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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对儒学、孔子的崇敬自不待言。不过，他对别人的尊孔、崇孔却并不一概肯定，而要考察其行为动机。若有他认为“行为不端者”和“动机不纯”者，则百般讥讽乃至谩骂。 1921年10月中旬的一天，胡适应邀与辜鸿铭一起吃饭。胡在当天日记中就此写道：“许久不见这位老怪物了。今夜他谈的话最多。他最喜欢说笑话，也有很滑稽可喜的……他说：俗话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替他续两句：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此指孔教会诸人。他虽崇拜孔子，却瞧不起孔教会中人，尤其陈焕章，说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 原来，清代国子监肆业的生员称监生，但其中大多数仅是挂名，因为只要花很少一点钱就可以捐一个“监生”。这些挂名“监生”并无资格到国子监中正式叩拜孔子，所以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之说。辜鸿铭对孔教会中诸人，尤其是陈焕章不满，是因为他认为孔教会表面尊孔，实际是为营私谋利。对于陈焕章的为人，他更是不齿。陈焕章1881年出生于广东，青年时曾随康有为学于广州著名的“万木草堂”，为光绪进士；1907年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1911年夏获哥大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孔门理财学》。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由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决定小学废除读经，因为蔡元培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由于废止了孔子与儒学千百年来的独尊地位，所以引起了包括康有为在内主张尊孔者的强烈反对。陈焕章此时回到国内，发表了《论孔教是宗教》、《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等系列尊孔文章。1912年秋，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康有为任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在各地设分会，创办《孔教会杂志》，他制定了详细的“教规”，主张以孔子纪年，还设计了黑、白、红三色“教旗”，象征三统三世之意，并在白色中画一木铎。孔教会还“特立教会籍”，规定：“凡入会者，皆为入教。当注名于教会之籍，注籍之费，务取其轻，以普及为主，拟无论男女在十六岁以下者，收银五分，十六岁以上，收银一角。” “孔教会”的活动立即得到了取得民国总统大位的袁世凯的支持和种种帮助，袁世凯还发表了一系列要求尊孔的文章、公告、公文。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正式发布“尊孔祀孔令”，陈焕章急忙离沪进京，以配合袁士凯尊孔。他联络一些孔教会代表向正在制定宪法的参、众两院请愿，呈交“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要求宪法明定孔教为国教。深通权谋之道的袁非常明白传统的“礼治”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独裁专断，而现代的“法治”则是独裁的障碍，所以在1913年10月10日正式就任大总统的《在任正式大总统宣言》中明确提出治国要以“德治”：“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以礼义为主法律为辅。但国会中，反对袁世凯、主张法治的国民党员占多数，支持袁世凯、主张礼治的进步党占少数，更达不到通过所需三分之二多数，所以袁想集大权于一身的条文和尊孔入宪并不顺利。社会舆论的反对之声更加强烈，多数人是从“学理”的角度来反驳，而复旦大学创办人、辛亥革命后受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北上担任北京大学代校长的马相伯则指出陈焕章背后的敛财目的。因为陈焕章等规定入孔教会者无论男女老幼必须交“会费”，一旦定孔教为国教，入会者将不计其数；而这次“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还要求政府下令，凡婚配者都要到孔庙举行婚礼，由孔教会主持婚礼仪式并收取费用，规定每起收四元钱，而纳妾者初次征200元，以后再纳则加倍速征收。这些收入的一半归政府，一半归孔教会。马相伯粗算一下，以全国4亿人计，每年婚配者约3千万，仅此项收入即达1亿2千万元；而纳妾者每年不止二三万户，收入也很可观。实际是将“孔夫子”当作“财神爷”，所以马相伯的结论是：“好贪心，好贪心！原来请定国教，止为金钱计耳！” 面对强烈反对，陈焕章则代表孔教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把宪法起草委员会否决国教称为“天祸中国”，结果是“家无以为家，国无以为国，人无以为人，将相率而入于禽兽”。袁世凯更是亲自出马，通电各省都督及民政长，指摘宪法不良。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也发“请颁定孔教为国教电”：“兹者国体维新，民族仍旧，廉耻之防未立，礼义之用未宣，人背常经，士越恒轨，心无定宰，则竞权攘利之弊滋，乡无善型，则犯上作乱之衅起。又其甚者，至欲废父子之伦，裂夫妇之制，群聚苟合，禽兽不如。”“拟请两院速定国教，籍范人心。孔道一昌，邪诐斯息。”最后这句“孔道一昌，邪诐斯息”倒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历代统治者尊孔的真正目的与用心。正、副总统发电，浙江、山东、湖北、河南、福建、吉林、广西、江西、安徽、云南等省的都督、民政长自然“群起响应”，纷纷致电参、众两院，责骂反对派议员，要求尽快通有利于袁集大权的条款和过陈焕章等定孔教为国教的申请。时任江苏都督的冯国璋在电文中说：“值此国基未固，邪说朋兴，惟有尊崇我固有之孔教，或尚可为千钧一发之维。若听其谬种流传，旧防悉溃，恐斯民之陷溺日甚，不相率为禽兽者几希。”并提出由大总统袁世凯在上、各地军政首脑在下，联合向国会施压，通过有关条文。“辫帅”张勋最为积极，不仅立即通电支持，还就任孔教会曲阜总会事务所名誉所长。但国民党议员不为所动，所以这部宪法草案仍然于袁不利，袁世凯干脆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这样一来，宪法起草委员会已不足法定人数，遂于11月10日自行解散，所定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11月26日，袁世凯再向全国发出尊孔告令。由于尊孔拥袁有功，陈焕章终于得到回报，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 1916年袁世凯称帝，与康有为恢复大清理念不合，故康、陈不表支持，但仍有地方如直隶、河南、山东等省的孔教会给袁上“劝进书”，支持其自当皇帝。这年6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继任总统黎元洪宣布将“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于同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国会决定继续几年前流产的制宪工作。陈焕章又以“孔教会”总干事的名义，上书参、众两院，再次提出宪法应“明定孔教为国教”，赞扬公布祭天祭孔之制是袁世凯的功绩：“袁氏将来不可磨灭之处，即在于是。”并激烈指责那些反对派议员是还不如袁世凯“之真能代表民意于万一”的“败类之议员”，仍是“诚可谓无教之禽兽矣”。陈的请愿书刚刚提出，张勋、曹锟、张作霖等一干武夫就公开发表“争孔教为国教电”，蛮横地要求国会废除三分之二议员赞成才能通过原则，要求直接定孔教为国教。并威胁那些反对的议员说：“竟欲将多数人民信仰之孔教，使绝迹于宪法，是诚何心？即使将来宪法告成，亦不为人民所公认。倘因之更发生种种问题，危及国家，为祸愈烈，安见宗教之战，不于我国见之！彼时虽欲重治反对者流以误国之罪，亦以晚矣。” 由于赞成与反对者势均力敌，因此争论激烈，久议不决。1917年3月，陈焕章等又发动山东、浙江等16省的尊孔会社在上海的代表组织“各省公民尊孔会”，他本人出任会长，张勋、康有为等为名誉会长，强烈再次强烈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并以要“组织各地尊孔会代表进京请愿”向国会施压，但“宪法审议会”仍然否决了定孔教为国教的提案。6月初，张勋率“辫子军”进京，在孔教会会长康有为参与下于7月1日正式拥戴溥仪复辟，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亲自修改了宣布复辟的“上谕”，声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可惜孔教会还未大展身手，这次复辟只有短短12天就在举国反对、段褀瑞的武力讨伐下宣告失败。段祺瑞掌权后，陈又转而投段，甚至直接从政，充当段氏控制的“安福国会”议员。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陈焕章又投徐，被聘为总统府顾问，并被授予文虎勋章。 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当陈焕章等人代表孔教会上书国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时，梁启超也名列其中，还著文加以辩解说明。但陈焕章及“尊孔派”的种种表现，使梁很快就对此不以为然，陆续写了一些文章表示质疑甚至反对。在1915年的《复古思潮平议》一文中，他针对这些人把民国初年的混乱和道德败坏归咎于国体变革、孔教未受尊崇和提倡自由平等之说写道，这些老官僚、老名士与道德家“三位一体”，“动辄谓自由平等之邪说，深中人心，将率天下而入于禽兽”，其真实目的是以道德之名反对新政新学。他指出，即便真有人以自由平等为名而道德败坏，也是些权位不高的年轻人，“其力殊不足以左右社会”，其实，正是那些“开口孔子，闭口礼教”能左右社会的位高权重者，才真正是“败坏风俗之源泉”。 曾经支持立孔教为国教的梁启超都看穿了陈焕章及孔教会的真实目的，更不必说一直反对陈焕章的辜鸿铭。因为辜鸿铭虽是“顽固守旧派”，却是奉清王朝为正朔，所以从袁世凯辛亥的“逼宫”到后来“帝制自为”，他一直将袁视为曹阿瞒一类的乱臣贼子。而陈焕章居然支持袁世凯，还先后投靠段祺瑞、徐世昌，在辜鸿铭看来这实属大逆不道，岂有“尊孔”之资格！他当然要痛骂陈焕章为“陈混账”。胡适记下的是1921年辜鸿铭的痛骂，而两年后，陈焕章因投靠再次出任总统的黎元洪在1923年元月获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同年10月又投靠用武力赶走黎元洪、以贿选当上总统而臭名远扬的曹锟，又被曹聘为总统府顾问。看到陈焕章的如此这般的表现，辜鸿铭很可能更加愤怒、骂得更加激烈恶毒精彩，只可惜没有人记录下来。 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互相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象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却都能得到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诐斯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理，需要“孔教”来为自己的专制独裁服务。陈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孔教”成为权力的婢女甚至帮凶，再不济，也能成为分杯冷羹的“帮闲”。正是这段历史，使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得出了引起时人强烈共鸣的孔子只是“敲门砖”的结论：“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如果说因为鲁迅激烈反孔、且是文学家而不是所谓学者，所以他的这些深刻近于刻薄、尖锐近于尖刻的言论全是充满偏见和偏激情绪“当不得真”、不足为据的“小说家言”，那么，对儒学推崇备至、有当代大儒之称、对海内外当代儒学“复兴”厥功至伟的堂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杜维明的观点则不能等闲视之吧？他在《道学政》中承认：“对儒学公共形象的最严重损害，并非来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其他西化论者所组织的正面攻击，而是来自极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伦理巩固统治的军阀以及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对当下中国的“利用儒家伦理”因此越来越强劲的“尊孔”主旋律，不知杜氏是贴“极右翼”标签还是“极左翼”标签，反正他所说的“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则非陈焕章一类莫属。 所以，如果真信真爱真想弘扬儒学尊孔敬孔，与其严责“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孔反孔，不如严责那些把孔子当作“敲门砖”者和那些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才是对儒学造成“最严重损害”的真正“肇事者”。如果说过去的历史不必细究，那么更重要、更应该深思、检讨的是当下“尊孔”与“权”和“利”的复杂关系。 尽管反孔的鲁迅与尊孔的辜鸿铭两人立场完全不同，但鲁迅将孔子比为“敲门砖”的辛辣讽喻，与辜鸿铭“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的讽刺谩骂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一语点破了“尊孔”背后的权、利目的。的确，一代又一代，以“孔子”谋权谋利者从不乏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或许是“孔圣”的不幸，不过，或许这也正是“孔圣”千百年来香火一直不断的重要原因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