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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清初词坛矫治鄙俗淫艳之风的过程中，词学风格论的核心范畴从“艳”向“清”发生转变。这既是词学批评内部因革损益的结果，也是受到了统治者对社会文化生活进行匡饬的影响。“清”范畴在构成态势上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它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概念，涵盖了清初词学中有关创作主体、表达方式与审美特质等多个层面，构成了一套以“清”为核心的风格理论体系，并在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的词风转变和流派构成。但是，词人们会因过度追求“清空”的艺术效果而忽视词体的抒情特性；同时，意境过“清”会导致词体气格上的“薄”与“弱”。为矫“清”之流弊，清代中后期的词学中又兴起了“厚”范畴与“寄托”说。 关 键 词：清/核心范畴/词学风格论/清代前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宋词学研究”(项目号：14BZW07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词经典化研究”(项目号：15BZW0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曹明升(1978- )，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沙先一(1971- )，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清初词坛，流派纷呈，风格竞出，词文学在经历明代衰落之后又呈现雄肆多姿的景象。与多元的创作风格相对应，清初词学批评中的风格概念也是层出不穷，诸如哀艳、绮丽、清新、澹雅、豪旷、婉约、高健、雄浑等等，不一而足。若对这些风格概念加以探究，可以发现，它们基本都衍生于一些基始性范畴①。虽然基始性范畴贯穿于文学批评之中，但每一类文体的风格批评在某一个阶段都会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范畴，我们称之为核心范畴。核心范畴不仅被用于对作品特质的总结和评点，还会对文学创作的审美趣味起到一种引领作用。以清代前期词坛上的风格批评而言，“清”这一范畴逐渐取代了明清交替之际的“艳”，跃居于清初词学风格论中的主导位置。清绮、清丽、清新、清真、清逸、清婉、清空、清旷……这些以“清”为核心的风格概念，大大丰富了清代前期词学批评的理论内涵，也推动当时词风向着清空醇雅、清新俊逸的方向发生转变。然而，“清”在当时的词学语境中究竟有哪些具体内涵?是何种因素致使“清”成为清代前期词学风格论的核心范畴?这一过程是如何演变完成的?当“清”成为核心范畴以后，又对词坛产生了哪些影响?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清代前期词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范畴更迭的内在逻辑。 清初词学风格论的核心范畴经历了一个由“艳”到“清”的转变过程。明清交替之际，词风以艳冶为尚，词学批评亦以“艳”为核心范畴。像清初广陵词坛盟主王士禛，不仅所撰《衍波词》以“香艳惊人耳目”②著称，而且在与邹祗谟共同编选、评点的二十卷《倚声初集》中，大量使用诸如“惊艳”“儇艳”“古艳”“艳中带俊”“艳思绮语”等以“艳”为核心的评语，再加上“嫣然欲绝”“香蒨欲绝”“香奁中镂冰画风手”这样间接以“艳”论词的评语，可以看出，“艳”是王、邹在论词之风格时的核心范畴。再如武进陈玉璂在给汪懋麟的《锦瑟词》题辞中云：“被酒疾书似青莲，笔无纤尘似坡老，而尖新轻倩处，几于绘花有香，真得南宋三昧。具此妙笔，方可说‘香艳’两字。”③陈玉璂不以填词为擅场，却也标举词中“香艳”，足见时尚所趋。细究“艳”之内涵，可以分为表达之“艳”与内容之“艳”两大指向。表达之“艳”，是指语言上的婉丽绮靡和描写上的极态尽妍，即所谓“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④。内容之“艳”，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种是描写男欢女爱之情与闺幨缠绵之思，是谓之“浓艳”或“儇艳”。王士禛称董以宁为“艳情中绘风手”⑤，便是着眼于此。另一种是借男女间的悲欢情事来写词人自己的忧患交迫之悲与百端交集之哀，是谓之“哀艳”。易代之际的陈子龙在《<幽兰草>题辞》中曾发感慨：“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淡逸，穷盼倩之趣。”⑥显然，他所谓的“哀艳”，是借词之艳体来写时代的悲情。 “艳”之所以能成为明清交替之际词学风格论的核心范畴，首先是受到了“花间”传统的影响。自从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提出，词体创作乃“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⑦，从此以后，男欢女爱的内容与软媚艳丽的风格便成为词体之标帜。所以清初词坛在以“艳”论词时，常常缀有“得《花间》之正传”⑧、“故是《花间》遗法”⑨这样的话语，以表明对“艳”的标举乃是渊源有自。其次，明词淫鄙艳俗之风流入清初，直接影响到清初词坛的审美观念。虽然从康熙朝中后期开始，清人对明词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与反思，认为明词“鄙俚亵狎，风雅荡然矣”⑩，但在由明入清的过渡时期，词坛还来不及对明词展开反思，所以人们在做风格批评时还是会沿用明代词学中所盛行的香艳、绮靡等概念。远有“花间”传统，近有明词为范，所以诸如“词尚艳冶”“(词)必以柔脆香艳为主”这样的观念在清初词坛大行其道，“艳”也就自然成为当时词学风格论的核心范畴。 随着清王朝政权逐渐稳固，统治者开始对文化秩序加以整饬，清初词坛也在进行相应的观念整合与统序重建，词学思想的转变与创作风格的更新呼之欲出。而以“艳”为核心的风格批评开始不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与词坛状况。首先，出于对明末道德人心危机的反思，清人逐渐看不惯词中低俗的艳情与刻露的摹画。所以他们提出“词尚艳冶，亦忌秽恶”(11)，要求词体要“妍而不佻，艳而不亵”(12)。尤其是像朱彝尊提出：“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法秀道人语涪翁曰‘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正指涪翁一等体制而言耳。”(13)与明人“绮语小过，不致堕地狱”(14)的论调相比，显然清人开始对艳词展开了道德化的规整，而本来无关道德的“浓艳”“儇艳”等风格概念也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其次，康熙帝钦命编纂《历代诗余》与《词谱》并为之作序，要求词在创作形态上可以是“含英咀华、敲金戛玉”，但其实际功用必须与诗一样，用来“范其轶志，砥厥贞心”(15)，而不必在词中哀思丛发，感慨家国。如此，以男女情事为掩体来作歌哭唱叹的那些词，其生存空间日渐狭仄，而“哀艳”这一风格概念的使用范围也随之收缩。所以，清初词学风格论中的核心范畴发生迭变乃势在必然。 然而，词“以艳丽为本色”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新的核心范畴不能从根本上去抵触这种传统观念，否则会使人难以接受；但新的核心范畴又要能对词中之“艳”起到过滤和提升作用，这样才能矫正流弊，合乎时势。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清初的论词者选择了“清”这一范畴。因为在那篇宣言性的《花间集序》中，欧阳炯不仅奠定了词要艳美的理论基础，还蕴含着词要尚“清”的审美观念。所谓“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就是说要用精巧和鲜艳的形式，来表达西王母的《白云谣》，而这种谣辞正是以“清”为审美标准的。这完全符合“西园英哲”这一文化阶层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所以，《花间集序》已经确立了词体表面之“艳”与气格之“清”相统一的观念(16)。现在因“艳”而生弊，那么以“清”来矫“艳”，便是自然成章之事。所以在康熙朝，一些论词者便有意在以“艳”论词时引入“清”的概念，以此来对“艳”的内涵作出规整与提升。像高铣盛赞朱经之词“艳不入靡，丽不伤巧，一种清蒨之色，耐人把玩”(17)。“蒨”，本指绛色的茜草，后多形容事物鲜艳美丽；而所谓“清蒨”，即指鲜艳而清秀。也就是说，词可以艳丽，但不能靡俗，要在艳丽之中带有一种清秀之美，这样才能“耐人把玩”。再如与朱彝尊同试博学鸿词的徐釚，其词被西泠十子中的领袖人物毛先舒评为“风格清高，艳而不腻”(18)。毛先舒认为，徐釚之词虽然艳丽，却能摒除香腻，所以显示出一种清新与高洁。与先前一味标举“香艳”“艳冶”的批评风尚相比，高铣、毛先舒这样的风格批评显然是想通过倡导词中之“清”，来革除先前由“艳”而生的靡俗与香腻。一时间，诸如“秀艳清新”“艳而能清”这样的风格批评层出不穷。这说明批评话语正在发生转变，其结果必然是导致词学风格论的核心范畴从“艳”转变为“清”。 由上可见，清初词学风格论的核心范畴从“艳”向“清”发生转变，一方面是因“艳”生弊，故而以“清”矫“艳”，这是词学批评内部因革损益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清初统治者对社会文化生活进行匡饬，引导词坛由讲求“志意”之“实”而趋向讲求“韵趣”之“虚”，从而推动了新的审美范畴的兴起，这是外部社会活动对词学批评的影响。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清初词学风格论的核心范畴由“艳”转“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