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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汉字文化传播现象及其兴衰原因之臆测 近代丝路中国段考古遗存的汉文文献确实是考察唐代汉字传播与汉字文化发展的珍贵材料，主要收藏在英国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亚图书馆以及日本的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东京书道博物馆、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藏、奈良宁乐美术馆等，详见《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日本收藏卷⑨。 吐鲁番学研究院资料信息中心的古丽努尔·汉木都与李亚栋《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数量及语种》一文曾统计出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总量近15万件，计有21个语种[11]196-198。其中汉文文书近9000件，包括日本公私收藏3 768件，德国国家图书馆藏2 140件，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455件，英国国家图书馆藏525件，中国新疆文物考古发掘计2 704件（阿斯塔那1633件、哈拉和卓152件、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汉文文书530件、新获汉文文书389件）。以下分别从唐代高昌（吐鲁番地区）、龟兹（库车地区）、于阗（和田地区）三大区域分析考察汉字文化传播存在的共相与殊相。 （一）汉字文化在不同地区传播所呈现的差异 高昌、龟兹、于阗虽然同样早在汉代前后便有大量汉人移入，开始接受中原地区汉字文化的影响，但不同地区之间也出现一些明显的差异。如唐朝高昌（西州）的汉字通用程度明显高于龟兹、于阗等地区，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汉文文书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远超库车及和田便是明证。 这些地区出土的文献遗存中，汉文与非汉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回鹘文、波斯文、叙利亚文、粟特文、藏文等）的比例不同，显示出不同族群间汉字通行程度的差异。大唐统治期间，行政体系运作中的通行语言为汉语，军镇机构之间或与羁縻府州官府间往来文书自然也是使用汉文，必要时可以双语文书来呈现，如汉文、于阗文双语官文书；至于民间百姓，各民族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也就是汉语、汉文与非汉语、非汉文并行使用。当遇到商业往来、契约订定或法律诉讼时，则可求助译语人口头翻译或书面翻译。 从目前所公布的相关文献来看，遗存的汉文文献中佛典最多，其次是社会经济文书及公私文书，传统汉文典籍最少。据初步统计，1959-1975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13次发掘，计有465座墓葬，118座中计有汉文文书1 844件⑩。因为是墓葬，其文书多半被用来制成鞋子、帽子、衣服等陪葬品。内容以牒、状、辞、帖等官文书及契约、书牍、随葬衣物疏等私家文书为最多，佛教典籍及经、史、子、集与诗、文相对较少。此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社会经济文书及公私文书约516件，佛教文献317件，其他汉文典籍30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语文献中社会经济文书及公私文书约224件，佛教文献8件，其他汉文典籍2件；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汉语文献中佛教文献约4537件，社会经济文书及公私文书119件，其他汉文典籍99件；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藏高昌汉文献中佛教文献112件，社会经济文书7件，其他汉文典籍4件；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汉文文献128件，皆为社会经济文书。 官文书的内容涉及土地、户籍、赋役、军事、诉讼、馆驿等，呈现了高昌地区长期在大唐统治下使用汉字的实况。私文书则多为私人借贷、买卖契约等民间经济活动的文书，也说明当时高昌地区以汉人为主体的汉文使用情况。尽管传统汉文古籍及诗文数量相对不多，但也可略窥见中原文士作品在此地流传以及当地学子学习诗文的情景，反映唐代高昌与中原地区文学发展的声气相应。诚如朱玉麒所说的，此一现象“与内地移民的传播、文化制度的保障、文学时尚的迎合等因素密切相关，呈现出边地汉文化接受与传播的独特景观”[12]182-194。 至于大量汉文佛教文献的遗存则说明了唐代丝绸之路中国段各地佛教的普遍流行，东来弘法布道的中亚各地胡僧与拟往西天取经的中原汉僧穿梭其间。不论是高昌、龟兹或于阗的胡僧，大都通晓汉语，识读汉字、汉文，他们手赍胡本，口诵汉经，普遍呈现出较高的汉字文化水平。 佛教历史悠久的高昌王国，《魏书》《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多有记述。东晋时“车师前国”的高昌地区即以佛教为国教。4世纪末高昌王国成立后，佛教译经风气大行，佛法大盛，寺院林立，高僧辈出。今吐鲁番出土大量汉文佛教经典写本正是此一盛况的真实反映。即便在公元840年以后信奉摩尼教的西迁回鹘人在吐鲁番建国，其中的汉僧也仍然可以继续使用汉语酣畅地宣讲经文，西州地区留下来的S.6551讲经文可作例证(11)。 丝绸之路绿洲王国的龟兹，是佛教进入中国的天然门户。虽然佛教传入龟兹的具体时间并不清楚，但从今所得见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尕哈石窟、玛扎伯哈石窟、托乎拉克埃肯石窟等著名石窟，及台台儿石窟、温巴什石窟、亚吐尔石窟等小石窟，可知唐前此地佛教发达，石窟、寺院林立；胡汉杂处，佛经翻译大行，经录中白姓、帛姓的译经高僧多数出自龟兹，著名的鸠摩罗什更是龟兹王国的译经大师。尽管今日在龟兹（库车地区）发掘所得的汉文佛典数量有限，但仍可从寺院考古发现的文物、文献遗存与史料、经录中窥知当年佛教的盛况。 于阗因地缘关系与印度关系密切，早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即从迦湿弥罗国传入于阗，于阗快速发展为新疆西南最大的佛教王国，大小寺院林立，其盛况从今考古遗址与发掘可以想见。644年，唐玄奘西天取经返唐路过于阗，并在此讲经说法。《大唐西域记》对于阗的建国传说、风土民情及佛教盛况多有记述，从中也可窥见唐代于阗的佛教世界。高昌（吐鲁番地区）、龟兹（库车地区）、于阗（和田地区）的汉文佛教文献当是丝路佛教发展史的研究基础与热点[13]115-123。 高昌、龟兹、于阗均属盆地或绿洲王国，既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又是东西商旅交易的贸易城市，来往汉客胡商不绝于道，交易频繁。近代考古发掘的汉文文献中大量各类商务活动的经济文书以及社会活动的公私文书、信札(12)等，都反映出其市场之活跃与经济活动之热络。 大唐盛世，高昌、龟兹、于阗等王国尽归大唐管辖，设有州、府，其军事、行政机构普遍，汉字见诸官方行政体系的公务文书(13)。汉人移民增多的大唐属地，民众与官府往来行文或民众之间书信往来自然也以汉文为主，其他民族则依行文对象而各有所主，当涉及权益利害之法律诉讼或契约文书时，则有汉文及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文书，这与考古发掘所获唐代写本文献的内容与数量呈现的比例相契合。 至于汉文世俗典籍的数量，相对于佛教文献、社会经济与公私文书则较少，且主要集中在《论语》《孝经》《毛诗》《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千字文》《开蒙要训》等唐代最流行的童蒙识字教材，及《太公家教》等当时民间最为通行的格言谚语式的处世箴言。这显示出唐代这些地区实施的汉文教育状况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同时限于环境，更加凸显其因地制宜、力求简要、侧重实际生活的实用性等特色(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