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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代代相因，从而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可谓灿若群星，交互辉映。同样，在目录学领域，经史子集，源远流长，历代艺文经籍，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时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其大成，尽管带有防止异端强化统治的目的，但毕竟对文化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其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刊行，对于阅读古书，起了指引作用。为此，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对张氏该书作些初步探索，以求其体例蕴藏之义。 (一) 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为了告诸生童，编成了这个书目。他在该书“略例”中说，该目是随手记录而成，意在便于翻检，不是藏书家目录，所以不尽沿用前人书目条例。为了“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1]并希望开列各书，易买易读。各书选取的标准是，“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 为了避免品种过多，内容芜杂，该“略例”规定，“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译浅陋者，妄人删改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版旧抄，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至于各种版本，“多传者，举善本；未见精本举普通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现存明本”。整个书目，即按这个“略例”的要求收录编排。 此书分类，大体依照《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每部中又分若干类，每类中再分子目。经部分为正经正义，包括十三经五经四书合刻本、诸经分刻本、读本。别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包括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乐、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四书、孝经、尔雅、诸经目录文字音义等。小学包括说文、古文篆隶真各体书，音韵训诂等。上述各类共收书570余种。 史部分为正史，包括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合刻本、分刻本、注补表谱考证。编年，包括司马通鉴、别本纪年、纲目。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包括事实、掌故、琐记。载记，传记，诏令奏议。地理，包括古今地志、水道、边防、外纪、杂志。政书，包括历代通志，古今制。谱录，包括书目、姓名、年谱、名物。金石，包括金石目录、图录、文字、义例。史评，包括史法、史律。上列各类共收书590余种。 子部分为周秦诸子。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包括中法，西法。术数，杂家，小说家，释道家，类书等。该部共收书550余种。 集部首列楚辞，然后是别集，以时为序，汉魏六朝、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国朝理学家集、考订家集、古文家集等。总集，内分文选、诗、词，评点等。该部共收书460余种。丛书目分为古今人著述所刻丛书与清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共收100余种。书后附有别目录，包括群书读本、考订、词章初学图书等。并附清代著述家姓名略。 在目录学领域里，张之洞认为最重要的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以及旧唐书经籍志、宋史明史艺文志等。至于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虽非专书，但提纲挚领相当重要。另如阮孝绪七录序目、文选注引书目，太平御览引用书目、三国志注引书目等，也很重要。其余如遂初堂、明文渊阁、焦竑经籍志、菉竹堂、世善堂、绛云楼、述古堂、敏求记、天一阁、汲古阁、季沧苇浙江采进遗书、文瑞楼、爱日精卢各家书目，内容有详有略，质量有优有劣，都是些藏书家的目录，而不是必须求取的切要书录。至于书坊汇刻刊行者，亦可收作参考，但其中未经详核细校者，免不了有些芜杂。 张之洞出身科举，治学极为严格，学术根基相当深厚，无论经学、史学、小学以及古代文学等，涉猎颇为广博。因此，对于目录学的见解是可取的。在该书史部目录中，收录崇文总目辑释、郡斋读书志、直斋读书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等。均注明作者或撰辑者，列明各种版本，如殿本、聚珍本、福本、杭本、大字本等，指出其中差别，以作选书者参考。 从当时来说，出版事业很不发达，石印铅印出版发行都比较落后，印刷条件极为有限，大量古籍不得不靠刻版印行。尽管这样，张之洞高瞻远瞩，十分强调刻书的重要。他在该书别录之后，附有“劝刻书说”，其中声称，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者，莫如刊布古籍，如能不惜重费详校精刻，则其书可以终古不废。因此他极力提倡，认为刻书可以“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对于传播文化方便学习开展学术是十分有益的，可以说是终古不泯的善行。张氏如此认真，用心可谓善矣！ 上述经史子集丛书等目，共收书2320余种，品种比较多，分量相当重。张之洞认为，如能“分类以求，亦尚易尽”，比泛滥无归者还算少的，要人们“当知其约，勿骇其多”。尽管这样说，这个精选的旧学书目，可以说博约适当，如果就此分类求书，逐一检读，恐伯要毕生勤奋皓首穷经。因而，治学者应该博览与精读互为配合，有所侧重，有所取舍。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有所借鉴，有所收益。 《书目答问》体现着张之洞早期的学术思想，即崇儒宗经，维护道统。如果究其渊源，大致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源于家庭与教育的影响。张氏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廷琛，贡生，曾任四库馆誊录、知县等職。父名瑛，举人，曾任知县、知州、知府。家教比较严格，一般誉为知礼清正。张之洞诞生于遵义署内，幼年入读四书五经，聪慧攻读，用力甚勤。少年时代，曾受业于丁诵孙学习古文，得益最多。就吕贤基读经学，受刘书年读小学，受朱琦读古文学，于遵义府署受韩超读经学与史学。其授业诸君多为名师，如丁诵孙科举进士，翰林院侍讲。韩超，官至贵州巡抚。[2]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与教育的熏陶之下，博闻强记，融会古籍，逐步积累了学识，形成了信奉儒家的正统思想。 其二源于他的科举出身与仕途经历。张之洞十六岁中举，后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与四川学政。提督学政，要有学术职衔方能充当，任期内与督抚平行。《书目答问》略例，即署名“四川提督学政侍读衔翰林院编修张之洞”，上述略历，大都是有关文化教育的职务与学术活动。在翰林院期间，他曾与陈宝琛、张佩伦等结交，以清流文衡评议时政。以“忠君爱国”为标榜，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从而博得了清廷的信任与赏识。其幕僚辜鸿铭，即誊称张氏为“儒臣”。《书目答问》中反映出来浓厚的崇儒宗经思想，是与作者学官仕途的亲身经历紧密相联的。 其三是当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清朝入主中原，由于自身文化落后，对汉人既歧视又恐惧，为了箝制反满思想，大兴文字之狱，重者株连九族，一案甚至牵涉万人之多。一些士大夫为了远避祸害，明哲保身，不得不埋头故纸，考据训诂，却也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其后，西洋侵略势力一再进犯，大清帝国江山震荡，皇朝内部惶恐不安。因此，对一些知识阶层，采用牢笼政策，或以科举升官，或以参予议政，籍以缓和满汉之争。太平天国的燎原之势，更是震撼了清廷统治，南国多省兵患，一片混乱不安。而学术上困守乾嘉考据，思想上禁锢于伦理道义之章，确实已经于世无益。张之洞尽管深受儒家影响，也相当重视考证训诂，“汉学所要者二：一音读训诂，一考据事实。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此物为何物。”[3]但是，面对着上述的情势，更认识到经世致用的意义与作用，“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亦不劳读书矣。……士林美质，悉造成材，上者效用于国家，其次亦不失为端人雅士，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4]人人都变成了蛀书虫，还有什么用呢？ 近代中国，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整个社会处于风雷激荡之中。两次鸦片战争后，清廷暂得喘息之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残酷镇压，英雄们被淹没在血泊之中。由此，出现了所谓“同光新政”，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正当此际。从《书目答问》收书品种中所反映的学术思想看，尽管收录了少数西方新书品种，与历代目录表现出根本的不同，多少隐现着新思想处于催化萌芽之中，但基本上是崇儒宗经、维护道统和忠君爱国、经世致用。 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常常处于形式繁多的质量互变之中。特别是在形势风云激变之际，考察人事，尤应注意具体分析。比如，当中法战争时，张之洞出于忠君爱国的热忱，对异族侵略力主抵抗，积极坚决毫不退让。他及时组织边防海防，购置枪弹武器，调拨供应后勤物资，起用冯子材老将，不断取得抗法胜利。为此，清廷以“广西关外以各军屡获大胜，张之洞拨军筹晌，用奏肤功，着赏戴花翎。”[5]正是因为这样，博得了“天下之望”[6]的赞扬。张之洞忠君爱国。尽管是忠于封建帝王，爱的是大清帝国。但当异族侵略江山浸血的严重局势下，力主抵抗，保家卫国，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爱国主义精神的。这种行为，是和他经世致用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开始，《书月答问》对应读何书谈的多，对致用方面，虽也有所注意，但分量较少，如对《新译西洋兵书五种》，认为“皆极有用”。其后，时间前进，形势变化，张氏在《书目答问》中所表述的思想观点，也有所发展，可谓流长演变。诸如兴办书局刻印书籍，成立书院召生授读。发展了更多方面的洋务思想，力主废科举兴学堂等，都是他学术思想的体现。 为了实现刻书广学为宿愿，张之洞在署理两广时成立了广雅书局，令门人缪荃孙在京访求应刻书籍。当时计划刊印经学注解、补史考史，以及外国记述有关洋务、海防等方面的新书。后来书局停办，到了民国初年，书局改为图书馆。“番禺徐绍荣董理图书馆事，择版式划一者，得一百五十余种，录为《广雅丛书》[7]关于史学者九十三种，别为史学丛书。 历代目录之学，无论汉志隋志丛目简目，自有体裁义例。自近代以来，东西方日渐交往，文化学术交流也日渐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书目答问》收录了有关西方水师海防的兵书，也收录了几何、代数、微积分等数学书籍，介绍虽然肤浅，但决不一味保守盲目排外，而是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从目录学收书的品种变化来说，这确是一次创举。特别是张之洞署理两广后，广交博识，成立了洋务局专人司事。对西学西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西政西学，果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微，为之固亦不嫌”。他认为用古法练兵，用民船抵挡外洋战舰，当然是不行的。认为只以发明火药而自傲，而不加紧制造枪炮，那是自欺。所以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能这样，也不必尽是引经据典，尽去徵之于古人古文。“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8] (三) 《輶轩语》，是《书目答问》的姊妹篇，专讲治学方法，有其可取之处，但科举部分已完全失去意义。岁月流逝，春华秋实，认识也在提高。其后，张之洞认为科举制度“不通今古，不切经济，”“久盛而实衰，法久而弊起”，[9]所以极力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他提出新教育的精神是因材施教，体用兼备，不可偏废。要点是：“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政治、史学、政事、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二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庋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艺、光、化、电，西艺也。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敏捷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三曰宜教少年：学算须心力敏者；学图须目力好者；学格制、化学、制造，须颍敏者；学方言，须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须气体精壮者”。[10] 关于新校学制、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张之洞曾与刘坤一会奏，提出了具体计划。新学校的体制是：(一)蒙学。八岁以上入蒙学，其课程为识字，蒙学歌诀，五经一两部，由绅董自办。(二)小学佼。由州县官办，学生由十二岁以上入校，习普通学，兼习五经，学会地图及粗浅算法，三年毕业。(三)高等小学校。亦由州县官办，学生十五岁以上入学，课程为经书、策论词章，代数、几何、地图绘法，外国政治学术。兼学外国一国文字，三年毕业。(四)中学校。十八岁高等小学毕业，取为附生者，入中学校，由官府办，习普通学。有经史、地理、策论词章、公牍书记、文字学、精深算法、航海驶船法、中国历史兵书、外国历史律法、格致等学。兼习外国一国之语言文字之较深者，三年毕业。(五)高等学校。由省设立，分十七个专门，为经学、史学、格致、政治、兵事、农学、工学，各认习一门，人人皆须兼习一国文字。入学资格以十八岁以上中学毕业者为原则。并另设武备学堂或炮兵学校，及农、工、商、矿专门学校，均为三年毕业。 另如，科举学校合一：各级学校毕业，自高等小学校以上，均经考试及格，授以科名。文武合一：各级学校均习兵式体操，加以兵事科目，且准营弁营兵，投考文科学校。建教合一：毕业学生，经考试合格，即授之官职，以免学无所用，且可应国家建设所需。政教合一：中学以上各级学校，均习政治律法，俾入仕途。重视职教：省城有农、工、商、矿等专门学校。注重实习：高等各类学校毕业，无论在局、在营，均见习或实习一年。[11] 从上列教育体制的具体内容看，张之洞的学术思想，比在《书目答问》中体现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从单纯的古籍旧学，发展到新旧兼容，中西并蓄。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精华，加上中国的传统。其中文武、建教的合一，职教、实习的重视，在当时来说，应该承认他是颇有见识的。 正是由于这些主张，他曾将两湖书院改为两湖大学堂，创建了湖北学堂和高等小学校若干所。同时，将自强学堂改为语言学堂，“学额一百五十名，择旧班学生品端文优者留学。学科为英法德俄日五国方言，及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习每国文字者，各三十名，五年毕业，以养成外交人才为主旨。[12]并选派高才生赴日本学师范、学实业，还创办了学堂应用图书馆。还奏请专设学务大臣，重订学堂章程，等等。“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13]这对于当时兴办学校教育事业，确实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比以往的崇儒宗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确实有了明显的进步。 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守旧各执己见，以致帝党后党之间的斗争空前激烈。先时，张之洞曾赞同并支持变法，列名强学会和资助时务报。当兹旧学日渐失时，新学日益昌明之际，新旧两派互为争议。张之洞向有信奉经学儒家为正宗，所以不同意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观点。张素称忠君爱国，赞同君权至上，所以反对梁启超关于民权的言论文章，也就成了必然现象。为此，他撰成了《劝学篇》，洋洋洒洒数万言，阐述他的观点和主张。他在该书序言中说，“乃规时势，守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人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当时《劝学篇》呈送清廷，使张之洞曾经赞助变法的活动得以“免议”。从其内篇的具体内容看，如“同心妙说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而贤才众多，则国势自昌。如“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欲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如“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如“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14]这样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当然是不适当的，而“斥民权之乱政”则是错误的。 《劝学篇》的中心思想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坚持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借取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便维护与加强统治。这不仅是学术思想，也是张氏当时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叶德辉等撰写《翼教丛编》，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当时“时务报、湘学报”上的许多文章逐条驳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15]正是这样，张之洞站在维护纲常名教坚持封建帝制的立场，成了变法维新运动中的一股逆流。 清代末季，社会环境纷乱多变，反映在学术领域里的活动，也呈现出许多不同情况。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有识之士，有的创办书院，召生授业，形成了某一学派。有的刻书校勘，成为收藏若干万卷的藏书家、目录学家。有的既收藏，又治学，成为名流学者。张之洞情况不同，他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从刻苦读经到科举及第，后进入学官仕途。自奉较为清廉，政绩亦较清明，对文化教育亦有所建树。他自己说过，“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执政皆台之属，言路皆阁之属)无湘无淮，无和无战。其人忠于国家者，敬之；蠹于国家者，恶之；其事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其太过，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此则鄙人之学术也”。[16]所以“名流文士多趋之。”时人品论张氏为“儒臣”，意即既信奉儒家，又有品德学问。他先是文官学政，继是督抚重镇。最终是中枢军政大臣。而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17] 综上所述，《书目答问》是一部精选的古籍书目，所收多系历代名著，对初学有指导作用。尽管作者自称“非是著述”，但具有学术性。收书时择善而从，增添收入了西方新学品种，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创举。因此，该书在近代书目学史上，正处于新旧交织之际，应当肯定它的意义。其中所列各书，对当前治学文史，仍有参考意义。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时，把它列入“国学基本丛书”是有根据的。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张之洞是一位旧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这不是过誉，也不是偏爱，而是事实。反映在该书里的学术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不断演变，有所发展。其具体内容先是崇儒宗经，维护道统，继而是忠君爱国，经世致用，最后形成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至于张之洞在政治外事、洋务等方面的许多活动，不属本题范围，当另行探索，慎重从事。 注释： [1]张之洞《书目答问》，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一页。 [2]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一，第二至四页。 [3]《张文襄公全集》卷二O四，輶轩语第十四页。 [4]同上书，第三十七页。 [5]胡钧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二，第十三页。 [6]康有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二)第一三四页。 [7]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三，第五十三页。 [8]《张文襄公全集》卷二O三，《劝学篇》会通十三，第四十五页。 [9]同上书，科举第八，第二十三页。[10]同上书，设学第三，第一O页。 [11]同上书，卷五二，奏议五二，第二O页。 [12]张春霆编《张文襄公治鄂记》，第十三页。 [13][17]《清史稿》张之洞列传，中华书局197了年版第四十一册，第一二三八O页。 [14]《张文襄公全集》卷二O三，《劝学篇》序，第二O页。 [15]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第一四一页。 [16]《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一四，书札一，第十九页。 [作者简介]严仲仪 男，64岁，1946年毕业于华东军政大学政治系。曾任南京市区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发表过《论严复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历史观》等论文；分编过《文史哲工具书简介》等书。现已离休。 原载：《图书館学研究》1986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