口译或外交口译中，客户是否会对译员的性别有所偏好？如果有，原因是什么？谁来决定译员性别的选择？译员性别差异对译员的口译表现和职业生涯有无影响？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媒体和网络上有关中国外交口译的话语中，男性译员基本处于隐身状态，而女性译员则大多数会以“美女译员”的身份被大众媒体消费，这背后折射的性别角色定位和民族文化心理颇值得研究者深究。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中国新闻发布会口译过程中的话轮控制是如何进行的？发言人与译员、记者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如何体现的？译员是否意识到这其中的权力操纵？对此采取顺从还是抵抗策略？此外，还可以考察中国口译政治和外交话语中的“看不见的手”：谁决定哪些会议配译员，哪些不配译员，为什么？谁决定译员的选择？谁制定外交口译的政策？重大外事活动外交口译的脚本出自谁之手？外交活动的口译脚本由谁负责编辑修改？网络媒体上的多个脚本又从何而来？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化对口译现象和规律的描述性研究，从回答口译“是什么”，过渡到回答“为什么是这样？”，同时可以推进口译政策、译员身份、口译伦理等方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