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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目录学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积累，世代相传，逐步形成其特有的功能。作为我国古典目录学集大成者的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将中国传统目录学功能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而确立了这一思想在古代目录学领域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对中国传统目录学产生了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一 章学诚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的形成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我国古代杰出的目录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成就斐然。其著述代表有：《文史通义》内篇5卷，外篇3卷；《校雠通义》3卷；《史籍考》325卷。后人集章氏遗文，汇刻成《章氏遗书》50卷。章学诚对古典目录学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提出目录学的主要职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谓“辨章”和“考镜”都是指图书资料的分类、著录、解说等必须与学术史、科技史相结合，这样，才能从图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好每一部分，每一种学问的渊源和流派。而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则集中体现在章氏主张的分类、编目、著录、重视图书资料及“互著”、“别裁”等编目方法的创新上。 乔好勤先生认为：“章学诚总结了一千多年来的书目工作实践经验，吸取了历代目录学家的思想精华，形成了他的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目录学理论体系[1]。”而这一理论源于刘向、刘歆父子。章学诚在《校雠通义自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刘歆《七略》作为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给整个古典目录学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包括：(1)有一个分类体系；(2)有一个总说明；(3)每类之下有小序，说明各类学术源流；(4)每书都撰有叙录。这个范式对整个古典目录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宋代郑樵注重会通，主张“通记”古今之书，书目当明“类例”、究本末、探源流以及“以人类书”、“泛释无义”论共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书目编撰理论。这个理论与章学诚关于书目当部次条别、辨考学术源流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基于对《七略》范式及其演变的领悟、归纳和阐发。清末学者朱一新有语云：“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班固《汉书·艺文志》掇其精要以著于篇。后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不独九流诸子，各有精义，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目录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这番话可看作是对刘氏父子、郑樵和章学诚三者一脉相承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的精辟概括和最佳评价[2]。姚名达说中国目录学“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这个时代精神即辨考学术源流的精神。因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为我国古典目录学思想之精华。 二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体现的中国古典目录学功用 2.1由整理文献而整理学术，发挥目录学之学术价值 我国目录学自它产生之时就以讲究学术源流，形成自己的优良传统。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核心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析言之，学术之辨考多赖类例和提要以实现，而源流之考镜则籍类例和小序而达致[3]。大序是“讨论群书之旨”，小序叙述一书一家之源流，同时还考证作者生平事迹、版本流传、真伪和史料价值，其内容全为学术发展的历史。书中的提要更是学子们对各书内容的介绍和学术及其艺术价值的评价，参考价值更不待言。这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目录学之功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由博学多识的学者穷年累月、精雕细刻编撰出来的学术性很强的参考书目是西方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古代的目录都是面向文献的，先哲们总是根据实有文献进行分类、编目，文献构成了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单元[3]。章学诚认为，目录学要通过揭示文献的思想内容和作者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流派及师授渊源，来阐明学术思想的源流和发展情况。亦即，文献本质上是学术史意义上的存在[4]。章学诚强调目录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用，以期“即类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这一观点显然和他的“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5]观点有关。“辨考”正是要从史学的角度完成文献内涵的定位，收到学术史之功。张遵俭也认为“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实在近乎学术史的任务”。可以说，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古典目录学之学术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2.2“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发挥目录学之读书治学功用 章学诚说目录之学“不徒为甲乙部次”，为图书部次条别仅是目录之学的门径，以求“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叙欲人以类求书，因书究学”[6]。可见，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最终的目的是“以类求书，因书究学”。尽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术价值的鲜明特点，轻书目的情报价值，使人们难以通过书目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但它毕竟反映了章学诚对目录之读书治学功能的期待和重视。黎锦熙认为“我国目录学之功用，首呈现于读书指导”。并认为《别录》就是为帝王读书指导用的。那么和《别录》、《七略》一脉相承的章学诚的目录学理论和思想难道不是读书治学者的精神食粮吗？一篇篇精美的叙录和提要，难道仅仅是为了反映学术之价值吗？徐寿芝、傅荣贤认为“中国古代文献更多地是一种超文本的、主观心理现实意义上的存在，必须经由识读主体的接受、认可以及赋予才能实现。”识读主体对文献及目录的接受过程正是学习、研究的过程。基于此种文献基础上的“辨考”不正是读者读书治学之门径吗？ 2.3通过目录“申明大道”发挥目录学之思想控制功能 章学诚于《文史通义》首篇作《原道》，复于《校雠通义》作《原道》三篇，指出：凡治目录者须“先明大道”。他认为“明道”、“惩劝”是目录学的最终目的[4]。“盖条别源流，治百家之纷纷，欲通之于大道，此本旨也[7]。”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道”。“道”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目录学思想。所谓“申明大道”也就是为古代社会的正统“大道”服务。目录既然起到一种思想控制的社会功用，它必然要符合特定时代的控制要求。章学诚生活在儒家思想极其发达的清代，其目录学思想不可避免受到时代的影响，这时期儒家思想对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也通过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发挥着这一独特的功能。通过目录“纲纪群籍”，以“辨考”为手段，按儒家正统思想对社会精神成果进行梳理筛选，再纳入自己的学术框架，并从这一框架体系表达出一种对不同思想的贬褒尊卑，同时这一梳理过程也起到了一种将散乱于社会中的学术思想加以集中、剔除、服务于儒家经世致用目的功能[8]。在中国古代分类体系中，无论是七分法还是四分法，儒家经典都无可辩驳的占据着最显要的位置。章学诚之道器观的哲学思想正体现了古代目录学思想文化控制之功能。 三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忽视的古典目录学之功用 3.1“得便寻检”的目录学基本功能 章学诚说：“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9]。“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批评刘向、班固以后的目录学家不知目录学，而以为目录的作用在于方便检阅。殊不知真正忽视目录学基本功能的正是他自己。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过分强调目录学与学术史的关系，忽视了对图书资料的收集、整理、使用等发展演变的任务，忽视了六朝目录和明代书目“得便寻检”功能。诚然，章学诚的学术性书目理论是目录学学术价值功能的一大体现，但它毕竟只是目录学功能的一种，或者可称为是目录学的特殊功用。然而，这个特殊的功用是建立在它的基本功能———“得便寻检”之上的，只局限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隅是无法全面发挥目录学之功用的。刘国钧道：“章学诚一流人所提倡的，则从书中所表现的思想作记载的对象，他们注重在学术，而不在书籍本身，他们想用学术的系统来编书籍，他们忽视了书籍的编制和学术的分野不能完全一致。”“目录的功能一言以蔽之，就是便于检查[10]。”另外，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史上，有史家目录学、读书家目录学、藏书家目录学和目录学家目录学四大流派。史家目录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代表观点；读书家目录学的观点是将目录之学视为读书入学的途径；藏书家目录学的观点是视目录学为访书、藏书、校书的工具；目录学家认为目录学是研究“百宋千元”版刻的一门学问。由此可见，不同目录学理论有各自不同的侧重和基点，有着各类型书目的特殊功能。而目录学功能既是书目特殊功能的集合，也包含各类型书目的基本功能。对这一基本功能的轻视对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2古典目录学“致用”功能 中国最早的目录活动是为了文献典籍的收藏。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也是对各种文献典籍进行整理、分类然后将其藏于“秘府”。班固《汉书》：“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述鸿烈”，此后各种官修书目以及私家藏书目录都是以区分学术流派、揭示图书内容来发挥其功用，对文献进行编目的目的也是重在收藏，或申盛名之世或显其学识渊博，极少开放于世人。即使有少数可阅览者，也要求阅览人接受苛刻的阅览条件，目录学之“致用”很难谈及。况且，中国古典目录学家将文献整理视为学术整理，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将这一思想发挥到极致：在揭示文献时过多强调学术之辨考，图书价值之评价及版本沿革之介绍，而对文献本身所传递的情报信息及报道的速度不甚在意。而现代目录学所谓“致用”是指将其应用于广大群众，为人们查阅资料提供最佳方法和工具。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无需追求高大深奥的理论，而应立足于简单实用，能为大众所掌握。姚明达先生说过：“目录学成为最通俗之常识，人人得而用之，百科学术庶有孚乎！[11]” 四 总结与评价 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突破了以往人们有关目录学范畴的狭隘概念，赋予目录学丰富的学术史内容，提高了目录学的学术地位，促进了社会对目录学的认同。彭斐章教授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应当成为我们民族的光荣与骄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适应了中国文化对目录学的要求，使中国目录学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目录学并未被视为独立学科而存在。王国强先生认为：“当中国目录学羽毛未丰之时，文史界却给予高度重视，一度成为显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一面旗帜，这个命题的发现和宣传，不啻是中国目录学的幸运[12]。” 然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推崇学术性书目时，却忽视了其他类型书目和目录学的基本功能。重“论”轻“用”导致中国目录学无法得到全面发展，无法成为一门致用的科学，而目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致用是目录学的生命线。对目录学致用功能的轻视，造成了现代目录学研究的局限。中国目录学的现代化是对西方目录学的引进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而西方目录学之所以能占据主导地位，其技术的可操作性无疑是一重要方面。相反，中国传统目录学因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而使其方法具有极强的人类智能因素，难以利用计算机实现自动化，使中国目录学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 当然，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理论的评价必须结合特定的时代，不能“苛求古人”。尽管章学诚所处的清朝是中国古代文献最为丰富的时代，但文献流与人们对文献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远不如今日之尖锐，对古典文籍的分类以七分法和四分法即能完成。当大多数学者“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时，章学诚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学术空气，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古典目录学之精华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发挥的古典目录学功用应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给予全面评价。正如章学诚自己指出：“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事与理；又不能一动处处自作注解，以使后人之不疑；又不能留其口舌以待后生掎摭之时出而与之质辨，惟有升天入地一听后起之魏伯起尔。然百年之后，吾辈亦古人也，设身处地，又当何如？[13]” [参考文献] [1]乔好勤.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J].河南图书馆季刊，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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