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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好的小说家无论坚守还是变化，只要审视生活的眼光以及艺术开掘上能够实现超越自我，源源不断地给读者提供对生活具有认识价值的独特理解和领悟，那么，关注和研究这样的小说家，就有文本、文风、文学的多重意义。对天津作家秦岭近期小说创作的关注，就基于这一认识。 纵观秦岭近期创作的变化，不是那种浮躁的急转弯式，而是沉着冷静的软着陆。这一感受源自短篇小说《一头说话的骡子》。在年初以来看到的中国作协、中国小说学会等诸多权威机构编选的年度选本中，其中有4种选本都选入了这篇小说。这篇小说的行文、叙事不仅被中国民间耳熟能详的鬼文化、鬼逻辑、鬼生活所笼罩，且有西方小说里那种黑色幽默的、魔幻的意味。主人公——农民工董承志因被司法机关怀疑奸杀坐台小姐而判刑冤杀，在阴曹地府，他请求阎王无须让他托生为人而是转世成骡子回到人间的未婚妻身边，其内心的巨大隐痛可想而知。众鬼都推诿扯皮不愿意掺和这事，阎王却说：“我等当鬼的再不插手，还能有谁摆平凡间的事情，你是希望将来的凡间，成为骡子的世界吗？”读到这里，我想到了《聊斋》，想到了《聊斋》里那些神鬼狐仙的心灵和行为像反光镜一样对凡俗人间的尖锐逼视和深层透视。秦岭的小说，让我们很意外地、久违地、下意识地把记忆里的古典阅读和民间感受链接了起来，对农民现实境遇的思考闸门瞬间打开，看到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却被秦岭有效、合理解构了的乡村世界。现实生活里那些司空见惯的、屡见不鲜的、近乎以常态方式存在的种种荒诞、荒谬和荒唐，被秦岭用文学胆识、民间思维、叙事智慧的利刃，狠狠扎进了生活的纵深，产生了极富穿透力的效果。 他的另一篇小说《鬼扬土》一经发表，迅即被《小说月报》等转载，并被该刊“读者点评”冠以“当期最有看点的小说”。小说里，老校长面对物欲社会、基层权力对传统儒家学风和乡村教育的种种戕害，不得不装神弄鬼，以“鬼”偷偷扬土的形式进行对抗和抵制，保证了学校利益不被侵犯，但是，“鬼”事蔓延的双刃剑同时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和校园生活，反而让自己心力交瘁，导致患精神病而死，变成了真正的鬼。小说结尾很有象征和寓言意味，那些辍学后四处打工的农民工赶来参加校长的追悼会时，这片土地上所有死去的人都以扬土的形式，表达对现实人间的情绪。连本来不信鬼神的马阴阳也一时人鬼不分，难辨什么是人，什么是鬼。这样的谋篇布局，死死绑定了乡村现实的致命伤，在故事的起伏和纤巧中，解剖着乡村权力、道德、伦理、心灵的病灶，让我们感受到了手术刀一样的坚硬和精微。在同类题材中，此篇无论立意还是结构，都可谓独树一帜。 在这之前，秦岭曾有两个系列的小说被评论家屡屡论及或获奖，一个是以中短篇《绣花鞋垫》《硌牙的沙子》《本色》等为主的“乡村教师”系列，另一个是以长篇《皇粮钟》、短篇《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等为主的“皇粮”系列。我要谈的是，《一头说话的骡子》《鬼扬土》同属于他的“乡村教师”系列，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多重超越，在观察生活的视点上能够用历史和民间的视角寻找切入点；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跳出了新写实的一般规律，向强大的民俗文化要经验和方法；在写作技术上避开故事锋芒而是迂回到象征、寓言范畴，使文本显得十分饱满；在人性世界的探寻上借鬼写人，以人喻鬼，批判意味浓郁，在真实的虚假和虚假的真实中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巨大的思考空间。 我还注意到了秦岭近期创作的一些地震灾难题材小说。震撼全世界的“5.12”后，中国诗人们感动了读者，而小说家们虚构和想象的能力普遍被认为露了馅。而秦岭并没有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他说：“灾难小说是否与时间有关，取决于作家的感受力。”地震当月他就写了中篇《透明的废墟》，被业内称为“第一部反映汶川地震的小说”（见《北京文学》2008年抗震文学特刊），一时被报刊、电台频频转载、转播。小说讲述了一个地震废墟的死角里，几位濒临死亡、身份各异的邻居在求生无望的刹那间，一改往日相处的冷漠、冷淡，转而以不同的姿态、方式救助一个婴儿的故事，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秦岭作为日渐成熟的小说家解构生活和揭示人性本相的能力”（《作品与争鸣》2009年第10期）。小说的力量，使“灾难题材容不得虚构和想象”的“定论”不攻自破。 而近期的两部地震题材中篇《心震》（《中国作家》2011年第5期）、《相思树》（《2010年中国优秀中篇小说选》）则在现代都市情感、伦理、灵魂层面呈现给读者更多耳目一新的元素。《心震》大意是女情人和有妇之夫在宾馆约会时，闻风而至的妻子和张牙舞爪的地震同期而至。人性在灾难的威逼下闪耀着平实、凡俗、虚伪却又灼目的火花，其目的是不给幸存者们猜度、演绎、评说的机会，很自然地把简单的生命追问切入对纷乱复杂的人间世象的回味。而《相思树》更是以灾难为镜子，映照出了物质社会人们情感的另一种底色。小说里的相思树本是一段感情的见证和象征。地震后，当大难不死的婚外情人理所当然即将走向婚礼时，才发现娇贵的相思树已经死亡，而平时维护相思树的，恰恰是男主人公忍辱负重的妻子。两篇充满现代都市情感气息的灾难小说，别具匠心地突破了摄影记者的直观镜头和散文、报告文学作家惯常的具体描述，用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构思和符合生活逻辑的虚构，“复活”了死难者的灵魂面貌，“还原”了幸存者的人性轮廓。这样的构思和探求，不仅填补了摄影、通讯、报告文学的先天性盲区，而且跨越了纯视角层面的所谓“现场感”，多角度进入震前的凡俗生活形态、震中的精神变异、震后的人性还原等另类“现场”，小说的功能和技术力量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不仅使读者对灾难的透视立体化，而且使芸芸众生关于灵与肉、真与伪的生活与生命的逻辑，在生与死的天平上，称出了我们难得一见的分量。 关于灾难小说，加缪、克莱斯特、戈尔丁、村上春树等国外小说家有诸多精彩的表达。很可惜，我们乐于从形式上模仿国外的小说，却恰恰忽略或者漠视了国外小说家骨血里的东西，那就是精神和情怀。秦岭在经验交流中说：“面对灾难，生者、死者、伤残者的人性原色就像多色镜头一样在眼前强烈曝光，用不着拷问，它已迎面扑来，让你回避也难。” 秦岭近期小说创作中的这种变化，决非故弄玄虚，而是通过独辟蹊径探入了艺术的幽微；这种超越不是海市蜃楼，而是把小说的虚构功能发挥到了掷地有声的力度。这是秦岭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优势，也让读者期待着他的下一轮创作，是否会出现另一种新的变化与超越？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09-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