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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字文化在丝路传承与消退原因之蠡测 唐代汉字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承与消退，除了政治势力、经济活动等外在因素外，关键还在于地区的民族、操持的语言、使用的文字与宗教信仰等。以下试将唐代丝路中国段的高昌（吐鲁番）、龟兹（库车）、于阗（和田）等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列表如下页（表1），以作为说明汉字文化发展与兴替规律之参考。此外，附带将吐蕃、西夏及辽也纳入，作为参照。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凡是主动的、内需的较能长久而深远；被动的、外加的一般短暂而难以持续。唐代汉字文化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也符合这一原则。汉字传入前就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地区，与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地区，其汉字文化发展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前者，汉字与非汉字双轨并行，在汉族政治势力的控制下，虽然官方推动汉语，行政文书使用汉字、汉文，但这是被动而外加的，所以汉字仅止于与官府打交道时使用，难以生根，一般民众仍旧使用本族的语文，最多略通汉语、略识汉字，无法达到以汉字进行阅读、书写甚至撰述的水平。其汉字通行与否主要取决于政治力。一旦政治力衰退，汉语、汉字便会随之消失。高昌、龟兹、于阗的发展情况便是如此。 后者，汉字传入前没有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汉字、汉文被借用作为记事、传情表意的阅读与书写工具。他们学习使用汉字、汉文，乃出自实际需求，是主动的、内需的。因此，不但长期以汉字作为书面阅读与沟通工具，更用汉字来进行文化文明之记录与传承。即便到了后来，自觉创制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也往往是借鉴了汉字而创制；而当创制出来的民族文字取代原有通行的汉字、汉文时，汉字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地深植在其文化核心，成为其民族文化之特色而难以割舍。在中国历史上，唐宋期间的吐蕃、西夏、辽都是如此；毗邻的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的越南也是如此。  吐蕃原无文字，7世纪时松赞干布（？-650）派遣屯米桑布扎赴天竺学习梵文和佛法。学成返国，遵法王旨意，据梵文创制吐蕃文。西夏李元昊1038年仿汉制自称皇帝，于大庆元年（1036）命野利仁荣（？-1042）仿汉字创制胡礼蕃（西夏文）。辽太祖神册五年创制契丹大字，九月十四日（920年10月28日）制成，下诏颁行，其书写方式与汉字类似。 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诸民族与中国交流较早，然由于这些地区民族的文字创制较晚，所以早期的文化交流都是借用汉字来进行的。这一情况可从高句丽、百济、新罗朝鲜三国所遗留下来早期的金石文字得到证明[14]29-56。朝鲜15世纪前没有自己的文字，以汉字作为官方文字，其国家典籍、档案、法令及规章均以汉字书写。李朝世宗设谚文局，令郑麟趾、成三问等人制定谚文。自1446年《训民正音》公布使用，朝鲜从此才有自己的文字。 日本虽有古老的文化，但其本族文字的创制却相当晚。古代日本初期的文字也是借用汉字，今所得见考古遗存的金石文都是明证[15]57-68。长期以来，日本是以汉字作为传播思想、表达情感的载体，当时称汉字为“真名”。5世纪初，日本出现所谓的“假名”，这是借用汉字的标音文字。最终由吉备真备（692-775）、空海（774-835）先后创制完成。10世纪起，假名文字虽然已在日本盛行，但汉字的使用并未因此而废止。 越南自古以来直到20世纪初期，始终以汉字作为全国的书面语言。即使在越南创制的新字即字喃产生后，汉字依然是越南书面文字的主流。字喃是以汉字为基础，用形声、假借、会意等方法创制的表达越南语言的文字。此种文字产生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而在胡朝（1400-1407）、西山朝（1786-1802）两个短暂王朝，字喃虽然曾被尝试用来取代汉字作为正式文字，但没成功，充其量只能形成与汉字并行的局面而已。更何况要使用字喃，实际上必得先懂汉字，因此一般仍视汉字为正统文字。虽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占领越南并推行拉丁化越南文，官方停止使用汉字，但一般文士仍有以汉字从事写作的，直至二战后，汉字的使用才完全终止。 朝鲜、日本、越南长期以来将汉字作为书写文字，以汉文从事创作并著书立说，留下大量的诗文典籍，近年渐受重视，已然形成“域外汉文学”、“域外汉籍”等新兴的汉学领域。 对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字背景下的汉字传布与发展而言，现实需求是学习的一大动力，尤其是贸易往来的商业活动，从唐代丝绸之路各民族译语人穿梭在商贸接洽与签订契约的场合，直到如今的对外贸易，其情况可说是古今一理。再者，宗教信仰的神圣魅力也是汉字文化传播的重要支柱。丝路中国段各地出土文献中以汉文佛教典籍数量最为庞大，显示来自各地各族的僧侣对汉传佛教传布的努力，尤其体现在译经、讲经、抄经上；而操持多种语言又精通汉语且能驾驭汉字的这些高僧大德，无疑是汉字文化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而唐以后，各地宗教信仰发生了重大改变，以汉字为载体的汉传佛教经典也从此消失。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现象。 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由汉字与汉籍形成的汉字文化传播，对汉文化的输出与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代汉字、汉籍在丝路传布的情形，与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体系、特性、发展历程和汉字、汉籍传布的时机，以及经济、政治、宗教与生活文化等环境密切相关，在时空中呈现授受与兴衰之发展历程。对比东亚汉字文化圈，更可了解汉字文化传播的兴衰成败及其影响之规律。 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存在及发达的程度与各地的现实环境对汉字、汉籍需求的力度成正比。文字创制发展较晚的民族、国家在未有自身文字前，必须借助他国或他族的文字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承之工具。而汉字早在汉代便开始传入高昌、龟兹、于阗、朝鲜、日本、越南等地，长期以来的发展却有着不同的结果。汉字、汉籍在这些地区的传布与汉字文化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如下几个规律，或可提供丝路文化交流与传承的借鉴和启迪： 第一，拥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地区，在汉人政权的控制下，通过行政制度推动文化、教育，使汉字、汉籍得以传布。但因本族语言、文字与汉语、汉文的体系不同，不易相容，因此即使出现过大量的汉文文献，仍然以经济、法律、社会等公私文书如契约、讼牒、信件为多，其次是佛教经典，而代表汉文化的典籍则相对是少数，且集中于作为教材的儒家经典。出土的汉文文献内容的组成与比例，正反映了这些地区的实际状况，如高昌、龟兹、于阗出土的汉文文献，即以贸易为主体，宗教传播与军事事务居次，唐代官方的行政影响又居次。所以，实际的汉字文化并未渗入这些民族的文化之中，无法在这些地区生根。因此，当大唐帝国的政治力在此地区消退后，汉字、汉籍的使用也就迅速消失了。 第二，本身文字创制发展较晚的民族长期使用汉字作为阅读及书写的文字系统，如吐蕃、西夏、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汉文典籍广为流行，其典章、制度、教育与思想深受汉文化影响，汉文化广泛渗入本族文化，即使后来有自身文字的产生，也大多借鉴汉字而创制。属于本民族语言的新创文字流通后，汉字的使用尽管盛况不再，然汉字文化依然深入其民族生活中。除了语言文字外，宗教信仰的相通，特别是汉传佛教的盛行，甚至其社会也是农业社会，或半农半牧，这些都是汉字文化发展的助力之一。 第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接触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饮食文化等方面，其中语言文字更是人口迁徙、接触与互动的首要，其传播最快，影响也极为显著而深远。 第四，就汉字文化的传播来考察，我们发现一个潜在的规律，即大凡官方语言、文字与该地区民族语言、文字相一致，或与其宗教信仰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相一致者，则官方语言文字传播易于形成文化而长存，如西夏、朝鲜、日本、越南等；反之，则官方语言文字传播的文化不易形成，且难以长存，一旦政治影响力不再，官方语言文字更替，宗教信仰改变，其官方及宗教使用之语言文字与传播的文化必定衰落而逐渐消退。晚唐五代，尽管中央政权在边疆的势力逐渐衰颓，汉字文化圈也逐渐消失，但只要当地还有汉人，就仍然会保留汉字的使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