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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二百余年前的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的馆臣在考辨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而论及目录学著作时，即称解题目录虽肇始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但“今所传者，以《崇文总目》为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并准为撰述之式。惟郑樵作《通志·艺文略》，始无所诠释，并建议废《崇文总目》之解题，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因之。自是以后，遂两体并行”。[1]此论虽可讨论，但究其所称古并树为撰述标准的目录学著作，皆成于宋代，此则在两个多世纪前即已对宋代目录学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在这里，我们将沿其途而加开拓，讨论今仍存世的宋代目录学名著。 一 被尊为“至善”的官修提要目录《崇文总目》 宋仁宗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日(公元1042年1月18日)，宋代第一部总纪馆阁藏书的官修目录由翰林学士王尧臣领衔奏进，是为《崇文总目》。 《崇文总目》的卷数，历来著录不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瞿本为64卷，袁本则作1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1卷，其解题则称：“学士王尧臣同聂冠卿、郭缜、吕公绰、王洙、欧阳修等撰写，凡六十六卷。诸儒皆有论议，欧公文集颇见数条。今此惟六十六卷之目耳，题云兴绍改定。”[2]郑樵《通志·艺文略》作66卷[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作60卷；王应麟《玉海》卷五二正文引李焘之说著录，但又引《中兴书目》、《国史艺文志》作66卷，序录1卷；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依晁公武一说作64卷；《宋史·艺文志三》作66卷；《四库全书总目》又引江少虞《事实类苑》作67卷。以上各家，计有1卷、60卷、64卷、66卷、67卷等5种说法。今日学者公认当以66卷(不含序录1卷)为是，60、64卷者为各家所见之书已有残阙所致，1卷者则明显为绍兴删节本。 《崇文总目》除1卷本之外，今所传者尚有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12卷本，兹据以将其卷秩、分类、著录情况介绍如下： 1)易类(原卷一)18部171卷。 2)书类(原卷二)7部81卷。 3)诗类(原卷二)8部115卷。 4)礼类(原卷三)33部1 097卷。 5)乐类(原卷四)48部181卷。 6)春秋类(原卷五)33部396卷。 7)孝经类(原卷六)5部9卷。 8)论语类(原卷六)13部217卷。 9)小学类(原卷七、八)57部519卷。 10)正史类(原卷九)30部2 162卷。 11)编年类(原卷十)38部579卷。 12)实录类(原卷十一)33部841卷。 13)杂史类(原卷十二、十三)102部1 006卷。 14)伪史类(原卷十四)27部326卷。 15)职官类(原卷十五)34部202卷。 16)仪注类类(原卷十六)18部111卷。 17)刑法类(原卷十七)51部716卷。 18)地理类(原卷十八)83部647卷。 19)氏族类(原卷十九)41部113卷。 20)岁时类(原卷二十)15部42卷。 21)传记类(原卷廿一、廿二)151部846卷。 22)目录类(原卷廿三)19部179卷。 23)儒家类(原卷廿四)44部320卷。 24)道家类(原卷廿五)36部172卷。 25)法家类(原卷廿六)6部65卷。 26)名家类(原卷廿六)5部10卷。 27)墨家类(原卷廿六)2部16卷。 28)纵横家类(原卷廿六)1部3卷。 29)杂家类(原卷廿六)39部422卷。 30)农家类(原卷廿六)8部24卷。 31)小说家类(原卷廿七、廿八)149部570卷。 32)兵家类(原卷廿九)60部116卷。 33)类书类(原卷三十、三一)97部2 515卷。 34)算术类(原卷三二)31部79卷。 35)艺术类(原卷三三)54部98卷。 36)医书类(原卷三四至三八)301部2 083卷。 37)卜筮类(原卷三九)60部114卷。 38)天文占书类(原卷四十)51部197卷。 39)历数类(原卷四一)47部229卷。 40)五行类(原卷四二至四四)165部834卷。 41)道书类(原卷四五至五三)525部972卷。 42)释书类(原卷五四至五六)138部627卷。 43)总集卷(原卷五七、五八)147部3 049卷。 44)别集类(原卷五九至六五)572部4 313卷。 45)文史类(原卷六六)25部70卷。 以上是《崇文总目》的分类情况，因为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官修目录著作，可以反映九百馀年前我国目录学发展的状况，故详细叙列以备参考。据统计，其经部书分9类222部2 786卷，史部书分13类642部7 770卷，子部分20类1 819部9 473卷，集部分3类744部7 432卷，合计45类，著录图书3 427部27 461卷。这个数字，根据文渊《四库全书》本所收《崇文总目》统计，虽比原书著录图书3445部30 669卷之数要少一些，但辗转传抄数百年，历经脱佚，仍能保持这样，已属难能可贵。于此，大宋官修国家藏书目录之风范亦得以概见。其所收书数目是明代官修之《文渊阁书目》的十倍以上，跟清代官修之《四库全书总目》相比也不会逊色多少。 从分类上讲，《崇文总目》上承唐代《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之余绪，将所有图书统分成经、史、子、集四部45类，仍属四部分类系列，大而言之，并无特别之处，但它一改过去将道书、释家置于附录或外编之习，将其列为子部的两个类目，全面公正地反映儒、释、道三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其法可取，亦为后来多数目录学家所认同。自此，释、道两家得以并列于子部，其创始之功不可没。而且，它以66卷篇幅而拿出9卷来录道书、1卷录道家、3卷录释家，其兼容并蓄之势态，比之200卷本《四库全书总目》仅用1卷录释家、1卷录道家，可谓气度恢宏，此又为不得不道者。 《崇文总目》的著录属解题式，用“叙”阐述各类之源流、特色，评述其得失等，用“释”介绍揭示各书之内容，而且言简意赅，后世目录学家多尊为“至善”之撰述体例。然而，历经数百年传抄，尤其是绍兴“改定”的变故，叙、释大多散佚，及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虽经多方设法汇辑，也只得原叙30篇、原释980条、引证420条[4]。谨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摘录叙、录各一条如下，借以可睹九百馀年前官修目录风采之万一。 法家类叙 法家者流，以法绳天下，使一本于其术。商君申韩之徒，乃推而大之，挟其说以干世主，以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职分，辅礼制，于王治不为无益。然或狃细苛持深刻，不可不察者也。[5] 阴符天机经一卷 唐李筌撰。自号少室山、达观子。筌好神仙，尝于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黄石阴符本，题云：魏道士寇谦之传诸名山。筌虽略抄记而未晓其义。后入秦骊山，逢老母传授。[6] 二 现存最早的私家提要书目《郡斋读书志》 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元日(公元1151年1月20日)，在人们庆祝新年的爆竹声中，荣州知州晁公武在官衙中将其平日校读藏书的笔记整理成册，命名为《郡斋读书志》。 晁公武(1105~1180)，字子止，号昭德先生，澶州清丰(今河南清丰)人。靖康战乱，迁居嘉州(今四川乐山)。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中进士，为四川转运使井度的属官，后历知恭、合、荣州等。乾道年间，历官兴元府知府，利州路安抚使，四川安抚制置使，扬州、潭州知州，首都临安府少尹，吏部侍郎。晁氏世代书香，家富藏书，公武年轻时即“贯穿群书，出入百氏，旁逮释老恢诡之学”。入仕以后，更嗜图书，后又尽得“南阳公”井度之书，成为当时有名的一位官僚藏书家。利用其藏书，公武先后完成了《昭德常稿》60卷、《稽古后录》35卷、《通鉴评》10卷、《易诂训传》18卷、《毛诗诂训传》20卷、《尚书诂训传》46卷、《春秋诂训传》30卷、《中庸大传》1卷、《石经考异》1卷、《老子通述》2卷等著作，惜乎今所传者，仅《郡斋读书志》一书而已。 《读书志》在宋代就有4个刻本。最早的两个都是蜀刻本：一为杜鹏举所刻4卷本，一为姚应绩所刻20卷本。二人皆为晃氏门人，二本今皆不存。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游钧据其先人所藏摹写20卷本，在衢州重刻此书，是为衢本。此本原刻今亦不存，但抄本、翻刻之本传世较多，最有影响的是清人汪士钟艺人书舍刻本。同是淳祐九年，黎安朝在袁州重刻4卷本，并请赵希弁据其家藏图书续撰书目1卷，以《读书附志》之名附于其后。次年，赵氏得衢本，据以补编前刻，刊《读书后志》2卷，并作“考异”散入各条之下。相对于《后志》而言，先刻4卷称作《前志》。前、附、后三志，合为7卷，是为袁本。袁本原刻，1930年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商务印书馆曾据以影印多次，流传甚广。而在此之前，袁本的抄本、刻本传世者亦复不少。衢本渊源于蜀刻20卷本，以淳祐九年衢州刊本为祖；袁本渊源于蜀刻4卷本，以淳祐十年袁州刊本为祖。衢、袁二本，自为系统，流传于世，至清代始有论其优劣者，一般认为衢优袁劣，到民国年间发现袁本原刻之后，学者多扬袁抑衢，议论为之一变。今人孙猛从著录图书数、序文、分类、归类、编排、书名著录、卷数著录、作者著录、解题等9个方面比较研究衢、袁二本后，仍倾向于衢本为优。至于各家持论辩说，此处从略，读者可以参阅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之附录。 《读书志》所著录之图书，袁本以井度所赠书为主，前、后志合计：经部234部、史部315部、子部529部、集部355部，《后志》另有存目书36部，除去重复的11部，实收书1 459部。衢本著录是在袁本的基础上进行增删的，所收之书，凡经部240部、史部323部、子部563部、集部345部，除去重复的4部，计实收书1 468部。今人孙猛《郡斋读书志》合校二本，统计著录之书为1 496部，除去重复者，实收书1 492部[7]。可以说，它基本包括了南宋以前我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搜罗唐、北宋、南宋初年的书籍较为完备，既可补《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之缺，更为我们考察书中已经著录但今已不存之书提供了难得的参考。 《读书志》的体例，大致依仿官修《崇文总目》而略作变异。书首有自序，次为总序，经、史、子、集四部之前有总论(一般作大序)，部之下分类，类有小序，缀于该类第一部解题之后。比较袁、衢二本可知：总序无大异；大序衢本多了有关经、史、子三部著录书卷数的统计；小序差异较大，袁本只有10篇，衢本则有25篇。从这些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 《读书志》分类法，仍为四部系列：经部分易、书、读、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经解、小学10类；史部分正史、编年、实录、杂史、伪史、史评、职官、仪注、刑法、地理、传记、谱牒、书目13类，子部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天文、星历(袁本合作“天文历算”)、五行、兵家、类书、艺术、医书、神仙、释书18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文说(袁本无此类)4类，总共45类，与《崇文总目》相比，经部多经解1类；史部多史评、谱牒2类，而少氏族、岁时2类；子部少卜筮1类；天文、历算则分合不一，《读书志》立天文、星历2目，《崇文总目》则分成算术、天文占书、历数3目，至于“神仙”替代“道书”，则属名称更异；集部多楚辞1类，而以文说类代替文史类。这些分合变化，既取决于对图书学术归类的认识，更反映出自庆历至绍兴百馀年间图书消长的实际情况。 《读书志》的最大特色和贡献在解题式的提要。其提要按其内容和作用，大体上可以归为如下四类。 一是介绍作者，包括其所处的时代、生平事迹、学术渊源与成就等。其原则是，“其人正史自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馀历官与善恶，率不录。若史逸其行事者，则杂取他书详载焉，庶后有考”[8]。如此处理，详略极为得当，既惜墨如金，又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资料，值得借鉴。 二是介绍书的内容，评论其得失短长，包括解释书名，说明写作缘由，开列书之篇目，叙述其学术源流与影响等。此为提要的重点，试举几例如后。如“八五，谓八卦五行，虽后人依托者，而其辞亦训雅。相墓书也”[9]。二十馀字，既解释了《八五经》这一难懂的书名，又点明了书的性质，并对作者、行文皆作出了评价。《周易义海》的提要称：“集郑玄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专明人事者为一编。或诸家说有异同，辄加评论，附之篇末。”[10]两句话就概括其100卷的内容。《春秋会议》的提要说：“虽其说不皆得圣人之旨，然使后人观古今异同之说，则于圣人之旨，或有得焉。”[11]既指出了它的不足，也点明不同观点，有助于读者取舍。至于其论述学术源流的文字，随书而发，意在补小序之不足，惟文字较长，此处不再引述。 三是论及版本和篇卷，反映校书情况。如《曾子》的提要说：“《汉艺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书亦二卷，凡十篇，盖唐本也，视汉亡八篇，视隋亡目一篇。”[12]《老子道德经》提要称：“因以诸家本参校，其不同者近二百字，互有得失，乙者五字，注者五十五字，涂者三十八字。其徽宗御注最异。”[13]如此讨论版本，记录校书情况，对今日著录图书仍有积极意义。 四是判断图书真伪。如《卜子夏易》提要称：“右旧题卜子夏传。《汉艺文志》子夏书已亡，今此书约王弼注为之者，止《杂卦》。景迂云：‘张弧伪作。’”[14]这是利用史志书目记载，然后佐以他人之说，断其为依托古人的伪作。像这种情况，全书涉及有几十种之多，此处不再详引。 总之，《读书志》是承续《崇文总目》的重要目录学著作，虽不得称现存最早的提要目录，但却是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私家提要目录，《总目》是官修，它为私著，最能代表宋代的目录学成就。尤其是它的开创之功，实不可没，其提要更是考订博洽，极富参考价值，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重视。南宋的另一位目录学家陈振孙就盛赞“其所发明，有足观者”，他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仿《读书志》而作的。宋元之际，文献学家王应麟在他的《困学纪闻》、《汉艺文志考证》、《玉海》等著作中也大量征引了《读书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撮录晁、陈二人之书及《崇文总目》而成的。迨至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直接和间接采用《读书志》者，多达300馀条，有些甚至是全部照录而成篇的。且由汉宋迄明清，目录之有解题式提要而得以保存至今者，除《崇文总目》及《读书志》外，仅陈氏《解题》、王氏《玉海》及清代《四库提要》，《崇文总目》经绍兴改定之后即不为完书，故陈氏以下多祖述或取资于《读书志》。由此可见，《读书志》在目录学史著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诚如清人钱泰吉所称，为“宋以来著录家之首”[15]。 三 第一部著录版本的目录《遂初堂书目》 大约是孝宗、光宗之间，南宋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尤袤，将抄录收藏的图书“汇而目之”，编成《遂初堂书目》1卷。 尤袤(1124~1193)，字延之，号遂初、益斋，常州无锡人。尤氏喜爱抄书藏书，毛 南宋另一藏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称“遂初堂藏书为近世之冠”。可惜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堂遭火劫，藏书尽毁，仅有《书目》1卷传世。 《遂初堂书目》1卷，总计著录图书3 232种，是为尤氏藏书的全部。今人李万健先生据以将尤氏藏书特色概括为“四多”：抄本多，善本多，史书多，法书多，并指出此四多亦《书目》收书之特色[17]，所言甚是，此处存而不论。 《书目》虽未标经、史、子、集之名，但实际上是按四部分类，诚如毛 纵观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到两个最重要的特点。首先，根据文献的实际情况，采用从总到分的科学设类原则，增设、创立新的类目，以反映学术流变情况。如经部“经总”一类，不见于《汉志》、《隋志》，《旧唐书》、《新唐书》虽有类拟的“经解”一类，但为《崇文总目》所弃，《遂初堂书目》创设“经总”类，置于经部之首，收列综合性经书，符合图书分类学上从总到分的设类原则。史部则根据堂中收藏的九百馀部史书，尤其是有关宋代的史书达二百八十馀部的实际情况，创设“国史”、“本朝杂史”、“本朝故事”、“本朝杂传”四个类目，以著录当代史籍。其收藏特点和因文献而设类目的原则精神皆得以显现，这种类目设置和分类思想上的创新之举，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子部中，“谱录”一类为前世书目所无，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加以赞扬，称：“其子部别立谱录一门，以收香谱、石谱、蟹录之无类可附者，为例最善。”[19]集部“章奏”一类，亦为尤氏所创，以纪历代臣属奏议文书，《四库全书总目》则加继承，惟改名“诏令奏议”而移入史部。 《书目》分类的另一大特点是，根据情况合并近似各类，形成类组。如经部中，在“论语”类中，附入“孝经”、“孟子”，在子部中有“杂家”兼收法、名、墨、纵横家等书目常设之类目。更典型的是在子部“术家类”中再分天文、历仪、五行、阴阳、卜筮、形势等6目，既是同类集合，又使分类向更细密的方向发展。虽然《遂初堂书目》在著录时没有分段标示天文、历仪等名，但它仍不失为目录学史上创设三级类目的一种有益尝试，值得肯定。 《遂初堂书目》著录内容，一般只有书名一项，过于简单，历来为目录学家尤其是重视解题之目录学家所轻。但细检其书，仍有其可取之处。一是在书名之前，间有加注作者、作者时代或著作方式者，如“经部周易类”中有《张弼易传》、《张弼解卜子夏易传》、《卜子夏易传》、《唐陆希声易传》等，使读者在书名之外，还了解到作者和著作本身的一些情况。二是在书名之前著录版本，如“史部正史类”有《前汉书》一书4种版本：川本、吉州本、越州本、湖北本，“杂史类”《战国策》书名下也著录有“旧杭本”、“遂初先生手校”、“姚氏”、“鲍氏补注”等四种版本。凡此种种，皆著录图书的版本情况，有功于版本目录学的发展。 对《书目》“一书而兼载数本，以资互考”的做法，近代著名藏书家、古文献学家叶德辉曾大加赞赏，称：“自南宋镂版兴，于是兼言版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20]现代目录学家姚名达也称：“自南宋初尤袤撰《遂初堂书目》，往往一书而兼载数本，谈版本者宗焉。”[21]虽然，我们不能认定尤氏之前没有谈图书版本之书目，但书中比较多地记载版本且能流传于今者，首推《遂初堂书目》，论者皆称之为第一部版本目录学著作。 据统计，全书著录版本的图书为五十馀种[22]，虽不及所收书总数的2%，但已属难能可贵之创举。《遂初堂书目》收录版本情况的书，大多集中在经、史二部，子部有若干种，集部则不见著录。多收经史著作异本，此则从侧面反映了尤袤对学术主流的重视。至于书中著录版本的情况，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以时代分，有旧杭本、杭本、旧监本、旧本等，如旧杭本《三国志》、杭本《易》、旧监本《论语》、旧本《郑州图经》。二是以刻本地域分，有京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池州本、杭本、湖北本、川本等，如京本《毛诗》、江西本《九经》、杭本《公羊传》、川本《史记》、严州本《史记》、吉州本《前汉书》、越州本《前汉书》、湖北本《前汉书》、池州本《山海经》等。三是以刻版行款分，有川大字本、川小字本等，如川本小字《旧唐书》、川本大字《资治通鉴》。四是以刻书者身份分，有秘阁本、监本等，如秘阁本《山海经》、旧监本《许氏说文》。五是以图书文字内容有无变化分，有重修本、旧本、新修本等，如旧本《杭州图经》、旧《越州图经》、新修《绍兴图经》、《武经总要》、重修《武经总要》。六是以抄印墨色分，有朱墨本、金银字本等，如朱墨本《神宗实录》、金银字《傅大士颂》。除了国内各种版本的图书之外，还著录了高丽本《尚书》1部，反映当年印刷技术国际交流的情况。另有“遂初先生手校”《战国策》1部，记录了尤氏校雠图书的实况，亦值得记述。 尤氏在《书目》中记录的不同版本的图书几乎已不得再现于今世了，但其意义则不得小视，它对书史、印刷史、文化史等的研究皆具有参考价值。如朱墨两色、高丽版本对研究印刷技术的进步、传播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交流；刻书之地涉及今河南、浙江、江西、安徽、湖北、四川等地，由此而揭示的北宋和两宋之际印刷业分布和区域文化发展的情况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显示出《书目》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四 “考证之所必资”的私家目录《直斋书录解题》 大约是理宗淳祐年间(公元1241~1252年)[23]，南宋后期藏书最多的陈振孙最后完成了其录写所藏各书题解的工作，命名为《直斋书录解题》。 陈振孙(约1183~1261)，原名瑗，字伯玉，号直斋，因避理宗皇帝讳，改名振孙，安吉州(今浙江湖州人)。历任南县令、兴化军通判、台州知州权兼浙东提举常平盐茶事、嘉兴府知府、浙西提举等地方官，所至皆传抄收购书籍。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任国子监司业，后官至侍郎，又得以博览馆阁秘籍及公卿大吏私藏之书，并最终完成目录学巨著《直斋书录解题》。 《解题》原来56卷，明代即已失传，仅有元明旧抄残本传世。今传本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得，编为22卷，与残本相比较，得知所收书部数、卷数等内容是一致的，惟卷帙不同。22卷本除被收入《四库全书》外，又被刻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徐小蛮、顾美华据聚珍版点校的22卷本。 22卷本《解题》按四部分类，经部有易、书、诗、礼、春秋、孝经、语孟、谶纬、经解、小学等10类，史部有正史、别史、编年、起居注、诏令、伪史、杂史、典故、职官、礼注、时令、传记、法令、谱牒、目录、地理等16类，子部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神仙、释氏、兵书、历家、阴阳家、卜筮、形法、医书、音乐、杂艺、类书等20类，集部有楚辞、总集、别集、诗集、歌词、章奏、文史等7类，共计53类。其创新或有所突破之处，经部设“语孟类”，既适应《孟子》入经地位提高并成为科举考试科目之现实，又开后世“四书类”之先河，影响深远。史部从起居注中分出“诏令类”，使此类书由“帝王一己之集”变为研究一代历史的重要资料，突出其价值。子部设“音乐类”，既使乐经有别于民间音乐，又使民间音乐得一席之地，处理得当。集部设立诗集、歌词以记词学之盛，亦有可取之处。总之，有关类目的设置与分合，都是根据学术源流和所收图书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对此，《解题》都写了小序加以说明，现在保存下来的小序尚有语孟、起居注、小学、农家、阴阳家、时令、音乐、诗集、章奏等9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增创类目的内容、范围及类目演变的情况。 《解题》著录图书3096部，51180卷。这个数字不仅超过了宋代及其以前的任何一家私人藏书，而且与当时的政府藏书相比也未见逊色。如稍早的《郡斋读书志》著录藏书一千四百馀部二万四千馀卷，还不到《解题》的一半。北宋政府编制的《崇文总目》，著录图书30669卷，南宋政府编制的《中兴馆阁书目》收书也只有44486卷，加上《中兴馆阁续书目》所书14943卷，才比《解题》多八千多卷。由此可知，从藏量上讲，陈氏家藏已差不多抵得上政府秘藏了，而《解题》收录的许多珍本、善本书，则往往不见于国家书目之中。 著录方法上，《解题》远承刘向、刘歆父子“提要”之传统，近仿晁氏《读书志》，对一书的卷帙多少，撰著人的官职仕历及其学术渊源，图书的版本类别等都加以评述介绍，虽不得谓创新，但直接用“解题”为书名，却开目录学著作之先例。解题的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类归为六：详著版本；揭示图书内容，辨析学术源流；品评图书价值，判别优劣；评论人物，介绍作者；记载成书缘由，包括撰著时间、经过及选材等；介绍得书经过，以明收藏缘由[24]。《解题》是仿《读书志》而作的目录著作，这些特点我们在前面大多已经谈到，这里就不再详述了。惟有关图书版本的著录情况，有作进一步说明的必要。 把传统的目录学和新兴的版本学结合起来，关注图书版本的源流与优劣，细述书之款式、版刻、抄本内容特点、拓本特色等，是《解题》的特点。如《九经字样》称：“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25]介绍得书经过、刻书时间、地点，并点明其在家藏中的地位。《高氏小史》称：“唐殿中丞高峻撰。本书六十卷，其子迥分为一百二十，盖钞节历代史也。司马温公尝称其书，使学者观之。今案《国史志》凡一百九卷，目录一卷。《中兴书目》一百二十卷，止于文宗。今本多十卷，直到唐末。峻，元和人，则其书当止于德、顺之间。迥之所序，但云分六十卷为百二十，取其便易而已，初未尝有所增加也。其止于文宗及唐末者，殆皆后人传益之，非高氏本书。此书旧有杭本，今本用厚纸装?夹面，写多错误，俟求杭本校之。”[26]将图书版本源流、书本款式、优劣记述得很清楚，并注明当求善本以校其书。凡抄本书，多记抄自何家、何本，以明版本源流，如《造化权舆》称：“余求之久不获。己亥岁，从吴门天庆《道藏》中借录。”[27]凡拓本则记其来由甚详。如《御注孝经》称：“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学，御分八书……号为《石台孝经》。乾道中，蔡洸知镇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学宫，云欧公《集古录》无之，岂偶未之见耶？家有此刻，为四大轴，以为书阁之镇。”[28]凡此，有关版本的著述，言简意赅，堪称版本目录撰述之典范。约而论之，南宋诸家目录都涉及版本，但比较而言，各有特点：若言著录版本之始，可推晁公武《读书志》；若论开版本目录学之先河，则为尤袤之《遂初堂书目》；若论把目录学和版本学结合起来，则是陈氏《解题》之功。 总之，《解题》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二部私家提要体目录，承《读书志》之绪而又更加精详，在图书分类体系、编目著录方法以及解题内容等各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贡献，在目录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可以与《读书志》“同为目录之冠”[29]。至于清人张宗泰称其“叙述诸书源流，州分部居，议论明切，为藏书家著录之准”[30]，《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31]。这些评价，至今仍可视为不刊之论。 注释： [1]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目录类序》，见卢光明、邓洪波、彭明哲整理本第1128页，中华书局，1997年。以下所引《四库全书总目》，皆为中华书局整理本。 [2]《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第2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通志》卷六六《艺文略四》第78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十通本。 [4]钱侗：《崇文总目辑释》卷首《辑释小引》。又据其《附录·附录全书简明目录》称，四库馆所定之《崇文总目》只收有原叙27篇，原释217条，引证21条，远少于钱氏所辑。 [5]《崇文总目》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4册，第61页。 [6]同上，第674册，第60页。 [7]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前言第2页，附录四第1363-13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8]《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七，第810页。 [9]《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四，第611页。 [10]《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第43页。 [11]《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三，第124页。 [12]《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第411页。 [13]《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一，第457页。 [14]《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第10页。 [15]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下《昭德文集》条。 [16]毛 [17]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第75-7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4本《遂初堂书目》第437页。 [19]《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一第1131页，中华书局，1997年。 [20]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古今藏书家纪版本》。 [21]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术》第393页，上海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本。 [22]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第79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3]《直斋书录解题》的成书年代，用陈乐素之说，见1946年11月20日《大公报·文史周刊》所载《〈直斋书录解题〉作者陈振孙》。以下陈氏改名及仕历皆取其说。 [24]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第86-89页。 [2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第81页。 [2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第109页。 [2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第306页。 [28]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第70页。 [29]汪士钟：《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跋》。 [30]张宗泰：《所学集》卷六《跋振孙书录解题》。 [3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1132页，中华书局，1997年。 [作者简介]汪新华(1966- )，男，湖北崇阳人，湖南大学师资办工程师。湖南大学人事处，湖南长沙 410082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月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