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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定文化与面子 由于面子—礼貌范式受到普遍质疑和批驳,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步开始关注文化特性的面子(culture-specific face),将面子具化到各特定的社会文化中加以考察,探究特定文化中的面子特性,从本质上弥补了先行研究存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弊端。Bargiela-Chiappini[2]认为,特定文化的面子研究值得学界予以重视,文化本体论的重新解读及其在面子行为运作中的核心地位对今后社会文化特性的面子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进一步全面掌握理解面子概念和行为的必经之路。 Pike[31]从人类学角度区分了“emic-etic”概念,后来Harris[15]对二者做了进一步划分。在此基础上,Watts et.al.[43]提出第一层级礼貌(first order politeness:politeness1)和第二层级礼貌(second order politeness:politeness2),为在特定社会文化中考察面子的特性奠定了基础。礼貌的社会文化特性属于第一层级,礼貌的跨文化普遍性属于第二层级。Eelen[11:32]进一步将该理论延续发展,把礼貌1(politeness1)细化为行为的礼貌和概念的礼貌(politeness in action and politeness as a concept)两个层面,Haugh[17]赞同这种细化的层级划分,认为第一层级内部因素较为复杂,自身还可划分出不同的层次,如“特定文化概念和特定文化实践”(emic concepts and emic practices)。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为文化特性的面子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礼貌研究期刊》(2012:8)设专栏探讨中国社会文化特性的面子(emic face)。专栏中的系列论文多为中国社会文化特性实践(emic practices)研究,依据实例从不同视角展现中国人面子的特性,为深入理解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提供了新的路径。Kádár&Pan[24]开篇即追述了“面子”、“脸”、“颜”的历史渊源,肯定了汉语言文化背景下面子—礼貌研究的重要意义,并认为这一特定文化语境下的研究仍值得学界给予广泛关注。为了更为生动有效地探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面子特性,诸多学者以不同的语料样本为基础,通过对商务谈判实例、聚餐等自然语料的录音、语篇补全测试(DCT)问卷调查、访谈等口语语料,以及《论语》和小说的书面语料,多向度地分析面子的社会文化特性。研究表明,中国人的面子与礼貌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面子受等级权势观念的影响,在汉语文化背景下内涵丰富,如,“人情、原则、需求、人际关系、情感、人品、情景、权力、义务”等在不同语境下都可以反射出面子的含义。面子行为不仅以他人为中心,还包括自我中心、自我呈现。话题和交际者身份关系的不同会带来不同形式的人称选择。虽然我们常以西方自我中心主义论来区分中国人的面子观,然而近期研究表明,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更加注重自我形象(self-image),倾向于自我中心主义。而年长的一代则恰好相反,即独生子女一代和年长者对自我的理解不同。这种对比研究揭示出同一文化范畴内的群体差异性影响着面子特性的理解[19;20;25;30]。 此外,土耳其、希腊、波斯、日本、韩国、泰国等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相关研究结果,充分体现出不同于西方文化语境下面子的特性,也进一步印证了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面子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如面子行为在跨文化言语行为交际中的冲突说明不同文化特性期待与准则尤为重要。韩国人的面子观与日本、中国等多数东方文化背景下的面子理解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同样反驳西方文化中心论,认为面子不仅是个体行为,更重要的是所处社会团体对其的评价与认同[26;28]。社会文化特性的面子研究不仅可以揭示不同文化间面子概念的差异性,而且有助于二语学习者在交际中正确认识个体的交际身份特征。 应该指出的是,社会文化特性的面子(face1)不同于传统意义上跨文化普遍性的面子(face2)研究,只有深入探究前者才有可能真正解释后者,这是当今面子研究朝人类文化学视角转向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