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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化 梅祖麟（1988）的研究发现，吴方言中体标记“仔”来源于南北朝时期的“著”。本文的研究表明，吴方言中状态补语构式源自于表完成体的“V+子+宾语”构式。那么，到底是什么机制致使吴方言中“V+子+宾语”构式出现完成体用法？这种机制是不是就是语言接触背景下的语法化（Hopper & Traugott 2003:212-231）？语法化理论认为，语言接触及由此导致的句法借用和句法影响是句法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机制。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包括通常性语法化和复制性语法化（Heine & Kuteva 2003:536-539；2005:89-92）。根据Heine（2007）、Heine & Kuteva（2003，2005，2006，2007）的研究和吴福祥（2009:193-206）的介绍，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化（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机制包含有语法借用（grammatical borrowing）和语法复制（grammatical replication）。语法借用指的是模式语的语法语素迁移到复制语之中，语法复制指的是模式语中的语法概念或结构被复制到复制语中。对于语法概念或语法结构演化过程的复制，人们又称之为接触引发的语法变化。如：爱尔兰英语中表短时完成体（hot-news perfect）的产生就是典型的接触引发的语法变化实例。在爱尔兰盖尔语中，起先只出现一种通过处所词AFTER作标记的短时完成体用法。到十七世纪前后，由于用爱尔兰英语作为交流工具的人们吸收了表短时完成的语法概念，采取先利用处所词AFTER作标记，再利用自己已有复制语中的处所结构式[X is AFTER Y]，复制出模式语中对等短时完成体范畴（Harris 1991:205）。 鉴于吴方言大量使用“V+子+宾语”构式表示完成体的产生时间是在明代，而宋元时期吴方言中却并没有该表达式表完成的萌芽，那么，明代，吴方言中为什么会出现“V+子+宾语”构式表示完成体的用法？本文认为，这是“V+子+宾语”构式与汉语南方白话语言接触的结果。该构式中的“子”，是吴方言中固有的词，并非汉语借词。吴方言向汉语借用语法意义，而不是语音上的外壳。具体来说，吴方言中“V+子+宾语”构式完成体用法的形成，是接触引发语法变化的结果，亦即南方白话中“V+著+宾语”构式表完成体的语法概念被复制到吴方言“V+子+宾语”构式中的结果。起先，在宋元南方白话中存在有“著”作标记的完成体用法，到明代，这种表完成的语法概念被使用吴方言作交流工具的人们使用，通过“子”作标记，利用吴方言中原有的动结构式[V+子+宾语]，复制出南方白话中对等的完成体范畴。以下三点可以为吴方言中完成体构式跟南方白话接触有关的观点提供依据：a.从南宋至元明这一历史阶段，在南方吴方言、闽语、粤语等诸多方言与南方白话的接触中，以吴方言和南方白话的接触最为频繁。b.在宋代，吴方言中仅有极个别的结果补语构式出现，而在明代，吴方言中却普遍出现完成体“V+子+宾语”构式，自身难以构建演变的链条。而宋元江淮地区白话文献中有一定数量的完成体“V+著+宾语”构式，恰好与吴方言完成体“V+子+宾语”构式的产生相连续。c.随着吴方言中完成体“V+子+宾语”构式的发展，在许多方言中出现平行使用的情况。如在安徽休宁话、江西萍乡话、江苏泰县话和福建泉州话等方言中，都有完成体构式的使用。本文认为，完成体“V+子+宾语”结构的产生属于语法复制，而非语法借用。这是因为，吴方言从南方白话引入的是一种抽象的语法概念，而非具体的语法语素。更确切地讲，吴方言中完成体“V+子+宾语”构式产生，是“语法概念复制”的结果。亦即明代吴方言中“V+子+宾语”构式表完成体的用法，是对宋元南方白话中“V+着+宾语”构式表完成体用法的复制。参照Heine & Kuteva（2003:539，2005:92）的观点，“V+子+宾语”构式的复制可分为以下四个过程： 首先，吴语的使用者注意到南方白话中有“V+著+宾语”表达式由结果体范畴（My）语法化为完成体范畴（Mx）。 其次，使用吴语中的结果构式“V+子+宾语”来产生与南方白话中“V+著+宾语”对等的完成体范畴。 再次，利用[My>Mx]:[Ry>Rx]这个类推公式复制曾发生于南方白话中的语法化过程。 最后，将表结果的“V+子+宾语”构式（Ry）语法化为完成体的表达式（Rx）。 这种“语法概念复制”的机制后面有其深层的动因，吴语地区受过教育的人群，通过语言习得，学习南方白话文献，与南方白话文献密切接触而导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