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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诗歌的争吵”是西方社会一个古老话题，自柏拉图便明确要将诗人诗歌逐出“理想国”，柏拉图不仅指明对抗的立场，更在《理想国》中对诗人诗歌进行声讨和大清洗，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将审慎带向了极端的不审慎。同是在对待诗和哲学的问题上，孔子却从不认为哲学与诗歌是对抗的，孔子能将情感融于诗歌，将诗歌化作伦理哲学教诲世人。所以，如果从孔子和柏拉图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就不能单单用“对抗”，还要有“交融”。诗与哲学之争，广义上可理解为感性与理性之争，感性与理性的问题就会牵涉情感，那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对诗歌情感方面的分析就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是只谈理性不谈情感的，所以这个讨论可以作为对诗歌某种程度的声援。诗歌包含灵感成分，而灵感之兴起多源自情感，同样，丰富的情感也会偶发灵感的产生。孔子谈交融，柏拉图谈对抗，孔子和柏拉图作为东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的思想代表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将试着从二人诗学观的情感方面入手，对孔子和柏拉图二人的诗学观中的情感方面进行尝试性分析。 一、诗歌与情感的表达 诗歌可以说是人情感心声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举一例，《红楼梦》中薛宝钗和林黛玉的两首诗词，都是咏柳，却唱出了不同的心声。薛宝钗写道：“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显示出她勃勃的野心，希望自己能像柳絮一样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林黛玉却道：“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她从飘泊的柳絮联想到自己坎坷的命运，词中充满对未来悲剧的预感。我们从这两首诗词所呈现的内容，然后结合作者本人的境遇，他们缘何有此心声的缘由同样也呈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诗歌通常是情感到了某个沸点，然后通过某种语言予以含蓄表达的方式。白居易是这样解释这个过程的：“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 《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人的感情有所郁结，就要去寻求宣泄的途径，孔子注意到世间存在喜怒哀乐等不同样态的情感，并承认其合理性。孔子认为诗歌作为人的精神产品，表现情感是应有之义和重要特征，并指出通过诗歌，情感可以获得恰当表达，并产生好的影响。爱情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感情，情之所至往往也是无法用理智能够说明一二的，孔子不是禁欲主义的卫道士，他对于美好的爱情，从来没有进行过诋毁或者否定，相反，孔子对待爱情的态度，恰恰彰显了他宽广的人文关怀，从他对《诗经》中有关爱情的篇章分析便能够得到佐证。孔子曾对《诗经》各个篇章蕴含的情感特征做出切中肯肇的评价，如关雎之感、《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孔子指出这些篇章表达的感情是美好的，并且给出了值得赞美的原因。他讲“《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思念已故的人，对待感情忠贞不移，这些都是人性的美好方面，人的感情到了一定程度便寻求某种表达发泄的方式，诗歌便是这情感流露的载体，有一种宣泄功能，能起到缓和心灵情感紧张的作用。就像对于过分压抑、痛苦的人，哭喊能缓解心灵疼痛一样。这也就肯定了孔子对美好感情所持的赞赏态度，从而也就肯定了孔子对诗歌表达情感这种方式的认同。 我们这里不妨做个假设，如果柏拉图和孔子坐到一起，那么针对孔子的这个观点，柏拉图会怎么反驳呢？换句话说，柏拉图能说人的情感不需要引导、不需要合适的方式表达吗？柏拉图他会怎么说呢？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到这样一句话： “诗歌与故事共有两种体裁：一种完全通过模仿，就是你所说的悲剧与戏剧；另外一种是诗人表达自己情感的，你可以看到酒神赞美歌大体都是这种抒情体诗。第三种是二者并用，可以在史诗以及其它诗体里找到。” 基于以上这段话，我们可以说柏拉图对于诗歌表达情感这种方式起码是承认的，即上面所言的“抒情体诗歌”。但是这里的“抒情体诗”仅是我们从翻译本中得到的，没有真正去核对古希腊文原本。据此我也专门请教过国内研究古希腊文学方面的专家陈中梅先生，这里的“抒情体诗”确实要谨慎使用，通常我们所说的“抒情体诗歌”更多是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的，而古希腊时期的诗歌很少有用“抒情体诗”这样的称谓。古希腊时期的诗歌多用竖琴伴奏，有些诗歌是说唱的，有些是表演的，还有些是说唱与表演相结合的，比如酒神颂。所以“抒情体诗”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做研究是要客观的，不能为了去论证而曲解文本本来的真相，“削足适履”有悖于做学问的基本态度，更不会因此而使论证的力度加强。但“诗人表达自己情感”这样的表述却大体还是可以肯定诗歌与情感表达的关系，鉴于“抒情体诗”的问题，这里只将引用的中文本放在这里，不做太多的论据来使用。我们再看下面的一段对话： “苏：你认为文词和文词的风格怎么样？它们是不是和心灵的精神状态一致的？ 格：当然。 苏：其它一切都跟随文词吗？ 格：是的。 苏：那么，好言词、好音调、好风格、好节奏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所谓好的精神状态并不是指我们用以委婉地称呼那些没有头脑的忠厚老实人的精神状态，而是指用来称呼那些智力好、品格好的人的真正良好的精神状态。” 从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这一对话，我们可以更加肯定，苏格拉底承认了诗歌是情感的一种表达和外露，“好言词、好音调、好风格、好节奏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尽管柏拉图后来对诗歌采取声讨和抵制，这场千古未决的公案，其中总可以感觉到柏拉图对诗歌的某种暧昧态度，这完全是一种不经意的流露，但谁又可否认这种不经意间流露的真实性呢？我们都知道，理性的决定通常是经过认真思考、左右权衡而最后得来的，很难说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心灵的自我意愿，相反那不经意间的话语、神情却往往最是真实。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承认诗歌是情感的一种表达，但却不能说柏拉图就赞同用诗歌来表达情感，“承认”与“赞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这好比，我们承认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我们却并不一定就要去赞同和信奉。 当然，诗歌也绝非全部都是情感的表达，我们从未下过如此结论，在谈到孔子时，我们所下结论也同样是谨慎的。诗歌当然有许多是言不由衷的、是虚假造作的，更有很多诗歌纯粹是歌功颂德的谄媚之词……古往今来东西方都是如此，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但表达情感是诗歌其中的一种方式（只是其中的一种，而非全部），这一点共识在东西方却是可以达成的。 二、诗歌与情感的发生 人是有情绪情感的动物，触物起情，诗可以使人的情绪情感往好的方向引导、发展，避免坏的负面的情绪情感。我们平时在听音乐时，心情往往也会随着乐曲的不同呈现不同的心境，在听到《黄河大合唱》时我们会激情高亢、精神抖擞，在听凄美的爱情歌曲时，感情也随之悲伤忧郁，这些都是事实。斯巴达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是这个国家对公民的教育只有两种，体育军事锻炼和音乐的学习，体育军事锻炼对于尚武的民族很好理解，但为何又要学习音乐呢？我想，音乐的学习或许是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斯巴达民族看到了音乐与情感的紧密关系，音乐可以鼓舞士气、促进团结、激发胆识，最终可服务于战争的需要。音乐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措辞如此优美讲究，又配以奏乐的诗歌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了感受，就会有相应的喜与怒、哀与愁、爱与恶等等不同的情感，情动于中而显于外。诗歌给予人们的信息，不只是一个个方块字和瘦长的字母，更主要的是语音，是一个个富于变化的音节，是诗歌所传递出来的情感。“接受不同的语音之后而产生相应的感情——这是人类的一种微妙的本能。例如，缓慢、微弱的语音会使人的感情趋向平稳、放松，强大，高昂的语音会使人趋向紧张、热烈，等等。人类的这种本能正是诗歌表现感情的基点。所谓情载于音，就是诗人把不同的感情直接诉诸于不同的语音以及感叹、呼告、起誓、倾诉等形式，用以直接影响读者的情绪。” 孔子认为诗歌具有引导情感这个功能，“不学诗，无以言”，在孔子看来，诗歌可以引导人正确行为、得体表达，诗歌让情感得以净化庄重，由衷而发的言语行为自然也就得体大方。那么，孔子是否认为所有的诗歌都可以导向好的情感呢？凡事兼具两面，孔子认为由诗歌引导的情感一定要合乎礼。这里以爱情为例，来做以简单说明。孔子贬损《诗经•大车》表露的那种“嚣”的精神状态（反面的事例往往更能有力地论证问题），认为这种诗歌对人的情感心智发展不利。“《大车》记叙一个女子大胆表达感情，鼓动心爱的男人同她私奔，‘岂不思尔，畏子不敢……岂不思尔，畏子不奔’”。 “甚至指天为誓，表达生不能在一起、死后也要同穴而葬的强烈愿望。孔子对这种排山倒海的诗歌情感表达冠以“嚣”字，表达了对这种恣意妄为、毫无顾忌的情感状态的否定。” 如果放任诗歌，情感随之恣意发展，超过一定限度，情感就会变成有害的，这种诗歌就会成为鼓动某种放肆情感行为的催化剂，这样的诗歌的负面作用又岂可小视？这可以联想影视剧中的有些场景配乐，我们看到在大烟坊、红灯区中所播放的音乐更多的是些靡靡之音，灯红酒绿，这就会使人的意志更加低迷，试想，如果这些场景中放上一曲激昂的革命歌曲，身处其中的人是否会头脑中猛然一震呢？如果真如此，想来很多人也会认为很不合时宜，为什么会认为不合时宜呢？这就是人们的潜意识中确信诗歌与情感相互作用的确证。比如，沉重的追悼会上更多是挽歌，如果播放一曲欢乐颂，定会让很多人感觉刺耳、不得体、不合时宜，因为在那样凝重肃穆的场合，就要有配以同样感情基调的诗乐，同样，听到挽歌时我们的心情也会自然地随之变得沉重肃穆，而欢乐颂则会让人的情感变得轻松欢快，但与此时此景却很不适合，这就是人的情感和诗歌相互作用的说明。 那么在遥远的古希腊城邦，柏拉图他对于诗歌与情感的关系又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们且看下面的一段话： “假定一个人纵情乐曲，让各种曲调唱腔，甜的、软的、哭哭啼啼的（像我们刚才所讲过的那些），醍醐灌顶似地，把耳朵当作漏斗，注入心灵深处，假使他全部时间都沉溺于丝弦杂奏歌声婉转之间，初则激情部分（如果有的话），像铁似的由粗硬变得柔软，可以制成有用的器具。倘若他这样继续下去，像着了魔似的，不能适可而止，他就开始融化了，液化了，分解了。结果就会激情烟消云散，使他萎靡不振，成为一个‘柔软的战士’。” 柏拉图认为音乐歌曲会使一个人萎靡不振（在古代东西方诗歌与音乐是一体的），可见，柏拉图当然是承认诗歌对于情感具有某种引导的作用。“在《国家篇》第三卷里，柏拉图指责伊俄尼亚和鲁底亚调‘松弛’、‘酥软’，倾向于瓦解卫士的斗志，故而应被逐出国邦，而多里亚调和弗鲁吉亚调则饱含阳刚之气，显示赫赫的军威，故而可以留用。” “柏拉图很推崇多里亚调，认为它稳重、庄严，是真正的希腊曲调，能够较好地表现言行的完美、和谐与统一。” “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在心灵里有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有同一种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这样一个兼美者，在一个能够沉思的鉴赏家眼中岂不是一个最美的景观？” 不过，“引导”也是二分的，可以导向好的，也可导向恶的。但在诗歌可以引导情感这一点上，孔子和柏拉图是可以达成共识的。这里要注意的是，承认诗歌具有引导情感这个功能，并不能代表就一定要将诗歌作为前行的引导大旗。这就好比，麝香恰当入药便有益身体，但其药性对身体，尤其是孕妇的危害性极大也是事实，有人能趋利避害、小心调制，那就不失为一剂良药，同样，因其药性猛烈而对其退避三舍的也不乏其人。柏拉图是因为过分看到了诗歌对人情感引导的负面影响，因而因噎废食排斥诗歌，在这一点上，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倒是明智很多，他强调了诗歌可以疏导人的情感，疏泄人的情绪，可以很好的维系人的心理平衡。 三、诗歌与情感的再现 通常，我们面对一个事物时会自然产生某种感觉，比如，曾经你心情愉悦时听过一曲音乐，那么极有可能今后每逢听到此曲，你都会浮现当时的愉悦心情。这个过程乍看是一瞬间发生的，其实不然，这个过程是分为三步进行的。第一步，你心情愉悦，所选歌曲一定是欢快而非愁苦，那么就完成了“情感的表达”这一步；第二步，当听到欢乐的歌曲，你的情感会变得高尚乐观，此时完成了“情感的发生”这一步；第三步，随之而来便是头脑中再现引起你欢乐的场景，这便完成了“情感的再现”。有时候，第二步和第三步好像很难彻底分开，其实“发生”和“再现”在强度和时间上会有所不同，“发生”是一刹那的事，而“再现”却可长时间地反复回味、玩索。 《诗经》中有很多有关爱情的诗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孔子对《诗经•关雎》一诗做过这样的评价：《关雎》是一首爱情诗，当“君子”向淑女求爱未成时，感情悲哀，但不过度，仅是“寝寐思服”“辗转反侧”而已，无害于“中和”，做到“哀而不伤”。当他求得“淑女”准备迎娶时，感情欢乐，但也不过度，仅只“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而已，这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乐而不淫”都再现了君子坦荡的胸襟，让人反复回味而不厌，再现了情和理的“中和”。这与《大车》表达的情感截然不同，《关雎》不仅再现了君子对情感的理性节制，同样也恰当美好地再现了淑女的曼妙仪态，让人遐想，却只道美好，而无任何不当之联想。总之，诗歌引导个人情感时，要哀乐适度，须受伦理道德的制约，那么这样诗歌再现的情感也就同样是合乎礼的、是美好有度的。这就好比照镜子，模样俊俏的，镜子照出来的就是花容月貌，模样丑陋的，镜子照出来的就堪比无盐，自是一个道理。 柏拉图深谙其中的道理，这一点与他后来对诗歌采取的措施有很大关联，我们先看下面的话： “当我们听荷马或某一悲剧诗人模仿某一英雄受苦，长时间地悲叹或吟唱，捶打自己的胸膛，你知道，这时即使是我们中的最优秀人物也会喜欢它，同情地热切地听着，听入了迷的。我们会称赞一个能用这种手段最有力地打动我们情感的诗人是一个优秀的诗人的。” “然而，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了不幸时，你也知道，我们就会反过来，以能忍耐能保持平静而自豪，相信这才是一个男子汉的品行，相信过去在剧场上所称道的那种行为乃是一种妇道人家的行为。” 柏拉图这里恰恰是看到了诗歌与情感再现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地听到这样的诗歌、看到这样的剧目表演，他将会不自觉地模仿之，并不为此感到羞耻，因为诗歌中英雄都如此，凡人又有何不可呢？人类通常会有以同英雄人物所犯的一样过错来为自己开脱，心中没有了内疚与自责，随之行为上就缺少了某种社会责任感，不恰当的诗歌成了某种不理智行为的借口，长此以往危害甚大。柏拉图的洞穴喻也能说明此问题，当悲悲戚戚成为一种习惯而被社会广泛承认时，那么个别的理智或许就会被认为是“疯子”的作为而不再被认可，那时的城邦又会是何种景象，作为政治家的柏拉图当然要长远打算、宏观筹划。 “请你作如下的思考。舞台演出时诗人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而我们天性最优秀的那个部分，因未能受到理性甚或习惯应有的教育，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理由是：它是在看别人的苦难，而赞美和怜悯别人——一个宣扬自己的美德而又表演出极端苦痛的人——是没什么可耻的。此外，它认为自己得到的这个快乐全然是好事，它是一定不会同意因反对全部的诗歌而让这种快乐一起失去的。因为没有多少人能想到，替别人设身处地的感受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自己的感受，在那种场合养肥了的怜悯之情，到了我们自己受苦时就不容易被制服了。” 柏拉图当然看到了诗歌对于情感再现的巨大影响，他认为诗歌容易使人放纵自己的欲望，诗歌的感染力越强，诗歌的蛊惑性就越大。柏拉图在师从苏格拉底之前写过很多的诗歌，他深知诗歌的魅力和影响。柏拉图曾不止一次的感叹，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理性，是很难抵挡荷马等诗人的诱惑，柏拉图看到了诗歌能够使情感产生变化，进而担心这会影响人的意志。“诗增大了欲念的强度，削弱了理性的力量，破坏了心理的平衡。失去理性控制的心灵是可悲的，因为这意味着人的心智进入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意味着人可能在剧场里做出某些日常生活中是为耻辱的蠢事。诗给人的放任提供场境和‘理由’”。 这样的诗歌如果在城邦传诵，长时期地影响城邦的人们，那么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智，不自觉地进入一种不受理性控制的心灵状态。“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虽然只是诗歌，却恰似温水煮青蛙，长时间身浸其中，其危害就是潜在致命的，对于崇奉理性的柏拉图来讲，这是万万要不得的。这也是因为柏拉图年轻时候深爱诗歌，知晓诗歌的魅力，明白诗歌能左右情感，所以柏拉图对诗歌才采取了如此强硬的态度。仿佛诗歌具有某种牵引的魔力，能够使人进入诗歌所预设的某种场景里，而这样的魅力恰是最致命的。 四、对诗歌的甄选与限定 正如以上所言，诗歌与情感具有紧密的关系，正基于此，对诗歌的重视程度就更加明显，孔子删诗、柏拉图拒诗，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诗歌的重视。孔子所说的诗歌特指《诗经》，但就是《诗经》里的有些作品也有怨、有刺，也并非篇篇纯正。特别是“郑风”、“卫风”等诗歌的格调是比较低的，因此，要让诗歌发挥孔子设想的正面的功能，就必须对诗歌进行限定。诗歌能够对情感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不一定所有的诗歌都能做到。这一点来说，孔子的删诗行为是最好的说明。柏拉图承认诗歌对情感的影响和作用，但是柏拉图却采取了另一种极端的审慎行为，下面我们将重点分析柏拉图的态度。 （一）所谈诗歌是否是有限定的？ 让我们将视角转向柏拉图，柏拉图担心诗歌会影响人的心魂健康，那么柏拉图要取缔的诗歌，是所有的诗歌，还是指特定的诗歌，换句话说，在柏拉图心目中，是否还有好诗？理论上讲是否有好诗呢？我们首先要对此进行判断。 如果柏拉图认为理论上讲，有好的诗歌，那么所谓的诗歌与哲学的争辩就仅限于特定意义范围内的争辩；但如果柏拉图认为没有好的诗歌，那就要对诗的本质进行说明。柏拉图认为诗歌放纵了人的激情，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说？诗歌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包括哪些，但是这些是否又能穷尽所有的形式呢？ 读《理想国》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二三、章时柏拉图对诗歌并没全盘否定，但是到了第十章态度却极为强硬，似乎要否定所有的诗和诗人，大概柏拉图也看到了区分甄选优劣诗歌的难度，所以他宁愿否定一切诗歌，来确保哲学王的地位。为了客观公正地谈论问题，这里不断然下任何结论，将尽可能照顾到每种可能来进行一一分析。柏拉图在《理想国》二三章中赞同诗歌里的颂神诗和赞美诗，可事实是，“即使是颂神诗和赞美诗也不能总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对神和英雄的赞颂，即便是正面的，也不能完全摆脱“反面”角色和对立面的衬托，这是‘讲故事’的一般常识。” 所以，这样看来，柏拉图所谓的“好诗”也很难逃过他所设定的一层层的检验而得以幸存了。 “我们请荷马不要见怪。我们并不否认这些是人们所喜欢听的好诗。但是愈是好诗，我们就愈不放心人们去听，……我们还必须从词汇中剔除那些可怕的凄惨的名字，如‘悲惨的科库托斯河’、‘可憎的斯土克斯河’，以及‘阴间’、‘地狱’、‘死人’、‘尸首’等等名词。它们使人听了毛骨悚然。” 如果真如上面柏拉图所希望的那样，去掉了诗歌所需的修饰性的词汇，诗就成了一种粉饰太平的说教工具，也很难成其为诗了。“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诗，岳飞的《满江红》一定是最坏的诗，可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且不谈论这首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就其鼓舞了历代勇士精忠报国仅这一点，这首诗的意义也不可小视。柏拉图以一种非艺术的政治的标准来评判诗，是有失公允的。 在《理想国》第十章中，柏拉图似乎意识到，“诗是哲学的‘对手’，而和对手‘和平共处’是危险的。在哲学家当政的国家里不应有诗人的地位。” 换句话说，在第十章中柏拉图甚至认为没有好的诗歌，按刚才的思路进一步分析，既然柏拉图认为没有好的诗歌，那就要对诗的本质进行说明，也就是说柏拉图认为什么是诗歌？诗歌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包括哪些？柏拉图反对悲喜剧、史诗等诗歌形式，但是这些是否能穷尽所有的形式呢？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柏拉图反对悲喜剧和那些有损神形象的诗歌，可“悲剧（按照柏氏的观点，包括荷马史诗）岂可不悲，喜剧中又岂可没有刻薄的语句，荒唐的行为？” ，且难道除了悲喜剧、史诗外，诗歌就别无其他形式了吗？这就涉及到什么是诗歌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就是在柏拉图看来何为诗歌？要对柏拉图所指的诗歌下定义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柏拉图诗学整体结构庞杂，且柏拉图的有些观点是前后矛盾的，柏拉图有时说诗歌是一种技艺，有时候说诗歌是一种模仿，有时候又说诗歌是一种神赐（即缪斯附体），既然神赐就非人为可成，这几种观点就出现了明显的矛盾。按照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标准来推断，诗歌的形式就远不止柏拉图反对的那些。并且柏拉图反对诗歌，他的理由都是以举例子的形式来完成的。但是这样以列举、举例的方式来说明诗歌的消极作用，在哲学上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说法，只能得出一些诗是坏的，而不能说所有的诗都是坏的。这样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不可靠的。 （二）其反对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谈柏拉图就必须结合他理念论的哲学观，在柏拉图看来，人的心魂是由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组成的。所以，在柏拉图看来，人不总是理性理智的，人是有情感的，并且情感欲望也不总是善好的。“人不能总是一本正经，他们的情感需要得到发泄。适度的疏泄可以减轻心魂的负担，去除其中的情感积淀，从而焕发理性的活力，促进心理的和谐。” 柏拉图没有否认情感需要引导和表达，那么需要的话，诗能否发挥这个作用呢？在柏拉图看来，诗歌扰乱了人的心智，让人的欲望感情有了不受约束的发泄舞台，所以在柏拉图看来，诗歌不能当此疏导情感的大任。可城邦的治理，关涉的是每个人，而人是有情感的，即使是柏拉图认为至上的“哲学王”他也是人，那么哲学王的情感怎么表达呢？ 柏拉图对这个问题一定进行过痛苦的思考，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拿出大量篇幅来论证诗人的无知和罪过，貌似要治诗人诗歌于死地而后快。但是，我们也从柏拉图的其他著述中发现了很多微妙有意思的地方，比如柏拉图对话式的诗体写作风格，《理想国》用诗、用一则神话来结束《理想国》全篇，柏拉图的整个哲学思想的诗体阐述风格，貌似柏拉图对诗歌诗人的态度值得我们进一步商榷，其实柏拉图也曾经表露心计，说哲学是另外的一种诗。但在柏拉图看来终究是理性高于一切，激情、欲望的存在，使得心魂不总是受到理性的支配，而紊乱的心魂会破坏城邦的正常秩序。 “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 柏拉图因此否定了诗歌在表达情感方面的积极作用。这里柏拉图是以诗歌的政治权威来讲话的，而不是以诗歌本该有的人性权威。这样诗歌就失去了它自身的光泽和力量，而仅仅被用来装饰比它自身更加神圣卓越的“政治目的”。那么，柏拉图予以宣泄情感的手段或许是寄托是某种宗教形式吧。 五、小结 “心魂是诗歌作用的对象，是诗歌试图打动和感化的‘另一方’。诗‘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可以表述人的情感，触及人的灵魂。” 不论是孔子，还是柏拉图，在诗歌与情感关系的问题上绝不是单纯从文学审美层面来说的，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自我修养与政治意图。孔子赞美《诗经》，因为《诗经》形成于西周，属于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属于上下和谐有序的文化与政治合一的高明建构，孔子虽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但是《诗经》中所传诵的那套制度还是在很多层面有所作用的。所以孔子教自己的学生学“诗”，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适应政治上“达政专对”的要求，同时也要有利于个人的身心修养，不然，背诵再多，也无用处。 中国人讲含蓄不露，而柏拉图的意图目的似乎更加地明了直接。柏拉图认为激情、欲望的存在，使得情感不总是受到理性的支配，而紊乱的情绪情感则会破坏城邦的正常秩序。使柏拉图担心的是，诗歌会影响心魂的培养，使情感失去理性的控制，因为“传统的错误会把人们引入误区，用简单的满足或愉悦代替对心魂的关心和爱护。令人高兴的事情不一定是好的事情；同样，易于满足的心魂不一定是好的心魂。心魂需要愉悦（柏拉图反对没有笑声的生活），但愉悦不是简单的感官享受。” 柏拉图认为诗歌容易给城邦公民带来喜怒哀乐的感性情感，而这些在他看来都是理想城邦所不能接纳的。因为诗歌会助长喜怒哀乐的情感，使人们在面对不幸时无法采取克制的态度，诗歌的潜在威胁是绝不能忽视的。 “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言”，诗歌与情感本是心心相印，一个情感的悸动便可换来诗歌创作的灵犀一动，可是现实的世界往往不单单是诗意的环抱，诗歌有时并不描写诗人感情真实感受到的东西，而只是描写这个社会应该感受到的东西，除了运用最正派的语言之外，诗歌有时什么都不敢说。深厚而强烈的情感有时并不必然伴随着伟大的诗歌，除却诗人本身的才能外，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等等的考虑有时更是主要的因素。诗歌包含情感，但却不仅限于情感，诗歌还包括了一个社会的态度、渴望、沉思和领悟，诗歌的写作恰似带着镣铐的舞蹈。其实，不论是孔子合乎礼的诗歌，还是柏拉图接受的赞美诗，这样的诗歌即使不同于那些谄媚逢迎的献媚诗，即使没有直抒其奉献，那也是有所暗示的，因为要把道德反应和审美反应严格分清是极其困难的。在这样的文明社会中，情感不被允许如野马不羁，随之诗歌有时又岂能不被勒马以免坠崖？诗歌情感的魅力，大概就在其看似简单明了，但又让人始终的捉摸不透、若隐若现吧。 作者：社科院外文所科研处 张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