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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出版事业管理局的统计工作曾一度下放到版本图书馆。为了说明解放以来出版事业的兴旺发达，常常需要引一些数据进行新旧对比。当时苦于没有一份完整、可靠的资料可以应用。虽然手边有一些解放前的书目可供参考，却均有局限。几家大书店各自编的书目都只收录他们自己出版的所谓“本版书”。比较完整的是李平心编、生活书店出版的《全国总书目》，但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生活书店经销的图书是有其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因此不能概括建国前的出版全貌；另外，收书时限只是抗日战争之前，缺了抗战之后的一大段。 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局领导决心要从事汇编解放前总书目的工作，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版本图书馆。版本图书馆在建国以后才建馆，并不收藏解放前的出版物，于是只得用广泛调查和利用其他馆的馆藏等办法来进行工作。调查的结果，有两个很可喜的回音：一是上海图书馆有一套解放前中文图书馆藏目录；二是四川省图书馆与重庆市图书馆编印有两册《抗战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因此当时就放弃了原打算就近从北京图书馆馆藏开始工作的计划，舍近就远从上海图书馆馆藏人手。同时，调研结果也表明：把上图有关藏书“照单全收”式地抄录过来，比先掌握北图资料之后再到上海去查漏补缺的工作量要小得多。 上图的资料是一套卡片目录，分类比较粗略，著录事项的繁简也不统一，在过录的基础上，根据汇编的需要，又一一把书从书库提出来，重新统一分类，核实了著录。这样工程就十分浩大。当时，除了得到上海图书馆的鼎力相助之外，还得到了上海出版局的支持。此外，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也大力襄助，派出了专人来参加这项工作，先后达40余人，历时近3年。经过这一番整理，一共从上海图书馆制得卡片9万余种。本打算一鼓作气进行工作，无奈不久就面临“文化大革命”，工作当然只能被迫停顿。 在整理上海图书馆藏书的过程中，对这本书目本身的认识也逐步深入。首先遇到的是收书年限问题。当初的目标只是解放前出版物，而对收书的上限是不明确的。经过商讨，还是仿照历代为前朝修史、编艺文志的传统，以断代为宜。第二是线装书收编问题。民国时期，特别30年代之前，以线装书形式出书的数量还不少。按照国内图书馆的入藏习惯，线装书与其他图书是分别典藏和单独立目的。也就是说，上图的9万余种卡片中基本上没有包括线装书在内。如果要收编，还得从所藏的线装书中据出版年代进行挑选。更现实的困难是线装书的图书分类不同于一般的通用分类，要将其纳入新的分类体系决非易事。最后只好采取权宜之计，暂时先保存已经得到的资料，以后另组专门班子，以专题分册的形式合流出版。第三是收编的取舍问题。既然是总书目性质，理应无所不包，不存在取舍问题，但实际上还得作一点甄别。譬如，在国外出版的中文图书，外国使领馆系统在华分发的中文宣传资料，国内纯商业宣传的小册子，接近传单性质宣传因果报应的劝善书等等，如果掺混在其他图书里一并收编是不相宜的。最后决定，已经到手的资料另行保存，不收编在《总目》中，以后有条件时，再从中挑选一部分有资料价值的图书，作为附录形式另行汇编。 “文化大革命”之后，版本图书馆的任务有所调整，已无力再投入大量人力来完成这项工作。经当时出版行政机关的批准，把分存在上海图书馆和上海辞海编辑所的两套片子(一套以分类排，一套以书名排)移交给北京图书馆，继续进行《总目》的汇编工作。 在北京图书馆接手继续编《总目》之后，除了组建专门班子之外，对《总目》的大计方针作了系统的探讨和规定，属于编务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齐全问题。作为一本回溯性的总目，收书齐全当然是最基本的要求。最初也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发现，原先的若干设想难以做到。有的即使能做到，但以所投入的人力与实际收效相比却得不偿失，而且会使整个工作进度为之拖延。经过在东北地区和广州、南京等地的调研，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为了争取时间，决定将手上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先行汇编出版，在这个基础上将来再发动图书馆界乃至有藏书的私人来进行查补，另行汇编“补编”。至于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其齐全程度如何，进行了抽样核对，结果是已经收集到的能占该时期出版图书的90%左右。 2、资料来源。在齐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原设想还将从已出版的各种书目中至且当时的书刊广告中转收作为补充。后来发现这些资料无法核对，所要求的著录事项与我们的要求差距较大，而且还会有以讹传讹的问题。再说真要开展这方面的查补工作，又将面临浩大的工作量，势必影响全书的进度。所以最后决定，凡是《总目》所收编的均是公共图书馆有藏书的，而且在收编的母种图书之下加添藏书地点的代号，以利于读者查找。 3、分类体系。建国以来出现了多种新的分类法，特别是《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公布以来，已为图书馆界广泛采用。因此所编印的各种图书目录为适应今后广大读者的方便和习惯，势必采用新的当今通用的分类法。但是无论何种图书分类法都是从当时图书出版的实际情况归纳、总结而来的。新出的书要纳入老的分类体系有困难，同样，老的出版物要纳入新的分类体系也有困难。《总目》正面临着这种新旧交替的现实。最后只能作一个比较原则的规定：“《总目》的分类体系原则上依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特别是一、二两级大类目尽可能地保持《中图法》的体系。但必要时也可以根据实际所收图书另行设置类目，或者将类目所规定的名称和涵义略作变动。” 这个间题当时解决得不够彻底，给以后的汇编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图书分类实际上是知识体系分类的延续，是一项专门学问。因此产生了两种倾向：有的编者过于拘泥，不敢根据实际添置该设的类目；有的则设得过于随便。这些具体问题也不断征询过专家和有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但也往往有见仁见智的分歧。为了设置类目而投进去的精力，占整个汇编工作的比重是不小的，而且还发展到编者与审稿者之间因不同看法而产生矛盾，并为之而返工，影响了进度。 4、增加内容提要。一种图书在分类编目时所定的类别，基本上就已反映出这本书的内容，但单是归类往往不能更深地揭示实际内容，还需要附带一些文字说明。在整理上海图书馆藏书卡片时已经有了一些这类附注，但当时只是为以后汇编时参考之用，对此缺少统一的规定，附注本身在内容和文字上也不够严谨。为了使《总目》能更好地反映历史文献，为读者提供较大的信息量，增设内容提要就很有必要了。考虑到这批历史文献的特点和汇编的工作量，附加提要的侧重在文史哲方面，政经法几类相对少一些，科技类则除了少数尚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之外，基本上不附注提要。 回顾起来，自《总目》由北图接手并组建工作班子正式上马以来已经有10个年头了，如果再加上60年代初的近3年时间就更久了。至今只有“语言文字”、“外国文学”两类成书，“法律”、“哲学”两类正在排校中，其余的还正在汇编、审稿阶段，应该说，整个进度不够理想。其中有不可回避的客观原因，如出版周期太长。主观上的不足是编辑这样一部大型的书目，对其工作的复杂性如各类之间互相交叉、关联等问题事先估计不足，缺乏有预见性的、周密的统筹规划。希望再有三、四年，能把所有的分册出齐。 作为回溯性的总书目，即使第一步计划之内的各分册出齐，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尚缺线装书之外，还缺国内以外文出版的图书、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图书。此外，少儿读物与教科书这两部分亦属缺项。原因是目前所依据的北京、上海、重庆三大公共图书馆基本上不入藏少儿读物与教科书这两大类的出版物。据调查、了解，目前国内能比较完整收藏教科书的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经协商，他们已经计划仿照《总目》的体例将其汇编成书目，并在几年前已经开始工作，估计在《总目》出齐前后也能出书。少儿读物这个专题则尚待进一步摸底、收集汇总资料二线装书这一块虽不属缺藏，但除装帧形式不同之外，在文献内容上也有别于其他图书，所以在进行汇编时还得调整和充实现有的班子，在编写体例方面也可以相对独立一些，不必拘泥于必须用同一种分类体系。至于这些“专题”出齐之后的拾遗补缺汇编成“补编”，则更得先作一番调研工作，订出规划之后争取上级部门作出更大的决心。如果这些“专题”和“补编”一时还没有条件上马，则希望能在各学科分册出齐之后再汇总编一本总索引(现在各个分册之末都附有索引，但只是本册的书名索引)，如果“总索引”中既有书名索引又有著译者索引等，那末这部《总目》就更完善了，能为今后的学者查找这一时期的出版物提供更多的方便。作为一个曾经参加过汇编《总目》工作的人员，能为祖国的文化与学术研究工作做过一点修桥铺路的基础工作，那是一种莫大的愉快。 [作者简介] 王润华 国家图书馆。 原载：《中国出版》1991年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