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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的英语第二公用语化建议对四邻的影响。 2.1 建议所触发的矛盾 对此建议更为在乎的是日本的近邻。因为，如果这个建议付诸实施，那么阻碍日本与世界沟通的障碍之一，即繁难的日本语和其文字表现，以及日本人英语能力不强的问题，将获得基本解决，将对日本未来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将对国家间日益剧烈的竞争带来巨大影响；因为，英语公用语化对许多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也提前爆发了一些新的矛盾。这主要是：为国家利益和为母语地位的矛盾，吸纳准世界语文化和捍卫母语文化的矛盾。 从世界看各个国家或地区，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去看世界，这是两个相互参照、相互补充的视角。以前者观之，各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应该得到保持，让世界保持多彩；而以后者观之，世界又需要一个统一的语言和文化“平台”，以利沟通和发展。静心而言，英语作为第二“公用语”甚至第一正式语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斩除科技商贸路上的一些障碍，一方面又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传统民族文化。既要多彩，又要统一，结论则可能是：有得便有失，能舍才能取，成败输赢当在拿捏之间。 2.2 四邻的反应或现实 2.2.1 韩国。对该建议反映最强烈的是距离最近的韩国，因为韩国的第一个竞争和比拼对象就是日本。按照韩国人的性格和传统上对日本的态度，他们是决不能漠然坐视的。消息见报后当天（1月19日），韩国总统金大中便发表谈话，支持日本的英语公用语化。他认为“在一个以因特网为基础的社会里，英语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能够从（报告的）上下文里的日本政策中学习许多东西。”他提倡扩大英语和中文在韩国的使用，以此来作为参考日本建议的一个说明。他表示，韩国和日本、中国同属一个文化圈，为了提升观光业、文化的影响和交流，有必要分享他们的语言。（见The Korea Herald,2000.1.20）其他亚洲国家自然也十分注视这个建议。 这当然是比较正面的评价和有含蓄的反应。而民间却有着更为直率的看法。汉城大学美国学研究所所长金成坤教授在《东亚日报》1月25日发表“时论”，文章的大意是：在现代社会中，要竞争就要有英语实力，英语是竞争的必要手段。社会越发达越需要科学和互联网，而这二者都需要英语。韩国国内有人主张应效法日本，把英语公用语化，为此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民族语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英语虽然重要，但韩国以前有过殖民地时代，那时韩国失去了使用民族语的权利，因此很难再放弃民族语。而且朝鲜半岛经常受到外来侵略，造成本民族的民族性特强的性格，所以更不可能让英语公用语化。他指出，韩国现在英语教育很盛，但有商品化的偏向，教育的效率低下，有的从幼儿开始到高中都学习英语，但到头来还是不会使用英语。因此现在重要的是改善英语教育，不能搞形式化，要学实际上能用的英语。顾及现实，也顾及历史，看到世界，也看到民族和民族特性，这确实是比较现实和实在的看法。但是如果把民族感情暂且搁置，那么韩国也是无法回避英语第二公用语化问题的 2.2.2 新加坡。英语作为第一甚官方语言/正式语言已经在新加坡通行无阻了半个世纪，培养了大批通晓英语的各种人才，但是换来的却是相当数目的华族青年不再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甚至希望来世成为白种人。在英语普及化的同时，其普遍的英语水平却被人调侃为Singlish（新加坡的洋泾浜英语，被中文媒体写作“新格利希”），并使李光耀惊呼必须纯化狮城英语（1999年9月2日新闻）。而大多数华人普遍所操的华语由于并非作为母语的汉语方言，也须要重新学习。推行普遍性基础华语教育的结果是，造成普遍意义上的华语不上不下，显得比较简单、浅白、单薄，也让人觉得无可奈何。更严重是甚至有不少华人，尤其是青年一代，不说不用华语，而使用英语 [10]。针对这一情况，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最近在接受《华人•华语•华文》纪念刊物时发出警告：新加坡华人如果不使用华语，新加坡社会的本质就会改变，逐渐变成一个以英语为主或西化的社会，这对新加坡的发展并非好事。他担忧：新加坡华人在离开学校后如果不常用华语，价值观的问题就会产生，文化基石的问题也会出现，我们的社会会变得不一样。“我们就像一块漂流的浮木，很容易受到外面世界的影响，缺乏把自己的国家和别人区分开来的独立个性。这是很严重的危机，因为我们在经济上要能够生存，就必须越来越国际化。然而，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新加坡的一个构成部分作为中流砥柱，这个部分必须来自新加坡华人，因为他们占大多数。”（日本《东方时报》2000.6.21）这真是一番语重心长的直言！新加坡是远离华语母体社群的国家，特别容易具有这样危机。语言就是文化，而且是深层的文化。如果新加坡失去华语，那也就是失去新加坡主体民族的特性，从而使新加坡国家失去区别于他国并支撑自己的文化基石，而他们的主体部分也就将变成完全的“香蕉人”，从而也就失去了他们自己。 2.3 中国两岸三地的反应 2.3.1 中国（大陆）的反应和实情。英语是当代的“准世界语”，也有人说是世界的“普通话”，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很奇怪，中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对日本提出的第二公用语问题的反应都不大。究其原因，中国（大陆）可能有几种： 一是媒体的传播不足，公众不了解日本的决策详情和意义大小。 二是大陆的教育和使用环境的整体尚未到达日本所处的阶段，例如在中国远没有日本那么多的与西方资本结合或合作的企业（包括外国和日本的跨国企业），汉语文教育依然是第一需要。 三是大部分领导层成员和公务员、事务员甚至还处于提高汉语文水平的阶段，况且存在着可以显示管理者权力地位的专职翻译队伍，无须自己辛苦攻读外语，因此对此话题无甚感受，也就必然反应寥寥。 四是实际上中国大陆的底层早已进入了英语学习热潮。随着出国热的增高，大学的考托福和考GRE带动了许许多多的民间学习班和学校，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这一问题已经越来越具有紧迫性。中国大陆早已知道无法回避此一课题了。因此日本提出的课题对于这一层次的中国人并不突兀，他们早已在行动，这个问题对他们也就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