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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内外翻译研究热点的聚类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因此常用高频关键词来分析某学科领域中的研究热点。排除翻译和translation等较宽泛的关键词后，得到国内外翻译领域研究前十位的关键词（表4）。  SSCI关键词体现三大特点：第一，明确具体翻译领域，特别是视听翻译和字幕翻译。第二，翻译教学研究细化，重视翻译能力、翻译过程，这得益于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译员培训专门期刊。第三，强调意识形态。笔者猜想是因为Lefevere与Bassnett (Lefevere, 1992)扛起了文化学派的大旗，宣称以忠实为旨归的哲罗姆模式行将终结，标举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为翻译本质。如表2提到，意识形态研究在Target为代表的描写译学期刊发挥得淋漓尽致。核心作者高被引文献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解释。图4为国际翻译研究排名前10位的高被引文献。借助VOSviewer的自动聚类功能，SSCI前10位高被引文献可归为2个聚类（表5）：聚类1主要是Hatim & Mason (1990、1997) 的话语分析学派和Nord（1991、1997）的功能学派，他们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等语言学领域广泛地汲取养分。但是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也许是未来趋势。换言之，语言学翻译研究还会有新突破。聚类2主要由Toury (1995) 的描写译学、Venuti (1995、1998) 的异化理论、Lefevere (1992) 的操纵论组成。也就是说，聚类1代表语言学范式，聚类2代表文化范式的核心观点。笔者与谢天振（2003）“先后两次转向”的看法不同：一是考虑到高影响力著作才能够代表所谓的研究“转向”，而两个范式的国际高影响力著作发生时间几乎同步；二是因为两个所谓的“转向”紧密关联，并没有因为文化范式的兴起而代替语言学范式。三是语言学派高影响著作数量种类均大于文化学派。因此，转向的提法为修辞话语而非纯粹的科学事实。迄今为止，翻译学已经经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社会学转向、技术转向等等说法不一而足。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虚指的“转向”只是各自学派标举自己重要性的修辞手段而非实质替代，否则翻译学频频转向，我们的研究又该如何寻找方向呢？笔者认为翻译批评应该站在客观的学术立场上观察批评，区分译学术语与修辞话语，“转向”之说可以休矣。近期，学界也意识到这种非替代性的新动向实为学科属性使然，体现了翻译范式与科学范式的不同之处 (胡庭树 2017)。图4显示两个聚类间有一个强力的“纽带”，即Toury (1995)的描述翻译学分析译文在目的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功能，尤其关注的是译者决策、翻译规范、文本的选择及其影响，这种“场外征用”恰好是从聚类1语言本体研究扩展到聚类2文化学派的一个中间桥梁。正如Holmes(1978：72)所言：学者的任务是描述翻译文本与原文的关系。显而易见，他必须试图决定译者心目中两幅地图的特点，以系统地发现规则、规范的偏离和预期。在描写译学看来，对等即译者的诗学。  图4. 国际翻译研究高被引文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