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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上溯至《说文》的“通字”  《干禄字书·平声》（第5组）：“筒、筩：上通下正。” 按，《说文·竹部》：“筒，通箫也。”“筩，断竹也。”本为二字。西晋元康三年（293）《裴祗墓志》“太夫人柩止西第”，此处“筩”字意为“墓穴侧室”（理解为“甬道”之“甬”似亦可通）。甘肃博物馆藏敦煌写经《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五“咽如针筩”，意即竹筒之“筒”。又引申有木桶义，如《洛阳伽蓝记·闻义里》“佛锡杖长七丈，以木筩呈之”。“筒”字亦偶得一见于北齐武平六年（575）《都邑师道兴造释迦二菩萨造像记（一）》：“以  筒一头。”清代朱珔《说文假借义证》指出：“（《说文》）本部：‘筩，断竹也。’《一切经音义》二引《三苍》郭注：‘筩，竹管也。’又廿二引《三苍》云：‘筒，竹管也。’是以筒为筩之通借。”又，《五经文字·竹部》云：“筩，音同，作筒非。”根据《五经文字》字样规范体例，大凡《说文》之外出现的异体（甚或通用字形），常常被定性为“非”。上引文献俱可说明“筒”“筩”二字得以通用。需要注意的是，本组字例的字际关系当为同义基础上的通用，故而《干禄字书》未对其他从“同”或从“甬”构件字加以规范，“同”“甬”二构件也未能与其他类推字组一样产生类推作用。 与“筒筩”字组类似，《干禄字书》出具的许多“*通*正”字组，原本于《说文》中为独立的二字，然而在社会实际用字中发生了混用，在习非成是、约定俗成的基础上，《干禄字书》加以梳理和规范。在进步的文字观的影响下，大量字组得到理顺，并在后代演变轨迹中，延续着《干禄字书》的正字理念，甚至走得更远。譬如： 《干禄字书·平声》（第20组）：“兇、凶：上通下正。亦惧也，许勇反。” 《说文·凶部》：“兇，扰恐也。从人在凶下。《春秋传》曰：‘曹人兇惧。’”“凶，恶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干禄字书〉笺证补》曰：“《晋语》‘敌人而凶’，韦昭注：‘凶，亦作兇。’汉时已通用。”核诸实物资料，“扰恐”之“兇”，古文字及古隶中并未与“恶也”之“凶”发生混同，字形区别明显。至北朝末年二字开始出现大量混用情形，如北魏孝昌三年（527）《胡明相墓志》“吉凶有兆”，而普泰元年（531）《元天穆墓志》则作“鸠率兇挡”，而在“惧也”义上，“兇”字仍然专用，如北魏孝昌三年（527）《元融墓志》：“寿春兇兇②，人怀危迫。”唐代一仍北朝余续，致使《干禄字书》不得不加以规范。经过有唐一代的大量行用，至《集韵·锺韵》仍规范：“凶，恶也。通作兇。” 然而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极少量的“通字”形体，原为《说文》所贮存，但是后代出现异体字形，并且在使用中逐渐取《说文》正体地位而代之。例如“輩”字在《说文》中“从车非声”，然而在实际使用中，“非”声与其所代表的整字的读音发生脱离，社会日常书写为与整字字音更为契合，便变“非”声为“北”声（如：俄藏唐人卷子Φ096号《双恩记》“经中菩萨者不同此軰”）。《干禄字书》在“輩軰”组字规范中，便从社会实际使用出发，降《说文》“輩”为“通字”，相较于《广韵》直斥“軰”为“俗”的处理方式，体现了进步的文字规范理念。③ 虽然所占比例不是最高，但该类“通字”却是洞悉字样书字级分类及字类性质弥足珍贵的部分。整体而言，该类见于《说文》的“通正”字组，大都于《说文》无甚关联，只不过因意义相关、音同（近）或形近，而在实际使用中，渐渐发生混用，久之则上升为“通用”地位。对这一类字，部分学者认为换用最初是发生于民间用字的层面，亦有学者认为有可能是一种异字同形现象（《干禄字书》所规范之“通字”正同于《说文》所收形体）。 综上，从行用时间久暂分析，此类《干禄字书》“通字”确是相承久远，大都于六朝至隋唐社会实际用字中，作为通用字形通行；而从构形学角度来看，此类“通字”与对应“正字”之间大都属于一级构件层面的替换，而下述两类“通字”在该方面则具有明显的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