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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义”：咏史诗的思想境界 (一)批评上的推崇 袁枚的整体诗学观念中就包含着对“新义”的追求。他曾在《随园诗话》中引述姜夔的话：“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诗便不俗。”[5]107也说过：“余自幼，诗文不喜平熟。”[5]214具体而言，他最推崇“翻案”式的写作，因为既能突出作者的过人天才，又能避免读者的审美疲劳。他说： 诗贵翻案：神仙，美称也；而昔人曰：“丈夫生命薄，不幸作神仙。”杨花，飘荡物也；而昔人云：“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有一春忙。”长沙，远地也；而昔人云：“昨夜与君思贾谊，长沙犹在洞庭南。”龙门，高境也；而昔人云：“好去长江千万里，莫教辛苦上龙门。”白云，闲物也；而昔人云：“白云朝出天际去，若比老僧犹未闲。”“修到梅花”，指人也；而方子云见赠云：“梅花也有修来福，着个神仙作主人。”皆所谓更进一层也。[5]53 “翻案法”是杨万里提出的理论概念[13]141，而袁枚的性灵诗说又直接受杨万里的启迪[14]。从这一层面来看，袁枚赞成翻案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翻案”写法在咏史诗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应用。虽然中国历史悠久，史籍存留丰富，诗人咏史的资源太多太多；但古代咏史诗的歌咏对象却往往集中在一些热点话题上，并逐渐形成对这些话题的依赖。前人写过的题目，后人再写，就很难写出新义。袁枚在咏史题材上大概也能感受到这种深重的创新焦虑。一日，他漫步到随园旁边的放生庵，偶然看到一名寒士后进的诗稿，就触动了这层焦虑，因为诗稿上写：“香焚宝鸭客吟哦，万轴牙签手遍摩。此事未知何日了，著书翻恨古人多。”很可能是最后这一句与他长久以来的焦虑不谋而合，所以他竟一瞬间将这位素昧平生的诗人引为知己。这不仅使他慷慨解囊资助了寒士，将其引荐给安庆太守郑时庆，使其摆脱寒酸处境；而且，他还与这位诗人结为诗友，关注着他后续的作品。于是，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引录了他的另外两首诗。一首题为《遣怀》，诗云：“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后。一十二万年，汝我皆无有。等我再来时，还后古人否。”诗人虽有着对古人影响的焦虑，但也富于才气，写出了下面这首《咏淮阴侯》：“淮阴当穷时，乞食一饿殍。及其封王后，被诛尤草草。穷不能自保，达不能自保：万古称人杰，为之一笑倒。”[5]174这首诗推翻了韩信的英雄形象，认为他无论穷达皆不能自保。之前有无数咏史者都说韩信是人杰，但与这首诗的观点相比，那些都是多么可笑的认识啊。诗人在末尾二句用一种对前代诗人近乎嘲笑的方式，表露出他对翻案写法的依赖。 咏史翻案的意识恰恰就隐藏在对前人的超越上，如能得到一个“古人所未有”的新观点，简直使身处后世的咏史诗人激动若狂。袁枚就举出毗陵太守李宁圃的《姑苏怀古》，诗云：“松柏才封埋剑地，河山已付浣纱人。”该诗将季札挂剑与夫差亡国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揭示了国家兴亡的不可预料。袁枚说，这一创意是“古人所未有也”[5]563。 如果哪位咏史诗人专以翻新为追求，就更会得到袁枚的欣赏。例如《随园诗话》卷一二云：“山阴沈冰壶，字清玉，有《古调独弹集》。以新乐府论古事，极有见解。”[5]397从袁枚所引例诗来看，这部咏史乐府诗集确实提出了很多迥异前人的看法，所以袁枚才称赞其“极有见解”。再比如《随园诗话·补遗》卷五又说他应邀为颜希源《百美新咏图》和邵帆《历代宫闱杂咏图》作序，发现这两部诗集都专咏历代女性人物，“用意皆翻空出新”[5]695。 (二)创作上的实践 袁枚不仅在诗学批评中强调咏史诗要具有议论上的新义，而且他自己在创作中也做出了很好的实践。例如《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3]633，就最能体现其创新能力。这组诗是诗人晚年携子游览西湖时所作。诗人围绕岳飞这单一的历史人物写了15首诗，却没有一首诗的立意是重复的，而是充分发挥才情与智慧，从不同角度下笔。除此之外，袁枚咏史诗中这类具有新义的作品也是数不胜数。更重要的是，袁枚咏史诗中的创意和灵感，是从何而来的呢? 首先是诗人的学识。袁枚虽不以学问见长，却也绝非无学之辈。他一生酷爱读书，尤其酷爱读史，积攒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些都为他创作咏史诗提供滋养。例如《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要找到多元的立意角度，就必须对南宋初年的政局和战局有一定了解，向壁虚造是不可能的。而在知识的指引下，诗人也更容易获得真知灼见，实现立意的创新。例如《玉环》(其二)：“可惜云容出地迟，不将谰语诉人知。唐书新旧分明在，那有金钱洗禄儿?”[3]《玉环》(其二)，33袁枚考察了《新唐书》和《旧唐书》中有关杨贵妃的记载，发现正史并未说杨玉环认安禄山为义子，这样的传说并不可信。诗人为杨贵妃翻案时，也就具有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袁枚自己也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5]20可见他作咏史诗时，往往做好充足的知识准备。 可是，咏史诗不同于史学考证札记，所以咏史诗新义的获得，也不能局限于“书本之中”的学问，还要在“书本之外”——史书记载的盲区张开想象的翅膀，从“虚”处着眼，使咏史诗获得情感与诗意的空间。袁枚恰好颇善此道，具体包括以下三种方法： 一是对历史演进的多种可能性提出假设。例如《黄金台》(其四)：“于今蔓草萦台绿，千年壮士寻台哭。为道昭王今便存，不报仇时台不筑。”[3]《黄金台》(其四)，17袁枚假设燕昭王身处乾隆时期，在没有报仇复国的压力时，也就根本不会筑造黄金台来招纳士人。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燕昭王纳士之举的真实动机与根本原因，揭掉了所谓明君的高尚面具。又如《再题马嵬驿》(其四)：“不须铃曲怨秋声，何必仙山海上行!只要姚崇还作相，君王妃子共长生。”[3]《再题马嵬驿》(其四)，181袁枚假设姚崇如果活得久一点，继续辅佐唐玄宗，很可能会避免安史之乱的发生。这也间接指出，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是玄宗缺少良臣辅佐。 二是揭示历史人物的隐秘心理。例如前引《西施》(其一)：“吴王亡国为倾城，越女如花受重名。妾自承恩人报怨，捧心常觉不分明。”史书中对西施的事迹本就少有记载，更别说去描述西施实行“美人计”时的情感矛盾。这些都需要诗人具有“感同身受”的能力，站在西施的处境与立场上考虑问题。 三是以戏剧笔法虚构情节。例如《昭君》：“妾弹琵琶非自伤，伤心还是为君王。千秋几个倾城色，一旦轻轻付远方。君王若果非知己，妾亦甘心绝域死。如何贱妾远行时，诏书正选良家子。良家子，比妾姝，问旁人，如不如?”[3]《昭君》，599这里想象昭君出塞的同时，汉元帝下诏征选良家女子。昭君听说此事，内心一定五味杂陈。这里的重点还不是揭示昭君的心理，因为使昭君有此心理的前提都是诗人虚构的。诗人几乎不是在对真实的历史进行歌咏，而是以诗的笔法创作一部历史剧。 (三)限制性原则 袁枚认为咏史诗要有新义，甚至能够翻案；但新义并不意味着正确，翻案写法也不是被普遍接受的诗歌审美风格。因此，必须对咏史诗中的新义与翻案有所限制。《随园诗话·补遗》卷九云： 郑夹漈诋昌黎《琴操》数篇为兔园册子，语似太妄，然《羑里操》一篇，文王称纣为“天王圣明”，余心亦不以为然，与《大雅》诸篇不合，不如古乐府之《琴操》曰：“殷道溷溷，浸浊烦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其词质而文。要知大圣人必不反其词以取媚而沽名。余文集中辨之也详。[5]814 韩愈曾推文王之意以作《拘幽操》，诗云：“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见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15]《琴操十首》(并序)，104末尾二句居然令文王向纣王请罪，还称颂纣王“圣明”，这或许出于文王被幽禁时保命求活的本能，但显然违背了人们对文王的崇拜和对纣王的痛恨。基于价值观的不认同，袁枚并没有赞同这一翻案。看来即便翻案，也不能突破基本的价值底线。 从正面来讲，袁枚对一些翻案咏史诗的赞赏，是基于他和诗人在价值观上获得了共通与契合，而不是因为翻案逻辑所带来的机智效果。我们看下面这几条： 余雅不喜四皓事，著论非之；且疑是子长好奇附会，非真有其人也。后读杜牧“四皓安刘是灭刘”；钱辛楣先生“安吕非安刘”二诗，可谓先得我心。顾禄伯亦有诗诮之云：“垂老与人家国事，几闻巢、许出山来?”[5]99 吴名镇，甘肃临洮人。……余雅不喜陈元礼逼死杨妃。《过马嵬》云：“将军手把黄金钺，不管三军管六宫。”吴《过马嵬》云：“桓桓枉说陈元礼，一矢何曾向禄山?”亦两意相同。[5]544-545 余旧咏《西施》，有云：“妾自承恩人报怨，捧心常觉不分明。”自道得题之间，载入集中。今读陈夫人《题捧心图》云：“眉锁春山敛黛痕，君王犹是解温存。捧心别有伤心处，只恐承恩却负恩。”与余意不谋而合。[5]636 翻案作品的意义首先在于启发读者以全新的思路，正因为读者没有料到其思路，这类作品才具有审美的亮点。但袁枚举出这些翻案作品的时候，都会说它们与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相符。换句话说，他读这些诗时，审美的刺激并不是由意料不到而来，而是由心意契合而来。如果过度迷恋于“意料不到”所带来的阅读快感，就会对翻案本身产生不必要的狂热。而如果是因为“心意契合”而欣赏它，就是基于价值观的认同。这种认同感，对“翻案狂热症”不啻为一剂良药。 但是，袁枚自己偶尔也有突破创新底线的作品。这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与主流认识严重违背。例如袁枚在任职江宁时期所作的《咏史》六首[3]《咏史》，80-82，其中第一首写汲黯。汲黯曾认为当县令是一件耻辱的事，还感叹自己过去的部下都如“积薪”后来居上。袁枚对此不满，甚至说“当时竟杀汝，如鼠投沸汤”。汉武帝对汲黯异常尊重，召见汲黯时定会衣冠整齐，袁枚却说“不冠而见之，于帝更何伤”。我们联想一下袁枚在几年前刚刚外放县令时是何等的牢骚，而已经做了六年县令的他，不但不对汲黯以做县令为耻的说法表示同感，反而横加指责。袁枚这种对皇权的一味维护，多半也不是真话，而很可能是长久压抑之下的自我开解或变态释放。 二是与自我观点出现矛盾。诗人对同一历史人物的看法发生变化，有时候是阅历和境遇的变化造成的，这在诗人成长过程中是正常现象。但如果在短时间内的不同作品中出现自相矛盾的观点，则至少有一首诗并非出自真心。例如前引《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其七)：“小校桓桓道姓施，涌金门外有专祠。雄心似出将军上，不斩金人斩太师。”袁枚指责施小校不上战场堂堂正正地杀敌报国，而只会做些阴谋暗杀的事情。但就在这次西湖游览期间，他还作了一首《施将军庙》，却极力称颂施小校行刺秦桧的英雄壮举，说他“一德格天阁正新，一刀杀贼乃有人”，“事虽不了神鬼惊，悬头市上香三日”[3]《施将军庙》，638。笔者怀疑，前者比较可能是假话，因为袁枚在创作《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时面临更大的创新压力，比较容易为创新而创新，而他对施小校的苛刻批评就与一般观点并不相同，因此具备了创新性。《施将军庙》才真正暴露了他真实的情感立场。 概而言之，以上两点都存在同样的毛病，就是诗中的情感不出自真心，这对袁枚以“性灵”为核心的整体诗学思想构成严重的冲击。进一步说，“性灵”理论的困境和危险也正在于此：一方面，性灵理论要求诗要写出个性，因此要有新义；另一方面，性灵理论又要求诗要表达真情，可是创新压力过大的时候就很容易为创新而创新，反而忘记真性情。这一矛盾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咏史题材中，要谨慎地掌握好创新的尺度，使创新与真情不相违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