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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美国东亚研究专家欧内斯特·费诺罗莎(Ernest Fenellosa)的遗孀将其丈夫的遗稿交给了庞德,使庞德深度地接触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从而开始了他与中国文化长达近60年的神交。1913年应该是中美文学关系史上重要而神奇的年份,几个影响美国文学进程的重要因素汇聚到了一起。如果没有费诺罗莎的遗稿,如果没有庞德对这些遗稿的研究和推广,英美现代派诗歌也许不会是现在的模样。 庞德不遗余力地推介费诺罗莎,有两个重要成果:第一,翻译出版中国古典诗歌集《神州集》(Cathay,1915);第二,编辑出版费氏的论文《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Medium for Poetry,1919)。 庞德特别推崇费氏的这篇论文,认为它为振兴英美诗歌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在文中,费氏谈到中国的象形文字将形象与理念完美结合,达到一种理性与感性相辅相成的境界。费氏认为,这是诗歌语言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庞德对这个观点非常认同。他觉得,这为英美诗歌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答案。与表音文字的英语不同,汉语是表意文字(ideogram)。每一个中国文字都是一幅图画,但同时又是一个概念。每一个文字都是具象与抽象的结合,这是英语没有办法做到的,但也是诗歌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庞德在他后来的生涯中常常提到中文的这种具象与抽象结合的特点及其巨大的表现力。他会举例说,“田”字就是四方的土地,“男”人就是在田里耕作的人。“早”晨就是“日”(太阳)挂在树上,“明”就是“日”和“月”的光等等。他特别欣赏中国古典诗歌的简洁和明快,用简洁的意象就能说明一个问题,不需要用抽象的思辨去解释和说明。 庞德的代表作《诗章》第49首(Canto XLIX)包括了这样一首中国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劳动号子,它反映了劳动者简洁明快的思路与具体可视的想象。庞德认为这是他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的典范,即“突然间产生的、智性与感性的综合体”。在他看来,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和创作模式都与他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不谋而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