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风格的发展往往是“既美矣，失亦随之”(39)。“清”对扫除明清之际词坛上的艳俗陈滥之风作用重大，因而成为当时风格批评的核心范畴，但当整个词坛都以“清”为美时，随之而来的必是其“失”。最大之“失”，莫过于词人们为了追求“清空”的词境而忽视了词体的抒情特性。曾经一度师法朱彝尊的杜诏就指出：“彼学姜、史者，辄屏弃秦、柳诸家，一扫绮靡之习，品则超矣，或者不足于情。”(40)词以曲尽言情为能事，清空的词境也是作者情感与襟怀的艺术表现；为了“一扫绮靡之习”而刻意追求清空的表达效果，一定会使词文学在克服靡俗之弊的同时又落下“不足于情”的硬伤。只可惜杜诏的言论没有引起当时浙派词人的重视。发展到乾隆朝中后期，浙派词人为了所谓的“清空”而在词中“多为可解不可解之语，借面装头，口吟舌言，令人求其意恉不得”(41)，这便是被常州词派所抨击的“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的“游词”(42)。针对浙派末流过度追求清空而导致“不足于情”的弊病，清代中后期的词人们给出了各种疗治方案。郭麐、袁通、杨芳灿等人援“性灵”入词，强调填词必须“自抒其襟灵”(43)，标榜词体“其情之一往而深”(44)的特性，欲以“性灵”来矫词情之不足。而谢章铤则将清空与寄托相结合：“词欲清空，忌填实。清空生于静，静则心妙，其寄意也微，其托兴也孤。”(45)也就是说，词人只有沉心静气地将自己的情感通过寄托的方式表达出来，才是真正的“清空”。这与常州词派的寄托理论声气相通。清代中后期的词学，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矫治浙派“不足于情”的弊病中向前发展的。 “清”对当时词坛的负面影响，还体现在气格之“薄”与“弱”。在日常生活中，清秀之人往往会给人以“弱”的感觉，文学作品同样如此。极力倡导“清空”的朱彝尊其实也知道“清者，每失之弱”(46)，所以他在诗学中提出了“清刚”“清稳”“清老”等概念，但或许因为诗词之别，他在词学理论中没有提出类似的概念来矫“清”之弱。当“清”成为词学风格论的核心范畴以后，“清”的各种衍生概念充斥风格批评，但像“清而不肤”(47)这样的评论却不多见。肤，即浅、薄也；“清而不肤”当然是用以赞赏那些达到“清”的艺术效果却又不显浅薄、柔弱之作。这样的风格批评比较少见，正可从反面说明，大部分崇尚“清”美的词作只能是虽清却薄、虽清却弱。后来况周颐在总结这段词史时就点明了这种情况：“东南操觚之士，往往高语清空，而所得者薄。”(48)针对这种审美缺陷，清代中后期的词人们又提出了“厚”这一风格范畴，以之来补“清”的薄与弱。像周济以“浑厚”为最高标准来论周邦彦词(49)，刘熙载则认为“清空中有沉厚，才见本领”(50)，谭献又以“柔厚”为词家宗旨，欲矫词中之“薄”(51)。可见，“清”之弊端乃是“厚”成为新的核心范畴之重要契机。关于“厚”的理论内涵和对“清”之矫饬补益，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处不再展开(52)。 综上所述，在清初词坛矫治艳俗陈滥之风的过程中，风格批评的核心范畴从“艳”向“清”发生转变。“清”范畴在构成态势上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以“清”为核心的一系列概念涵盖了清初词学中的本体论、创作论和鉴赏论等多个层面，不仅有效推进了清初词学批评的理论建设，还深刻影响到当时的词风转变和流派构成。然而当整个词坛皆知“清”之为美时，其弊亦生，最主要便是词人们为了追求“清空”而忽视了词体的抒情特性，以及由“清”而导致词体气格上的“薄”与“弱”。在矫“清”之流弊中，清代中后期的词坛上又兴起了“厚”范畴与“寄托”说。可见，“清”范畴因“艳”之弊而起，又因太过于“清”而衰。清人纪昀所谓“有一变必有一弊，弊极而变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53)，或可拿来总结清代词学风格范畴发展演变的内部规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