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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上文汉语和英语的Swadesh100核心语素对照表中,可以看到英语的主要倾向也是单音节语素为主,占91%。如果假设这些核心词先在语言系统中产生的话,最初的语言符号编码倾向确实是一个音节打包一个概念的。但与汉语很不同的是,其中9%的例外并不是语素组合,而是多音节语素,也就是,直接增加形式上的成分来增加符号的多样性,以适应表达内容的增长。比如:belly,many,liver,mountain,person等,都是双音节语素,但每一个单音节本身并不是语素。这与汉语在语言基本单位扩充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或许这可以称之为“增音节策略”。相比较而言,汉语的基本单位扩充策略主要是利用已有的单音节语素,或许可以称之为“用字策略”。王洪君(2000)提出从备用单位和使用单位来考察现代汉语的基本语法单位,论证了从字出发更容易说清楚汉语备用单位的构成情况(字→词)。这是从共时角度得出的结论,而本文从历时角度的观察更说明了汉语如何从单层备用单位发展到双层备用单位的情况。 汉语中“用字策略”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字化”现象。也就是,因为汉语中存在着“一个音节·一个概念”这样的形式 - 意义的强势关联,汉语中不符合这样要求的符号就会受到压力,逐渐变得符合这一要求。在汉语中,常见的“字化”有两种情况,即:1.一个音节两个字融合为一个字,可称为融合字化;2.无意义音节获得意义,可称为获义字化。(陈保亚,1999) 融合字化最常见的现象是儿化现象。最初,“儿”是表小、表亲,加在名词后面,如:狗儿、猫儿、花儿,等,但由于语音连读,“儿”字的读音弱化,变成一个卷舌动作,与前接音节融合,这样,如:“狗儿”/gou/+/er/这样的两个音节两个语素,即,两个字,就变成了一个音节/gour/。一个音节里有两个语素,是汉语中形成的强势关联“一个音节·一个概念”不能容许的,人们在使用中也会感觉到这样的音节跟其他常规音节不一样,这样就推动“儿化”在意义上发生变化,不再有表小、表亲的意义了,在普通话中开始向一个音位发展(陈保亚,1990)。[3]在湖北应山话中,由于儿化的意义丧失,又增加一个“娃”与“儿化”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小称词缀,“娃儿”/war/,也符合字化的要求(汪锋,2001)。 获义字化最常见的现象是一些汉语早期的连绵语中,其中一个获得代表整体的意义,或者多个音节的音译外来语中,其中一个音节获得了整体的意思,从而变成“字”。前者如:“蝶”之于“蝴蝶”,在现代汉语中,经过“彩蝶、粉蝶、蝶衣、蝶翼”的对比组合,可以提出“蝶”为单音节语素,也就是“字”;后者如“的”之于“的士(taxi)”,“巴”之于“巴士(bus)”。“的”的语素表现可以通过对比“打的、黑的、的哥、的姐”看出,“巴”的语素表现可以通过“中巴、小巴、大巴”提取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