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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第二公用语化问题与中国需要的语言对策(4)

http://www.newdu.com 2018-05-24 华语桥 史有为 参加讨论

    2. 理想和需要之二:
    民族文化复兴的理想。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化,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作为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主体的汉文明、汉文化在近代衰落了。近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化运动有两个侧面,其一就是文化复兴运动,另一个则是西方文化引进运动。前者虽然屡遭挫折,但心愿依然,尤其当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大一定程度时,当中国的国力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时,这个运动便更为活跃。而汉文明和汉文化承载者是汉语。没有汉语便没有中国,没有中国的特质文化。因此,要复兴汉文化,便必须复兴其文化的承载者,否则一切都可能会落空。中国以其庞大的13亿人口说明,汉语不能没有,也不能永远成为次级语言。否则中国的文化特质就将丧失。这牵涉到民族感情问题。因此,将汉语推向世界,便是必然的结果。这同世界上一切有志于成为世界强国的民族是一样的,具有合理性和规律性。
    3.1.2 现实和制约。
    由于中国就整体而言目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因此传统文化和复兴中国文化的理想和需要在目前还并不成为突出的制约因素,只是在将来会成为主要的制约因素。而目前主要制约中国的则是中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程度。首先是还有一些地区没有实现义务教育,不少学生不能正常上学,存在不少文盲和回盲(总数可能相当于一个日本的人口),因此更不用说普及外语教育了。一个差不多还有一亿文盲的国家[14]怎么能侈谈外语的普及与公用语化呢?
    这就是中国在面临现代化时社会的理想和现实,也是其语言的理想和现实。这中间的矛盾显而易见,这里隐含着的冲突也是必然的。它们将一直贯穿于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因此,在英语地位问题上,中国(至少在大陆)一方面将会承认英语的重要性和第一国际语言地位,另外一方面也将把最主要的位置留给汉语,需要把汉语推向世界,使其逐渐成为英语之外的第二国际语言。中国不大可能让英语成为全社会的完全的第二公用语或正式语言。
    3.2  中国外语教育的回顾:选择与困难
    3.2.1 外语教育的发展阶段。在进一步考察英语第二公用语化时有必要回顾一下近现代中国的外语教育。从1840年开始到现在,中国的外语教育大致走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鸦片战争(1840)到辛亥革命(1911)这个时期。这一阶段是外语教育的初始培育阶段,政府因战争失败而开始痛感西学和外语之重要,除了个别设立培养为政府服务的外语人才的专门学校外,也开始创设新式学堂并在大中学校内设置外语课,主要还是教学英语,其次是选择德、法、日、俄语[15],基本上是政府和社会双重选择的情况。另外,外国的教会也开始了在中国的办学活动(参见注[16])。政府只是在政策上支持了留学和允许教会办学,向美国和日本、欧洲等地派出官费留学人员。由此,逐渐培育了外语人才,并为以后的外语学习风气奠定了部分基础。
    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1911)开始到1949年大陆政权交替,是外国势力左右中国的阶段。政府没有具体明确的外语取向政策,外语教育基本上由社会或市场来决定。市场则又由外国在中国的政治投资、经济投资、教育投资和宗教投资所影响,其中尤其是外国教会办学格外积极[16]。因此,此时的市场实际上又是政治的折射。具体说来,在政治方面,当时的合法政府基本上是由亲美和亲日两派构成的;在经济上列强都在分割中国这块肥肉,并以租界和占领区为基地扩大影响;英美法德等国家的教会相继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或者由国家资助某些大学。在竞争中英语教育总体上超过了日语教育,占据了优势地位,而法语、德语只限制在少数学校中,日语则主要由于侵华战争而在东北地区获得发展,在其他二战占领区内的发展则是暂时的。从总体和长期来看,日语仍不能与英语相匹敌。总的来看,外语教育是大大发展了[17]。
    第三阶段是1949年以后到“文革”结束,中国大陆地区的外语教育完全受政治取向的影响。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不承袭上半个世纪来以英语教育为主的传统,相反,实行“一面倒”,政治上倒向苏联,外语教育上则也倒向俄语[18]。二是存在广泛的盲目宣扬中国民族主义的情况,不认真实行外语教育,在几乎所有的中学和所有具有中国内容的大学文科都实行走过场式的外语教育,致使像中文系和历史系等等系科的学生不能读外语文献,有的几乎是零水平,外语水平急剧降低。三是“停课闹革命”,在“文革”时期又一反前17年,所有的学校教育都停止,外语教育几乎完全是零,致使外语人才发生断层。1972年开始的“文革”后期阶段由于务实派的掌握行政,便执行了一种调整和稳定的政策,这体现在两件重大事情上,一是各个单位开始进入收拾残局、稳定局面,开始正常化,另一个就是作为前一事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学校也开始“复课闹革命”,开始着手外语教育,但此时还仅仅局限于“学点外语”而已。在此期间,主要是由于西方国家陆续和中国外交正常化,外语和外语人才的需要于是就越来越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的发展做了某种必要的准备。
    第四阶段则是1978年以后至今,中国大陆地区基本上已转向市场导向的阶段。经过前30年的摧残,外语教育已经复苏,走上轨道,并出现上一世纪80年代和新旧世纪交替时期两次大的外语学习(主要是英语学习)热潮。因此对于各种外语的态度,也渐趋正常化,比较符号各种外语在世界上的不同重要性。在升学、就职、待遇、对外交往等方面外语水平已经越来越作为一项重要条件。外语水平已经恢复并超过50年代。据统计,普通高等院校招收英语专业新生的人数正在逐年上升,1995、1996年英语专业招生的名次是第五位,1997-1999年就上升为第四位,招生人数达到69,068人,占总招生数的4.46%,五年内合计招生242,018人,位列第四;从招生人数增长来看,第一位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1998年招生为46667人,1999年即达到110334人,增长136.43%,英语专业则在1998年招生40197人,到1999年达到69068人,增长71.82%,不可谓不大[19]。从另一民间看,英语学习的热潮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中间经过了一个小的低落之后又继续上升。随着出国热以及进入WTO和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开展,,该种考试的成绩已经名列亚洲前茅,有的学生甚至是世界第一的满分。
    这个英语潮已越来越热,甚至因此而产生了所谓的“英语经济”产业[20]。据报道,90年代参加托福和GRE、GMAT考试的人数已到达每年二三十万。另外,从质量方面来看,具体表现在托福考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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