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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礼貌/不礼貌与面子 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面子研究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与礼貌关系的研究,而是更倾向于关注不礼貌现象与面子的关系(impoliteness-oriented face)。这里所指的不礼貌不同于 Brown&Levinson[7]礼貌—面子范式中的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如“请求”作为典型的威胁面子行为不一定是不礼貌的。经典范式中,当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发生时,则要求对礼貌策略的选择以减缓对面子的威胁,这与不礼貌现象相关却是不同的概念。Bousfield[5:72]将不礼貌定义为“有目的性的毫无理由的冲突性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Culpeper先前的定义与Bousfield相似,他们都较为关注说话人的意图,更注重联系具体交际场景、社会关系以及互动状态下的社会行为对不礼貌现象加以阐释[5;8;9;10]。但Culpeper[9:22]后期借鉴了Spencer-Oatey的关系管理模式,淡化了说话人意图的主导作用,将威胁面子的言语与对期待行为的挑战以及假定的社会规约作为不礼貌的基础。 不礼貌经常与冲突、冒犯等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相关联,近期的研究逐步关注实际场景中如法庭、地方政府工作会议、工作场景等的不礼貌言语行为[15;22;42]。此外,语料库及不同语言的语料样本也被用于分析面子与不礼貌的关系。相对于在真实场景中考察面子与不礼貌的关系,语料样本中的相关词语出现的频率、关联度等能更为直接、显著地呈现出研究对象的特性。如  -Güler&Ruhi[21]所做的研究,从语料库中选定20个情感词语用以分析冒犯性言语行为时,发现虽然所选定的词语数量有限,但结果表明所选定的情感词语都与面子、社会权势和价值相关联。同时在冒犯性话语的语料样本对比研究中,如以东西方来划分,整体上看东方国家中国和土耳其与西方国家英国、德国和芬兰的个体面子在冒犯性话语中不礼貌行为的表现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然而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土耳其两个东方国家在冒犯性话语交际中的个体面子不尽相同。同样,对同属西方国家的英国、德国、芬兰的研究中也体现出其个性特点[10]。为了避免将面子概念的解读局限于某一交往互动中的自我呈现和人际关系中,更为全面的解读面子与礼貌/不礼貌的关联关系,Bogdanowska-Jakubowska[4]提出文化面子模式,认为面子行为是面子和社会现实双向建构的社会行为。 学界倾向于将不礼貌界定为冒犯性、冲突性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5;9],而非赞同性言语行为在交际中也会导致威胁交际者面子的情形出现,但如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是不礼貌言语行为则忽视了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34;35]。为了明晰非赞同性言语行为的特性,Sifianou[35:1560-1562]倾向于区别对待“面子—不礼貌”与“面子—非赞同”现象,他认为面子言语交际行为涵盖的范畴宽,将面子用于分析非赞同性言语交际行为能够更好地体现这一言语行为的特性。 Haugh[17:113]指出,面子与礼貌/不礼貌问题的研究应该不仅仅是中国学者的研究热点,还应是所有面子礼貌问题研究学者的关注点。面子与不礼貌研究的应运而生并非仅仅是面子与礼貌研究的相悖视角,而是交际中言语行为多样性的必然要求。如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多被定义为不礼貌现象,与礼貌原则相比,威胁性言语行为更为适宜在不礼貌的框架中解读,而Brown&Levinson的经典框架更多关注的是礼貌的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