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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关键媒介 （一）语言：译语人的沟通 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吐鲁番、库车及和田地区，历史上有许多民族在此活动，语言方面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多元面貌。另一方面，该地区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特别是在唐代，长期处于中原政权的控制，因而可以推测该地区的语言接触有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 一般而言，大部分汉人不解胡语，胡人通常也不懂汉语，因而需要有人居中沟通，于是便有所谓“译语人”③的出现。为了便于与外国及周边各族交往，中原王朝往往设有译语人的官职。大唐帝国与周边民族、国家交流更加频繁，因民族众多，语言各异，对译语人的需求更为迫切。这些译语人经常出现在军事、盟誓及互市、商贸活动等场合，由于民族语言的优势，唐代丝路地区的译语人多半由胡人担任。 唐代中央译语人的编制主要是在鸿胪寺及中书省。在民间，特别是由于商人贸易的实际需求，也有译语人的存在。然而官方译语人有限，迫于现实需要，边疆各地区往往也会因其特殊性而由当地官方寻求民间译语人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 近年有关译语人的研究不少④，其中李方《唐西州的译语人》一文认为，译语人在西州官府中作为正式编制，主要由少数民族来担任[2]45-51，其中以粟特人、突厥人居多，也有少数汉人。主要在军事及交易场合担任翻译工作，有时也担任有关少数民族诉讼审理的翻译。高田时雄《唐宋时代译语人的一侧面》一文，则以敦煌、吐鲁番及东部沿海地区为对象，从语言社会史的角度探索唐宋时期译语人的实况，认为译语人职业的本质与商业活动关系密切。在吐鲁番地区，大部分从事翻译的是粟特人⑤。 总之，译语人与商业活动的关系密不可分，唐代丝路商旅往来频繁，贸易繁重，极需汉语口译，其中突厥系及粟特人的语言和汉语的翻译需求量最大。 此外，除贸易沟通的口头翻译，基于双方交易收受凭据的需要，译语人同时也需略具文字翻译与写作能力。又因唐代佛经的汉译以及高僧西行求法的外语需求，许多僧人因此也成为具备双语或多语能力的主要人员；为了译经、解经，往往编纂有梵汉对照的佛教双语字书[1]58-68。这些都是汉语沟通与传播的主要媒介，但由于贸易、传教等业务的关系，对汉语的需求程度各有不同。对丝路地区汉字文化的推动自然是汉文典籍的传布来得更为直接。 （二）文字：双语字典的出现 译语人除了口头翻译外，有时也担任文字翻译。今丝路考古发现的文书中便有不少双语并存的文书，如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所获Hedin 15、16、24三件均为汉文、于阗文的双语文书[3]48-69，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汉语—于阗语双语辩状》（编号GXW0038）⑥也是双语文书。这些文献的性质说明译语人除口头翻译外，还担任法律文书的文字翻译工作，因此，他们不仅要能听能说汉语，对汉字还要能看能写。 现已公布的吐鲁番文书中不乏双语文书。其中，日本大谷文书藏有汉文、突厥文双语文书1件，汉文吐蕃文、双语文书6件，粟特文、汉文双语文书229件，回鹘文、汉文双语文书76件；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粟特文、汉文双语文书1件，藏文、汉文双语文书6件，汉文、回鹘文双语文书3件；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有回鹘文、汉文双语文书14件，汉文、回鹘文双语文书59件；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回鹘文、汉文双语1件，粟特文、汉文双语1件；中国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有汉文、婆罗米文双语文书12件。 在长期胡汉杂处的环境中，双向语文的互通是重要需求，因此，进行双语教学以培养双向沟通人才是非常必要的。处于华戎交会特殊时空环境下的敦煌，双语教学更形迫切，尤其是中唐吐蕃统治敦煌以及宋初西夏占领敦煌的时期，敦煌当地虽然仍以学习汉字、汉文、汉籍为主，但基于统治的双语体制与日常生活的实际需求，双语教学自是敦煌教育的主体之一[4]99-103。如法藏藏文写本P.T.1046（即汉文写本P.3419）为汉藏对照，残存汉文《千字文》53行，行13字。第2行至44行为汉文，竖写，每字左边标注有藏文对音。又P.T.1263（即汉文本P.2762）卷背有20行藏汉对照文字，先藏文，后对应汉文，藏文横书，汉文竖写；内容大致为三类：日常生活词汇，如“东西南北”、“正月、二月”等方位及月份名称；汉、藏、回鹘等部族及其首领名字；骆驼、牛、羊等动物名称等。整体来说，都是当时日常生活与社会交际的实用词语[5]。 今所得见的西夏文献《蕃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文与汉文音义双解的语汇辞典，既是学习西夏文字的基础教材，也是西夏文与汉文对照的工具书。此书为西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党项学者骨勒茂才所编。其序文有云：“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务，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⑦这清楚地说明了双语辞书盖为促进西夏人与汉人的语言文化交流而编纂。 （三）汉籍：教育、文化的传输 汉籍在中土是历史、思想、文化的总和与主要载体。汉籍在域外的传布则扮演着教育、文化灌输的重要角色，外国、外族通过汉籍的阅读与学习，可以深入地认识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精华。 19世纪代以来，丝绸之路中国段一直是西方列强考古活动的活跃地区，和田、库车、吐鲁番、罗布泊周围、敦煌、黑水城等地区成为各国考古学家竞相发掘的场所。长时间大规模的发掘使数十万件中国西域文物重见天日，为研究古代中亚地区语言、文字、民族、宗教、历史、地理、艺术等学科提供了全新而珍贵的资料。俄国克莱门兹（D.A.Klementz）、奥登保（S.F.Oldenburg），德国葛伦威德尔（A.Grünwedel）、勒柯克（A.von Le Coq），英国斯坦因（M.A.Stein），日本大谷探险队等，都曾在此发掘过大量文物和文书。1959-1975年，新疆阿斯塔那（Astana）和哈拉和卓（Khara-khoja）古墓区重大考古发掘中，更获得大量从东晋高昌郡到唐西州时期的汉文文书。之后，吐鲁番地区文物考古单位先后也有不少发掘。这些发掘所得的汉文文书已经出版的主要有：沙知、吴芳思主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4卷，法藏馆1984-2010年版），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图录本，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版），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著《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荣新江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等。 这些文献出土的地点遍及库车、和田、吐鲁番等地区，如库车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楼兰古城遗址、丹丹乌里克遗址，和田的巴拉瓦斯特遗址、营盘遗址、麻札塔格遗址、达玛沟遗址、巴拉瓦斯特遗址，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高昌故城、交河古城、木头沟遗址、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遗址、巴达木墓葬、木纳尔墓葬、台藏塔、洋海等，出土文献提供了汉文、汉籍在此传播流布的实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