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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研究对文学意味着什么？ 本文标题套用了新近故世的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在南开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救赎真理的衰落和文学文化的兴起》。罗蒂讲演的主题思想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救赎真理，它曾经是宗教、哲学、科学，但是19世纪以降，这一真理变得主要由文学来加以表述了。所以，如果没有洛克、休谟、吉本、伏尔泰和卢梭，人类照样可以从牧师和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如果没有但丁、彼德拉克、卜伽丘、乔叟、莎士比亚、培根和弥尔顿，我们今日世界的道德状况将无法想象。罗蒂建议把文学、文化视为人类自己营造的最后一个乌托邦，其间知识分子将放弃追索某种终极标准，以此来衡量人类想象力的产品。换言之，当代人将用文学的多元性来救赎哲学的一元性。当时本文作者提了一个问题：文学自身难道不是正在经历危机吗？今天几乎没有人读诗，也难得有人读小说，我们在看电视、追逐时尚，或者“吊”在互联网上，要么，讲演题目能否改为“文学文化的衰亡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对此罗蒂的回答是：文学作品有难读和好读之分，难读即所谓的高雅文学。在过去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也就是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在欣赏，它被接受的百分比与今天的大致相当。所以，谈不上文学已是穷途末路。另外，罗蒂强调，他所说的文学文化并不专指文学本身，也包括电影、电视等一应大众文化形式，所以这里的文学是泛文学。关键是它们都是想象力的产物，而不是理性中心主义的文化。 推想起来，罗蒂所言未必令人信服。首先，即便是今日所谓的纯文学或高雅文学，对它曾经的大好普及时光我们还是记忆犹新。就我们这一代读者来说，我们的阅读经验基本上与文学的兴衰命运同步。上世纪60年代，《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一类作品风靡不衰。“文革”开始后，鲁迅小说和他的一些杂文选本几乎是独步天下的文学样式，虽然是一枝独秀、百花凋零，可是“独秀”的毕竟是救赎意识最为强烈的文学经典。《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一类古典小说，则依然在辽阔农村流转传布。之后王蒙、池莉、周梅森等一大批高雅和通俗双管齐下的作家一路走红，他们的作品好读，而正统的“文学”身份又不必怀疑。再以后就难说了，电视和网络这些新媒体，占据了我们更多的闲暇时光。文学变得急功近利，无论是作家写作，还是读者阅读的心态，多少显得浮躁。现在回想起来，文学毋庸置疑曾经抚慰过我们许多人的心灵，是我们许多人生存的必需。文学并非总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它曾经处在非常普及而不是曲高和寡的层面上，出演着救赎灵魂和经国济世的功能。 同样，罗蒂标举想象的泛文学研究的看法，大可质疑。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天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对守住人文关怀的传统文学研究构成了威胁，来势汹汹，颇有将后者逼入绝境由此不得不绝地反击、背水一战的态势。假如真似罗蒂所言，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哪怕能在“泛文学”的旗号下和平相处，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在威胁感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反感消除之前，作如是观还为时过早。那么，文化研究又是什么？美国文化研究当红学者格罗斯堡等人所编《文化研究》一书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把文化研究看成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领域，运行在广义的即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和狭义人文文化研究之间，故此： 它在方法上是典型的阐释型和评估型的，但是不同于传统的人文主义，它反对把文化和高雅文化画等号，而主张文化生产的所有形式都应当根据它们同其他文化实践的关系，以及同社会和历史结构的关系来加以研究。文化研究因此致力于研究一个社会的艺术、信仰、制度以及交流实践等一切对象。[1] 就像一切文化研究的定义总不能令人满意，这个定义说不上是十全十美的。比如在反对者看来，它至少就混淆了文化和其他活动的界限，而把社会整体视作一个表述性的概念，其间一切文化模式被化解成为一个统一单元。但是显而易见，它不像传统人文主义和高雅文化把目光紧盯住艺术特别是文学，反之主张将文化生产的所有形式悉尽纳入彀中。就格罗斯堡上面举证的“艺术、信仰、制度以及交流实践等一切对象”来看，艺术包括文学实际上在文化研究中已经无可奈何地退居后台。信仰、制度则颇有高处不胜寒的意味，所以文化研究最是得心应手、游走其中的，其实还是格罗斯堡名之为“交流实践”的一应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生产形式。诸如购物中心、健身中心、美容中心、主题公园、电视、电玩、摇滚乐、流行音乐、娱乐明星以及言情八卦小说这些全球化语境中的大众文化载体，堂而皇之地成为文化研究的阐释对象。 文化研究由是观之具有它的必然性。因为如上所述，它的阐释对象正是我们今天生存于其中的文化现实，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文化现实。当年令文学骤然生动起来的文学青年们，不再前赴后继做文学梦，反之今天除了在绝塞僻壤依然保留下来一份对于文学的憧憬，中心城市的昔年的文学青年后备队伍，大都义无反顾经历了一个“文化转向”。所谓文化转向，是说互联网、电子邮件、播客、博客、网络游戏这类世界范围的大众文化新媒体形式，已经势不可挡地替代书本和纸笔，成了他们新的阅读和交流主导形式。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精辟地预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飞猛进之下，旧的制度分崩离析之际，必有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学”出现。但今天出现的不是歌德率先提出的“世界文学”，而毋宁说是一种以电子通讯技术为公分母的“世界文化”。这个“世界文化”是大众文化而不是高雅文化，它肯定不是天下大同的产物，反之它千方百计规避某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快感和权力，由此成为理解此“世界文化”的关键词。甚至，这一忤逆的快感不仅指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它同样被及肉体。约翰·费斯克在他的《解读大众文化》一书中，对电子游戏进行过这样的文本分析，他指出，游戏时玩家对于游戏的过分专注与高度紧张，有时甚至是瞬间的肌肉痉挛，使自我在社会中建构的主体及其社会关系散失，这一瞬间玩家进入了一种近乎完全自然的解放状态，这时所指（受意识形态束缚的头脑和身体）和能指（自然的头脑与身体）便获得了一种短暂的解放关系。而这样一种主体性的崩溃，导致了玩家对于意识形态控制和社会控制的暂时规避，产生了性高潮式的快感。故费斯克得出一个叫人瞠目结舌的结论：电子游戏厅是机器时代语义的妓院[2]。 应当说费斯克并不是危言耸听。令中国千百万玩家欲罢不能的美国网络游戏《魔兽世界》，据悉为避免青少年上网成瘾，其防沉迷系统将在《魔兽世界》中国各大地区正式启动，玩家连续上网时间将受控制，同时为核准玩家是否年满十八周岁，所有用户账号将提交公安部门验证[3]。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今天网络如何担当快感和欲望供应商的问题。语义的快感曾经是文学的专利，但是现在文学似乎成了明日黄花。生命力充沛的年轻一代移情别恋，由是观之正是意料中事。所以不奇怪，一些地方作家协会，新加盟的会员中每每退休人员和拥有“资源”的在职干部为多，年轻的血液则少之又少。这应能显示文学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中，它是在拯救怎样的灵魂。文学会不会同琴棋书画一样，沦落为闲情逸致的摆设？想想就有点不寒而栗。 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是今日事关国计民生当务之急的文化产业。关于文化产业的具体内容，我国文化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演出业、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网络文化业、图书报刊业、文物和艺术品业以及艺术培训业等九大行业门类，纳入了文化产业的管理范围。在这里一切批判理论和引导理论，离开了市场的逻辑，都将显得言不由衷。我国政府“十一五”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看作战略性经济，这个决策虽说姗姗而至，可也算是来得及时。文化生产和流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这样来看既是大势所趋，它对文学的冲击，也愈益彰显出来。比如已成霸权的影像文化是否，以及怎样对文学发生了某种威逼利诱？无须揣摩主编脸色的网络写作，以及此类写作的走红模式，又怎样改变了文学写作的价值取向？而相当一部分文学期刊的时尚，甚至“媚俗”路线，又是怎样引导了它们的传统作者和读者？此外作家队伍的两极分化，又怎样推助了急功近利的写作心态？进而言之，文学风格的推陈出新，能否赶上时尚变幻、更新换代的速度？换言之，当一切皆为时尚左右，文学与生俱来的那一种悲天悯人的救赎情怀，是否无可奈何终将成为泡影，化为商品利润和时尚流转的走卒跟班？这并非是耸人听闻。 二、文学救赎功能的演变 中国“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传统中，文学历来被寄予救苦救难的厚望。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把文学看作修身立命的不二正途，期望它外可以经国济世，内可以冶情养性，从而救赎从国家到个人的精神、物质生活。从我们更熟悉的上个世纪的文学流变来看，《阿Q正传》是拯救国民性、《子夜》是拯救民族资本、《沉沦》是拯救迷惘青年、《雷雨》则拯救了泯灭的良心……一切因为救赎而光彩斐然，一切因为救赎而使人读来欲罢不能。文学是一个时代的脉搏，息息相通着时代的精神。曾经激动了多少人心的“新时期文学”亦然。中国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的文学，在出演灵魂救赎功能方面，几可同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比肩，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说，那是非常虔诚的宗教性的文学。事实上中国叱咤风云的一批作家，大都也是在俄罗斯文学的苦难意识里面浸润过来的。卢新华的《伤痕》写浪子归家却忏悔无门，母亲的苦难转喻国家的苦难，这苦难化作了主人公意识和无意识中永不磨灭的伤痕记忆。刘心武的《班主任》则写班主任张老师怎样在两个中学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中辗转反思，小说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是让人不敢恭维的，比如它的结尾： 现在，我们不仅要加强课堂教学，使孩子们掌握好课本和课堂上的科学文化知识，获得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要继续带领他们学工，学农，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还要引导他们注目于更广阔的世界，使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产生兴趣，具有更高的分析能力，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 这时，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那美好的想法给予着肯定与鼓励……[4] 这样的结尾在今天变得无比挑剔的批评眼光来看，肯定是犯了大忌，无怪作者也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天看来，当年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的这两篇发端之作，叙事手法都还显得僵硬，远谈不上挥洒自如。它们的风光毫无疑问缘于中国感时忧国的“文以载道”传统。这一传统最好的生存环境，是国人的苦难意识被充分激发出来之际。彼一时期中国大起大落、拨乱反正的历史语境，给救赎文学提供了最好的生存土壤。 救赎的对象甚至不仅仅是抽象的作为精神符号的人性。如果说卢新华和刘心武当时属于初出茅庐的新手，多少显得稚嫩，那么劫后余生的一批50年代的青年作家们，其救赎的热诚是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张贤亮的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读起来活像一部圣徒忏悔录。在《绿化树》序言中作者说，这一部书他要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出身，而且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熏陶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故事。这和圣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后，在《忏悔录》里叙说他青年时迷恋希腊罗马文学，独不思敬畏上帝的痛心疾首状，基本上是如出一辙。这可见在宗教语境缺失的当代中国，是文学替代宗教在担当灵魂救赎的角色，不但救赎灵魂，甚至救赎肉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的黄香久以火热欲望，奇迹般地治愈了男主人公章永粼的生理无能。这真是一种如大梦初醒一般的快感。欲望在这里现身说法，雄辩地证明它的魅力丝毫不下于理性，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用而且有效的理性。 或许对文学救赎功能的最好注解该推王蒙。当初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题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不过是则短篇小说，按说它是属于所谓歌颂当代的“好诗”一类，可是转眼之间便有人将它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并提，烽火之旺直至惊动最高领袖，要不是毛泽东发话，只怕王蒙死无葬身之地。毛泽东还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5]，其关注甚至直达小说的技巧层面。这可见文学经国济世的意识形态功能，早已经不言而喻被定准为它的天生使命。新时期伊始，王蒙《春之声》、《蝴蝶》等一大批小说，以潇洒和智慧双管齐下的意识流手法，尽开风气之先。但是从欧洲联想到中国的春之声也好，还是庄生梦蝶的迷离恍惚也好，王蒙以万变应不变，一如既往在歌唱苦尽甘来、否极泰来的社会新转机主旋律。其对意识流手法游刃有余的娴熟操作，不妨视为连带着一起救赎了当时被认为已是日薄西山、穷途末路的文学表现手法。有评论家认为，当年这一批“伤痕文学”的救赎情结，是一种受虐心理使然，可以名之为“张贤亮症候群”，并向我们反复重申了两条基本原则： 1.痛苦和欢乐是崇高的情感，不仅如此，痛苦是必要的，而受虐是无限美妙的，痛苦的记忆是一种漫长的道德考验，被用以证明荣耀所必须支付的艰辛代价，痛苦成了这荣耀本身的附加值…… 2.苦难是对个人忠诚度的最高探查，伤痕派作家据此编织着苦难纷呈的历史。张贤亮们的使命，就是借助修辞重新定义痛苦的记忆，为制造自身悲剧的势力辩护，重申对国家、民族、家园和土地的永久忠诚。[6] 这个评论可能比较尖刻，但是它的确一针见血地诠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特有的苦难意识。作家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使命感，恨不能像先知和哲人一般，开出改造社会的良方。此一救赎情怀或许是驻留在无意识的层面，但惟其无意识，才可见出文学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情结。所以戴厚英的《人啊人》、舒婷的《致橡树》、张抗抗的《爱的权力》、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女作家的作品，也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视角，连带女性特有的离经叛道方式，热诚地救赎着这些女作家认为是久被压抑的东西，字里行间，莫不洋溢着恍然大悟的深思快感和庄严神圣的历史使命感。文学之于我们的灵魂、社会和国家意味着什么，一切已尽在不言之中。 很显然，今天文学的救赎使命感听起来已经显得遥远。随着文化本身认知定位的转型，即从修身立命的高雅文化转向市场导向的大众文化，曾经围绕着文学的那一层神秘氛围正在消失。而文学“祛魅”的直接结果，便是其虚构的本能日渐退隐，写真的欲望益发凸显出来。文学的私人化、隐私化和裸露化成为趋势。就今日的文坛来看，诗歌基本上已经“死”了，顶多是在自吹自擂。小说则以短胜长。如果说诗歌失去市场多半是因为它灵韵不再的话，那小说以短取胜，则是因为今天的人们不复有闲情逸致来研读文学。急功近利的风气一样蔓延到了阅读的层面。2004年，分为60篇的手机短信婚外恋小说《城外》，以每一篇70字计，统共4200字的版权卖出18万元高价，买家通过短信、手机上网等无线增值业务将它推向市场，据称半年之内就带来200万元赢利。这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文学急功近利、一本万利的样板。在它面前，文学提供终极关怀的宗旨显得苍白而无助。如果说这一切导致了文学救赎情结的衰微，那我们是否一如既往，把罪责推向美国商业文化模式的全球化？ 回观当年将文学的救赎功能演绎得淋漓尽致的“伤痕文学”，其领军人物今天的境况也耐人寻味。卢新华彻底告别文学，如今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里发牌；张贤亮获得宁夏“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是因为他的西部影城给了他雄厚资本，得以理直气壮地宣讲文化是第二生产力；刘心武后来迷恋上在红学里自立“秦学门派”，身份转换成得心应手驾驭大众传媒的教师批评家；王蒙的意识流情结一度走火入魔，他的《球星奇遇记》更是无人能懂，近年则出语高远明达，每如圣哲言；最惨的是死于非命的戴厚英，谁能想到农夫与蛇的故事，会发生在这位坎坷人生的女作家身上呢？文学的光彩，甚至无法救赎作家的生命。可见今天我们的文学救赎情结已成强弩之末。作家和更大范围的知识分子群体，热衷唱酬客串于媒体视镜之下。唯利是图的时代风气当中，洁身自好谈何容易。文学那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似乎也显得不合时宜了。 三、网络时代的书面文学辩 文学在今天多元立体交际模式盛行的互联网时代，是否已入穷途？对此似乎不必过于悲观。这里所说的文学，本文更愿意指书面的印刷的文学，即白纸黑字的文学传统承载形式，而不包括手机小说、网络写作这些今日的文化研究对象。书面文学是我们最为熟悉，也是最为亲切的阅读形式。文学的表达形式在时时更新，但是新的形式未必一定比旧的形式更好，而且它们的寿命也实在可疑。随着影视媒体的一路走红，新近出现了学院派给影视剧写剧本，甚或倒过来影视走红以后小说跟上的“影视文学”。给电影写剧本久已有之，给戏剧写剧本也是文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但是非要拉过影视以壮声色，就很像是文学面临大众文化的冲击，未经交锋就缴械投降。它使人联想到前些年流传一时的摄影文学，文艺学界的领军人物几乎挨个给它做过这样那样的广告，仿佛摄影配上一些诗文，天经地义就促生了叫做“摄影文学”的新的艺术形式。但众所周知，资金链一旦断裂，它就只有寿终正寝。可见在形形色色大众文化新形式的冲击之下，文学研究在后来居上的文化研究的冲击之下，应对之策是站稳脚跟，稳定军心，而不是盲目跟风，以至于迷失自身。 文学应当具有它自己的独特魅力。如果我们稳住阵脚，坚持把文学定位在纸质的书面媒介上面，而不是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网络、电视和各种新型电子媒介，我们就可以发现，相伴印刷文学阅读的那种娴静温雅，正是现代人整日暴露在电脑、电视的光电辐射之余，难能可贵、得以宁静片刻的一种救赎向度。网络声像使我们变得浮躁，书本使人平静。仅此而言，印刷文学大可不必视五光十色的网络写作为洪水猛兽，实际上读者很少有耐心在刺眼的屏幕上把故事读完。网络适合读静止的图像，并不适合读需要视线左右上下扫描的文字，特别是篇幅冗长的文本。就我本人而言，至今也还没有养成用网络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另一方面，对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亦不必过于悲观。固然，网络在资料获得上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仅就知识产权的考虑，别的不说，寻觅当代学者的著述，该去的地方肯定是图书馆而不是网络。而作为写作资源的大多数历史档案材料，恐怕多半还得到各地的档案馆里去耐心搜索呢。 进而视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印刷文本的文学可以言新媒体所不能言，为新媒体所不能为。而这些新媒体所不能言，所不能为的东西，将被证明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2006年9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的会议上，米勒在他题为《全球化和新电子技术时代文学研究辩》的发言中，就经典小说和这些小说成功改编的电影做过一个比较，如近年来英国根据简·奥斯丁、狄更斯、乔治·爱略特、托马斯·哈代小说改编的作品。这些电影不像好莱坞的作风，大都忠实于原著，评价也很好。可是米勒认为它们无法传达原作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就是“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s），即作家如何以叙事人的反讽式语言，用过去时态的第三人称，来将小说人物现时态的内在语言复现出来。这样一种叙述语言，米勒认为从根本上说是无从捉摸的。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究竟是在读叙述人的语言呢，还是在读小说人物的语言。 “自由间接话语”一般也称为“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它介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它带有直接引语的特点，又远比直接引语来得灵活；带有间接引语的特点，又似乎更接近人物的话语和意识。其描述人物内心活动，让人物内心深处精神世界的细微活动如实展现出来的文体功能，是包括电影和电视在内的一切文学改编形式所望尘莫及的。如有人举证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以下这段文字，显示自由间接话语中小说叙事人和人物两重声音无间交融一体的绝妙效果。当爱玛躺在丈夫查理身边，仿佛已然入睡，思绪却苏醒过来，做起同情人私奔的美梦： 她乘了驿车，四匹马放开蹄子，驶向新国度，已经有一星期了；他们到了那边，不再回来。他们走呀走的，交起胳膊，不言不语。他们站在山头，常常意想不到，望见一座壮丽的大城，有圆顶，有桥，有船，有柠檬林和白大理石教堂，教堂的尖钟楼有鹳巢。大石板地，他们只好步行；妇女穿着红束腰，举起地上的花一把一把献给你……[7] 这段叙述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叙述显然是随着爱玛的思路进行。整个话语洋溢着爱玛的天真幻想。假如这段话语完全从叙事人的角度来叙述，就多少会有隔阂，未必能够身临其境地表现人物想象世界的生机。说实话，一段话语究竟是叙事人出自自己的视角，还是站在人物的角度在展开叙述，换言之，究竟如何确定自由间接话语，多少还取决于读者的直觉。这样一种参与其中的阅读快感，在今天或许不复占据阅读行为的主流，但是它并没有消失。 在米勒的上述讲演中，他认为印刷文本的文学，即便是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虚构句子，也必然掩藏着一个秘密。文学的秘密永远不会见诸光天化日，总是掩藏在讲述它的故事背后。对此他举过卡夫卡的例子。米勒称当卡夫卡用“他”来替代“我”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小说家。他引卡夫卡的名言：“我不经意间写下诸如此类的句子：‘他朝窗外望去’，这个句子已经就是完美的了。”何以言之？米勒认为，这里“完美”一语是指这个句子的含义一切尽在语境之中，它是一种文学的完美，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奇妙的虚拟或者说虚构世界。诸如此类的还有卡夫卡短篇小说《判决》中的第一段话：“他胳膊肘支着桌子，从窗口望出去，看到了河流、桥梁，和河对岸青青的高地。”《判决》可以理解为卡夫卡的传记，小说最后父亲说：“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名叫格奥尔格的主人公感到自己是被赶出了房间，冲到河边翻过栏杆，临跳水前还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米勒提请人注意卡夫卡在他的日记里交代过此则小说是他一个通宵写成的，它既是作者“真实生活”里畏父情结的再现，又似凤凰再生，逐字逐句构筑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虚拟的真实。写作由是观之，就其神秘性而言，便是一种不可能的行为，好似揪住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拔离地面，而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作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研究假如说指的是文学的文化、历史、社会和作者等方面的“外部研究”，那么它是古已有之的事情，法国实证主义一派的史达尔夫人的南北文学理论、泰纳的三要素决定论、圣佩甫的作家传记批评，都可以算是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前驱。而假如文化研究指的是当代表达、传播和接受方式迭出不穷，消费、时尚文化颠覆传统高雅文学和高雅文化之后，日常生活中权力话语冲突纷呈，由此导致文学的作家队伍和批评家队伍一部分人移情别恋，转向文化制作和文化研究这一对象，那么文学大可泰然处之。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并不意味文学的救赎情怀已经是明日黄花。 从文学史上看，文学由印刷文本形式占据主导地位，其历史不过是短短的三百多年，它的起端是17世纪末叶。印刷文本的普及化，使期刊和小说开始走向市场，这本身是文学自足，摆脱贵族庇护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英国来看，斯梯尔创办《闲谈者》（The Tatler）报是在1709年，艾迪生创办《旁观者》（The Spectator）报是在1711年，两种期刊广揽街谈巷议、尽领时尚风气之先的俱乐部幽默，可见出英国式随笔的典范风格。而据1711年英财政部的统计，当年全英杂志销量225万份，合十人一份。之后《鲁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游记》等一大批最早的现代小说纷纷登场，由此拉开了罗蒂称之为文学替代宗教和哲学，扮演心灵救赎时代的序幕。这也是现代民主的起步阶段。文学的印刷文本形式，正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走的是毋庸置疑的大众路线，而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在这之前，文学的主导形式是口传和抄本，那才是典型的“高雅文化”。此一时期资产阶级钱囊充裕之后，来全面接管公共空间的小说诞生的时代背景，细想起来和我们现时的文化转型语境具有相似性。既然文学的传播和承载方式有所变化，一部分文学工作者转向文化研究，来研究新媒体的语境和影响，应当是情有可原的。就此而言，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文化研究的挑战，不妨说面临的也是知识更新的挑战。但诚如恒久的生命力永远属于传统，而不是五花八门的反传统的努力；诚如我们的印刷产业正在日新月异地蓬勃发展，远没有成为夕阳工业，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文学悲天悯人的救赎关怀，将在它传统的印刷文本形式中永生。虽然，它未必是，而且我们肯定并不希望它是好为人师的宏大叙事范式。 [1] Lawrence Grossberg et al.(eds.),Cultural Studies,Routledge,1992,p.4. [2]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3]见《南京晨报》2007年07月15日。 [4]刘心武：《班主任》，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5]参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问世前后》，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6月27日。 [6]朱大可：《国家修辞和文学记忆》，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7]参见胡亚敏《叙述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原载：《文艺研究》(京)2007年第12期第26-3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